“如果德意志大家庭——或者说德国人民需要克服一时的困难，那么，勤俭的家庭主妇们都知道应当怎么做，在购物时，她们会从集体利益出发！”
——1936年，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
赫斯接下来阐述了“勤俭的家庭主妇”应当如何消费：“她们不会抢购稀缺品，而是去购买供应充足的食材，精心烹调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大人孩子都喜欢。好主妇不会因为一时买不到四分之一磅猪肉而垂头丧气！”
食品是第三帝国的关键问题之一：从1933年掌权以来，纳粹一直想方设法地管住地里生长的作物，还有餐桌上摆放的食物，从而实现自给自足——“一战”时期的教训刻骨铭心，德国土豆歉收，协约国海军封锁了港口，无法进口食品，食品供应一下子减少了三分之一，一场饥荒席卷全德。在饥饿、寒冷和流行疾病的共同作用下，德国战争经济走向崩溃。
为了摆脱对进口食品的依赖，纳粹政府一方面着手提升食品产量，一方面对食品生产实施严格控制，并通过宣传和引导手段改变德国人的饮食习惯。橙子一类的进口水果逐渐从市场上绝迹，需要进口饲料来生产的畜产品——如肉类和黄油等，产量也会削减。
“二战”初期的一家德国肉店，这时候供应还算充足。
1936年，纳粹德国的“经济沙皇”赫尔曼·戈林开始推行4年计划，这是一系列将资源集中到战争部门的经济措施，从而快速扩充武力，实现速战速决，称霸欧洲。戈林在讲话中抛出了“枪炮使人强壮，黄油令人发胖”的名言，他的经济措施后来被人称为“大炮换黄油”政策。
黄油令人发胖……
“大炮换黄油”政策证明德国的食品已经出现了供应不足的迹象。虽然鱼、卷心菜和土豆销量有所增加，但黄油真的被拿去换大炮了——到了这一年冬天，只有食杂店老板的熟人才能买到真正的动物黄油，而其他顾客只能买到劣质的植物黄油。纳粹政府开始推广廉价的酪浆、白奶酪（都是乳制品副产品），用于替代各种乳制品。
纳粹动用宣传体系，将改变饮食习惯，消费代用品的行为上升到爱国高度。后来，咖啡也供不应求了，这时候戈培尔又出来反向带货：“在咖啡稀缺的时候，得体的做法是减少饮用，或是完全戒掉咖啡。”报刊媒体也对消费精致食物的做法提出批评和讽刺，1938年9月的一篇报纸社论是这样说的：“有些人所谓的饥饿，只是不能随时买到夹着发泡奶油的法式面包而已。”
德国的家庭主妇是购物和烹饪的主力军，纳粹政府发起了一场针对妇女的大规模教育运动，教导她们如何“正确购物”，以及如何在食物供应不足时做出一桌虚假繁荣的佳肴。那些不知道如何挑选代用品的，还有不善于处理保存食物的主妇们需要到妇女联盟（NS-Frauenschaft）人民与家庭经济分部指导中心“补课”，这样的中心在全国一共设立了140多个。
正在削苹果的妇女联盟成员。
主妇们可以在指导中心领取营养学和家政方面的书籍，也可以观看《万能的白奶酪》、《婴儿的营养》一类科教片。指导中心发放了大量指导手册，仅在1938年，就有180万人次妇女参加了中心烹饪课程。这些宣传活动和组织的规模之庞大表明了纳粹对控制食品消费需求的坚决态度。
然而，食品问题不仅关乎经济，它也同时关乎国家强大——第三帝国的子民需要吃饱喝足，强健身体，这样国家才会强大。
1937年，纳粹当局开始限制漂白面粉的供应，同时开展围绕全麦面包的宣传活动。与用漂白面粉烤制的面包相比，全麦面包的健康效益备受赞扬，被称为“爱国主食”、“人民面包”。1939年时，全德国只有2400家面包房供应“人民面包”，到了1943年，这一数字急剧膨胀到2.7万余家。
在1935年纽伦堡大会上的讲话中，希特勒曾经这样说，在以前，“能畅饮啤酒、烈酒而不醉的人才算得上地道的德国人。”纵酒豪饮不利于人民健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纳粹当局不再鼓励消费酒精饮料，并将饮酒与堕落划等号。从那之后，果汁的产量提高了五倍。在1938年，一种不含酒精的甜苹果汁被正式指定为“国民饮料”。
指导德国人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只是一方面，纳粹还创造了某种仪式来配合官方指定的“人民”菜肴，同时将食物短缺的负担转嫁给了人民。
