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兴北伐：战前就知道失败的战事，因宋高宗禅位，宋朝优势化劣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金海陵王南侵失败，南宋收复了两淮、河南大部，形势甚有利于宋军。新任判建康府张浚路过采石，犒赏了李显忠的防江部队。

南宋士兵此时见到主张抗金的代表人物张浚，“以为从天而下”，士气大振。

1、宋高宗的成见

张浚到建康府后，即上书请高宗御驾亲临建康前线，激励将士。

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高宗至建康府，张浚迎拜于道旁。张浚在长年闲置后，高宗因迫于形势重新加以任用，但高宗对张浚的成见依旧颇深。

然而张浚此番重新出山后，处事不军，风采依然，而此时主战派元老大臣大多亡故，另一元老级大将刘锜也刚刚病逝，张浚遂成为抗金派的希望所在，赢得了朝野的广泛尊敬，“皆倚以为重”，连高宗的卫士也都自动行礼。

可在月底，高宗却任命杨存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全面负责前方军务，以虞允文为副使。

希望张浚主持军务的朝野军民大失所望，给事中金安节、中书舍人刘珙依据宋朝制度缴问任命状，指出：

“杨存中不堪此任，应托付虞允文负责。若陛下以为虞允文难以独当此重任，则请别择重臣，以付盛举。”

高宗大怒，认为是专替张浚说话，只是改任虞允文为川陕宣谕使，两淮战略要地仍由杨存中负责，而拒不重任张浚。

此时传来金朝已派出使臣，前来江南告知金世宗即位的消息，高宗针对有些官员提出的拒绝金使入境的建议，坚持道：今若拒之，则未测来意，有碍交好。”

其实高宗内心主张乘胜求和，他曾私下对大臣说：“朕料此事终归于和。”

并无耻的宣称：“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耻。”仍然甘愿作为金的附庸。

但是此时抗金舆论高涨，人心所系，如江南东路转运判官李若川、柳大节说：

“完颜亮被杀，金多内乱，时不可失，请陛下召集诸大帅共议国事，诸路并进，恢复中原，一举灭金。”

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官洪适建议：

“密传檄文，号令中原义军各取州县，等待机会恢复失地，势如破竹。”

高宗虽对此议论不屑一顾，但一时也不便公然宣扬继续投降、对金称臣的主张，便以接待金朝来使为名，离开主战言论甚盛的建康府，回到临安府。

对此，御史吴芾上书谏劝说：

“建康可以控带襄汉，经略两淮，陛下宜留此，以系中原之望。若还临安，则西北之势不能相从矣。”

高宗回临安，就是为了向金表态，自己已无收复中原之奢望，以坚金人和议之心，因此对吴芾的劝说自不会加以理睬。

二月，高宗离开建康，临行前，假意向张浚表示倚重之态：“卿在此，朕无北顾忧矣！”

但高宗之用心，路人皆知，故有人劝张浚赶快辞职避祸，张浚却认为自己身为朝廷重臣，一时人心以其去就为安危所系，不敢辞去。

但高宗既至临安，那些主张屈己称臣议和的议论便日盛。

2、宋金艰难的议和

金世宗虽已即位，但支持海陵王的势力并未完全消灭，持观望的官吏也复不少，而塞外等地的契丹、汉族农牧民起义此起彼伏，日趋激烈，两河地区的反金义军活动也日趋活跃，规模也日增，占据大名的义军首领王友直自称河北等路安抚制置使，有众数万，用宋年号，被宋廷任命为忠义都统制；山东人耿京占据东平府，自称东平节度使，派掌书记辛弃疾到临安与南宋相联络，被宋廷任命为知东平府，金朝内部由此一片动乱。