德意志民族的传统食品“一锅烩（Eintopf）”以各类蔬菜、豆子、土豆为主料，也可以加入少量肉类，并没有一定之规，是一种做法粗糙的，廉价的家常菜。纳粹党在1933年将“一锅烩”指定为“为国贡献餐”，并将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定为“一锅烩星期日（Eintopf Sonntag）”。在这一天，德国家庭放弃传统的烤肉，用各种剩菜炖作一锅，然后把节省下来的钱捐给国立的慈善“冬赈”组织。
“一锅烩星期日”的宣传海报，标题是“帮助一位饥饿的德国同胞。”
“一锅烩星期日”所得款项会被用于冬季赈济，这些德国穷人吃的也是“一锅烩”。
一个德国家庭正在分享“一锅烩”。
“一锅烩星期日”是一个典型的人造习俗，旨在通过向国家捐出一餐之花费，来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了树立榜样，纳粹高官在这一天也需要和家人朋友们共享“一锅烩”，并请来摄影师到场拍摄。然而，当摄影师不在场时，这些两面三刀的家伙都不愿意按照自己订立的规矩来委屈自己的嘴。
希特勒等人在为“一锅烩星期日”示范。
戈林是豪华餐厅的常客，他尤其喜欢柏林的霍希尔餐厅，这家伙一顿饭的花费就抵得上一个普通德国家庭一周的口粮。戈培尔试图为纳粹高官树立克己奉公的良好形象，但戈林奢侈的生活方式和铺展浪费的行为都在不停地为戈培尔拖后腿。
柏林霍希尔餐厅。
许多纳粹党政要员行为腐败，他们滥用职权，来享受奢侈品和美食，即便在战况紧急时也是如此。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就曾经收受贿赂，其中包括火腿、鹿肉、黄油、脂肪、家禽、巧克力、茶和可可等配给范围之外的食品。
食品政策为德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有钱人和富裕中产人士可以无视那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建议，想吃什么买什么，甚至还可以继续买到奢侈品。而等待着普通人家的则是没完没了的“一锅烩”，还有花样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土豆菜谱。
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食品供应状况不断恶化，纳粹当局全面推行配给制度，同时加大了宣传力度。按理说，每个人都应该为国家做出同样的牺牲，但不公却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不出所料，犹太人、外籍劳工和战俘的待遇肯定好不到哪儿去。普通德国家庭主妇如果没有在做饭时考虑“国家利益”，就会被贴上“自私”的标签。当然，达官贵人们依旧我行我素。
斯特拉斯堡市民家庭1944年11月的鸡蛋供应券，就在这个月末，这座城市被盟军解放了。
到了1941年，德国妇女杂志充满了“与时俱进”的食谱，例如花椰菜汤，各种全素版本的“一锅烩”，还有各种如何采集保存野果野菜，如何自己种菜的“生活小窍门”。除了继续宣传代用品的好处之外，当局还鼓励妇女们种菜，腌制保存水果，采集草药。而孩子们的任务则是去野外收集玫瑰果、蒲公英等野生植物，回家制作“德国茶”。
随着食物供应短缺加剧，人们用各种野生植物和谷物替代了茶和咖啡，麦芽咖啡，还有燕麦茶都非常受欢迎。胆子大的主妇还是愿意去黑市上碰碰运气，如果肯花高价，还是有概率换到些真正的咖啡回来——在20世纪40年代初，一磅烘焙咖啡售价高达40马克，而十年前只需1.80马克。
二战时期德国代用咖啡包装。
战争对德国农业造成了极为沉重的压力。猪肉的供应在1941年末-1942年初的时候出现短缺，法兰克福、科隆和柏林的土豆也不够吃了。虽然谷物丰收一直保持到1943年，但军队的扩张、还有大量外籍劳工的引入对德国农业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稳定工业生产，纳粹当局动用数以百万计的，来自整个欧洲的外籍劳工支援农业。
1942年，面包、肉类和脂肪的配给都被削减了，第二年又再次减少。到了1943年底，1944年初，相较于开战之初，德国人吃的面包少了20%，肉少了60%，脂肪少了40%。老百姓怨声载道，但也没什么办法。
1942年德国富尔特市的“一锅烩星期日”活动，有许多衣着体面的妇女参加，画面最右甚至还有一位休假军人。