金世宗为了稳定其统治，便力争各族贵族大臣的支持，通过采取兼容并包的策路，较为顺利地建立起统治核心集团。

同时，金世宗面对军事上的不利局面，对内一方面将从各地征召而来、随海陵王南征的数十万步军，除咸平、济州两军入屯燕京外，其余一概遣放回家，从事生产，安抚民心，另一方面派大军对各地起义军以及两河忠义民兵山水寨进行围攻，以瓦解、消灭之；对外一面将金军略为北撤，派都元帅完颜晏经略山东边事，向宋作出无意南侵、发动新一轮攻势的姿态，同时遣元帅府左监军高忠建为使臣出使南宋以求和，至少达到迟缓南宋北征部署、为金朝赢得安定内部的宝贵时间的目的。

三月，金使到达临安。宰相陈康伯不顾高宗的反对，强硬地要求金使以对等的“敌国”之礼对待南宋君臣，此为南宋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一时朝野军民大为扬眉吐气。

四月，宋廷商议回遣议和使臣，并贺金世宗即位。

有朝官指出：

“严遣使之命，正敌国之礼，彼若不从，则有战耳！如此则中国（南宋）之威可以复振。”

高宗虽对此强硬态度甚有保留，但在此也只得表示赞同，并为其过去一意出己乞和行径寻找借口说：

“昔日讲和，本为梓宫、太后，虽屈己卑辞，有所不惮。今彼无名南侵，两国之盟已绝，宜正名则境，朝仪、岁币之事，当先定之。”

但暗地里却悄悄地交给出使金国的使臣洪迈一封密信说：

“河南祖宗陵寝隔绝三十年，不得以时洒扫祭礼，心实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见归，必欲居尊如故，朕复屈己，亦何所惜！”

此信透露出高宗的真实想法。

金朝主动向南宋求和，也是出于不得已，然而让他们归回河南七地，是宋高宗的一厢情愿。洪迈到燕京，金接待使见国书格式与旧不同，便強令洪迈在国书中添上“陪臣”二字，并在朝见金帝时行臣礼，洪迈坚持不同意，被金人关锁三天，“水浆不通”，但洪迈仍未屈服，金朝此时国力不及昔日，内部未宁，对此也无可奈何，便将他遣还。

与洪迈在敌国中大义凛然、拒不屈膝称臣相呼应，宋廷中要求乘胜恢复失地的呼声，在宰相陈康伯的主持下，大为高涨。不料此时南宋王朝内出现了一件大事，吸引了全体军民的关注，迫使北伐之事缓行。这就是高宗决定禅让退位，将政权交给养子赵玮。

3、宋高宗禅让之谜

高宗于五月二十八日忽然下诏宣布立养子建王赵玮(原名赵瑗，绍兴三十年改名)为皇太子，改名昚，明确表示其欲禅让之意。六月九日，高宗正式下诏内禅，在做了36年皇帝后，传位皇太子，自己称太上皇帝，退居德寿宫颐养天年，是年56岁。

在高宗之前，唐玄宗、宋徽宗也曾作出内禅为太上皇的决定，但他俩都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其处境与高宗年未过花甲、国事权威正处于复振的大好时机极为不同，同时徽宗、钦宗已死，未有“徽、钦既返，此身何属”的忧患，且有威望的大将重臣大都凋谢，也无武将战功卓越而出现尾大不掉之虑，如乘胜破敌复仇，对他来说，应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然而高宗却在十分短暂的时间内作出禅位的决定。

对此原因，人们颇为困惑。有人认为海陵王的南侵，宣告了高宗君臣屈己乞和政策的破产，而高宗在金兵败归后，想称臣求地而不得，再次宣告其求和幻想之破灭，故在朝野一片抗金舆论中，其统治难以为继，只得传位了事。

此说实属似是而非。

严格说来，高宗如要一意孤行，委曲乞和，虽有阻力，但从朝野形势上分析，绝对不可能大于当年议和时所遇到的反对浪潮，彼时天子能不惜宠信奸佞、滥杀大将，现在反而畏避舆论，自求退位，其理由实难取信于人。