在纳粹看来，饥饿是一种可以用来对付敌人和“劣等民族”的武器。纳粹虽然乐于让集中营里的囚犯挨饿，但他们渴望一部分人口，尤其是为德国而战的士兵、产业工人和孕妇，能够有足够的食物。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德国的农民已经超负荷了，无法提供所需的大量食物。因此，有必要寻求解决食品赤字的途径，赫尔曼·戈林坚持认为，应该把饥饿 “出口”到第三帝国以外的地方。
为此，农业和粮食部长赫伯特·巴克（Herbert Backe）提出了“饥饿计划”。这个计划旨在从占领区尽可能多地搜刮食物，以占领区原住民挨饿为代价，供养德国军队和平民。
这个计划直接促成希特勒做出与苏联开战的决定，占领区的食物被运回德国，德国人变得更加拥护这场不义之战——纳粹“生存空间”理论的基础就是土地和农业，占据更多领土就意味着更多的食品供应。在1941年到1943年期间，纳粹德国从占领区掠夺了32.5万吨食用油脂、270万吨土豆和700万吨谷物，代价是数百万受害者死于饥饿。
正在杀牛的东线德军。
1933年，帝国粮食协会（Reichsnährstand）成立，以规范德国的粮食生产，甚至向农民提供补贴，以确保实现自给自足。但农民们却不甘于受制于人——他们没有把农产品交给国家收购，还故意不去为家畜进行登记，然后在黑市上高价出售。肉铺在卖肉时会偷斤短两，“克扣”下来的肉也流进了黑市。
希特勒青年团的小伙子们正在把一车活鹅拖往市场贩卖。
食品短缺推动人们利用金钱和人脉来规避配给制度，有人把这做成了一门生意，但大多数人只是想在配额之外再多弄点吃的。商店老板从事着非法的“鬼门交易”，政府对囤积、易货和投机倒把实施严打，但黑市却一直在蓬勃发展，最终成为了战时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钱人和纳粹官员都是黑市上的常客，而穷人往往买不起黑市商品。纳粹当局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监控黑市活动，所以黑市交易一直猖獗，很难对参与者进行定罪和起诉。另一方面，谁都不愿意去招惹参与黑市交易的大小官员，给自己平添麻烦。
1943年秋季，妇女杂志上面的食谱开始变得单调起来，刊载数量减少，篇幅亦有缩水，这是因为限量供应的食物种类越来越多。已经无法在烹饪时大量使用脂肪和鸡蛋，所以出现了“假芝士蛋糕”和“假蟹肉汤”这种哄骗肚子的货色。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大家就只能用卷心菜和土豆凑合填饱肚子了。在柏林这种大城市，食物短缺尤其严重，以至于柏林市民被迫用荨麻叶和甜菜叶代替蔬菜。在买不到肉的时候，他们就用萝卜、土豆、扁豆和白菜代替肉类，搓成丸子吃。
战争期间的主妇们时刻都在操心下一顿饭怎么办，她们要冒着空袭的危险去排队购买和领取食物，一排就是大半天。有些主妇在院子里开辟了“胜利花园”，种植水果蔬菜，饲养家禽，为自己和家人补充营养。还有一些主妇囤积生活用品，偷运到乡下换取食物，例如用肥皂和儿童玩具来和农民交换牛奶和蔬菜。
排大队购买食物的柏林妇女，1941年。
乡下则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在1944-45年间，德国市民已经要忍饥挨饿，但乡下的食物储备仍然十分充裕。一个地位显赫的德国女士在日记中写道，1944年3月，她在乡下朋友的庄园里吃到了新鲜奶油和桃子，第二个月，朋友又款待她吃了丰盛的午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隆的一位家庭主妇愤怒地抱怨杂货店把东西都卖给熟人，留给普通顾客的很少。她说：“当时库存紧张，店主不卖给我卷心菜，甚至连土豆都不愿意出售。”
纳粹的食品管制政策确实起到了抑制消费和改变人民生活习惯的作用，支持了战争经济，并通过掠夺的方式，让德国本土成功躲过了又一次战争饥荒。但它并没有缓解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现象，还让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加深了社会矛盾。在纳粹统治时期，无论是食品，还是休闲，还是健康，还是家庭，都不是纯粹的私人事务，而是纳粹用来加强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