另有一种说法，称高宗此举是宰相陈康伯施加压力的结果。此说也不合情理。此时高宗的声望虽然因其决意屈己称臣而有很大程度上的下降，但与宣和末年徽宗禅位时的情形还是有很大差异，其权位依然不容动摇，陈康伯是一个聪明人，不会出此下策，就是陈康伯有心逼宫，极富心机和权术的高宗也不会轻易答应就范。

所以，其原因只能从高宗的懦弱本性中去寻找。

宋朝中兴天子对金兵的恐惧早已融入骨髓之中，虽然此时金朝国力较前大为下降，但这并未使高宗的恐金心理有所减轻。

因此，与金作战，胜负都是高宗所担忧的，战败固然会使其苦心经营的偏安江南局面付之东流，战胜也使他担心会遭到金朝更大规模的报复而终归于败亡，而直捣黄龙、灭金朝之类事情，中兴天子是根本不予想象的。

这就是高宗一生不管胜负都极力主和的内在原因。自绍兴十一年和议成功以来，高宗已经安居20余年，雍容释负、退养康宁，而非忧勤万务、宵衣旰食，已成为其不变的习惯，故他对于此时朝政繁杂、异议纷纷的局面颇为厌烦，而愿学其父退位禅让，撒手庶务，颐养天年。洪迈之兄洪遵代高宗起草的禅位诏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其思欲释去重负“以介眉寿”，倒颇真实地反映了天子此时的心态。

六月十一日，内禅典礼一结束，高宗便驾往德寿宫，悠游逍遥，平安地度过了26年太上皇帝生涯后，于1187年（孝宗淳熙十四年)走完其曲折而时有屈辱的人生旅程，享年81岁，为整个宋朝皇帝中年寿最高者。

倘若他不禅位，他在位时间达62年，可能成为中国历代皇帝之最。

4、宋孝宗的上位历程

高宗无子，在皇宫内抚养了赵瑗与赵璩两个养子，欲通过观察，比较来挑选1人为后嗣。年事渐长的兄弟俩也逐渐知道彼此之间，处于互相竞争皇储的地位，难能在大臣中建立威望，尤其是博得高宗的欢心，谁就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这竞争过程中，赵瑗做得较为成功：

首先在日常生活中，对父皇的起居饮食，未尝离膝下，表现出极尽孝心；其次远离声色玩好之事，律己颇严，平日潜心于攻读经史；其三对左右之人能宽恕相待，对百姓疾苦表示同情。

由此，赵瑗赢得了朝中大臣的好感，也颇得高宗的欢心。但他“英明雄伟”的言行，对权相秦桧的擅权是一大妨碍，因而遭到秦桧的嫉恨。

绍兴二十四年，秦桧私自派兵前往衢州镇压民众武装起义，赵瑗在入侍天子时上奏了此事。

高宗质问秦桧，秦桧以“此事不足烦圣虑，故不敢奏闻”为由进行敷衍诡辩，一退朝便追查奏闻此事者，当得知是赵瑗所为时，竟扣去赵瑗薪俸200缗以示警告。

此后秦桧有援立赵璩为皇嗣的企图，但不久因其病亡而未果。高宗虽然较属意于赵瑗，但一直未能定策。

据史书记载，有一天高宗忽然各赐10名宫女给赵瑗兄弟俩，赵瑗的老师史浩告诫赵瑗道，这是皇上对两兄弟的考察，要赵瑗好自为之，赵瑗点头称是。

数日后，高宗果然将所赐的宫女召还，发现赐给赵璩的皆已破身，而赐给赵瑗的却依然处子,由此对两兄弟的优劣有了进一步的判断，故于绍兴三十年二月立赵瑗为皇子，以赵璩为皇侄，使两人在名分上有了区别。

至此，入宫已长达32年之久的赵瑗才登上了帝位，是为宋孝宗。

5、宋孝宗的和与战

孝宗在为太子时，就积极主张抗金。他即位后，随即起用因反对乞和而被贬的胡铨为知饶州。

七月，孝宗召见判建康府张浚，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赖惟公。”

张浚大力陈说主和言论的错误，劝孝宗坚持进取。孝宗任命张浚为少傅、江淮宣抚使，封魏国公，统一指挥两淮军事。随后孝宗又遣参知政事汪澈督师湖北、京西，命四川宣抚使吴璘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为北征作准备。

同时，孝宗义下诏追复因坚持抗金而被冤杀的岳飞、岳云的官爵，录用岳飞子孙为官。岳飞父子被冤杀，引起人们长久的怀念和不平，至此主战派官员和太学生纷纷上书为岳飞讼冤。孝宗甫即位，就下诏起用张浚、追复岳飞，以表示其抗金的决心，由此朝野舆论为之一振。

但高宗在退位前夕，撤销了为抗金而设立的军事机构两淮、荆湖三个招讨宣抚司，给孝宗留下一个趋和的政局，而且出任参知政事的史浩，在孝宗为东宫太子时曾为孝宗的老师，其言论对孝宗影响颇大。

史浩是一个主张持重缓进的人，对张浚的抗金部署甚不赞同。

于是孝宗对是和是战的决策，颇为举棋不定，甚至幻想通过遣使交涉来取得平等的地位，遂不顾张浚的反对，听从史浩的建议，派使臣去金朝通报其即位之事。

然而因金朝坚持以旧的屈辱条件，来对待宋使而被迫退回。

此时，四川吴璘在反击金军来犯后，一举收复了秦凤、熙河、永兴三路。金军为夺回被宋军攻占的州县，便以重兵扼守凤翔府，以蒲察世杰率领10万大军前来决战。

吴璘屯军战略要地德顺以防备之。此时史浩以宋军深入陕西，远离川口，怕金军偷袭川口得手，长驱直入四川为名，向孝宗提议道：“官军征讨，东不可过宝鸡，北不可过德顺。”

于是孝宗于九月下诏命令吴璘班师，全力守护川口万无一失。川陕宣谕使虞允文上疏反对：

“恢复大计当自陕西始，而陕西新复州县之存亡，又系于德顺之存亡，一旦弃德顺，则陕西并失，则窥川之路愈多。西和、阶、成诸州所系利害至重，不可不虑。”

疏奏，在史浩的坚持下，虞允文以“论边事不合”之名罢官，贬知夔州，以王之望继任川陕宣谕使一职。

虞允文虽罢职，依旧上疏极陈利害，孝宗览奏章醒悟道：“史浩误我！”

随即再次下诏令吴璘自己决定进止，并命虞允文即赴吴璘军中议事。但吴璘有鉴于岳飞的遭遇，接到第一个诏令后不敢违抗，即刻命令撤军。

等到第二个诏书送来时，吴璘军已在撤军途中，为金军所邀击，伤亡极大，部将数十人、士兵3.3万人阵亡，仅7000人安全撤回、“连营痛哭，声振原野”。于是吴璘新收复的陕西三路13个州军，皆复为金军所夺回。

南宋西线战事失利，使金人对宋态度更趋强硬，于是孝宗也就收起欲与金平等议和之念，全力备战。

6、错误的时间的北伐

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正月，孝宗以陈康伯为左宰相，史浩为右宰相兼枢密使，张浚进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因遭秦桧诬陷而流落在外达20年的辛次膺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胡铨也被召入朝，怯懦的叶义问被贬职出朝，秦桧党羽都被驱逐、禁止“辄至行在”。

至此，主张抗金的官员在朝中占了优势。张浚出帅江淮，作北征收复失地的准备，主战官员也纷纷献策北伐。

但右相史浩又以持重之旗号，主张修筑瓜洲、采石两处城防，以保长江。

其实质是要孝宗放弃两淮。张浚认为这是向敌人示弱，要修筑城防也应在淮河上的泗州。

四月，孝宗召见张浚，询问恢复计划，张浚请孝宗即日下诏亲征，将行在移至建康，以鼓舞将士北伐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