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廷议解决皇嗣问题的大臣多是满清王公和朝中重臣，地方大员和一些影响力稍弱的官员并没有参与其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此事的关注。
廷议之外的声音
有此现象除了距离等现实因素外，抑制事态持续发酵，也是朝廷小范围商议的原因。但是事关统绪，进谏方式又如此特别，消息不可能不散播出去。朝廷虽意在保密，但早在吴可读奏折一上达朝廷时，外间就有议论。
张佩纶日记中就记载了与延春帆等友人议论立嗣的事。很明显，外间一直关注朝廷内部商讨的情况和事态发展。吴可读死谏留折，对此事的注目者必定围绕奏折内容发挥。
虽然宝廷、张之洞等都在反驳吴遗折的思路，但在同治皇帝庙号、谥号上，倒是暴露出这一问题的不协同性。早在当初议定庙号时翁同龢就有不同意见，内阁最初拟定的谥、庙为“熙、毅”二字。而他以为前代金熙宗、明毅帝均不比同治皇帝，取此二字是为不妥，他的建议是“孝和靖”。
“孝”是隐为垂帘弥缝，“靖”隐含绥靖大乱之功。最终定谥、庙为“穆”、“毅”，并不如翁之所愿。是以，同治庙号不妥朝中早有异声。
而在吴可读遗折中，也隐含着对穆宗庙号的不满，左宗棠直白地提出了这一问题。
左宗棠与吴可读交谊甚笃，吴可读因弹劾成禄贬官归里时，左宗棠就对他颇为优待，吴可读在被启用返京之后，二人也往来甚密。吴可读事件发生后，他曾分析吴可读遗书，指出吴在奏折中自称为“罪臣”，称同治皇帝为“大行”，在梓宫安葬入陵后，仍不换称呼，大概是“不以庙号为妥”。
同治皇帝为“中兴之主”，谥、庙的毅、穆二字均不足以显示其削平大难的功德，而且当时议定谥号、庙号的时候，没来得及详细揣度，本就存在争议。
左指出的吴可读称同治为“大行”而非庙号一节，正合其心意。左宗棠对吴可读事件的关注不局限于此，吴折中所指的报同治再造之恩一处，左宗棠对此也有精妙的分析，他指出吴可读尸谏本为预定大统之归的正义，但他却将自己与同治皇帝的私恩寄托于其中，“亦属不伦”。吴可读所行，着实不妥，左宗棠批评的很到位。
不过对于吴可读的死谏最终能产生的效果，他还是存疑的，毕竟清朝祖制不预储贰，如此明目张胆的要求立嗣，解决继统问题，完全违背祖宗家法。但是，之后朝廷因吴可读尸谏而促使重新讨论继嗣继统的问题，并最终解决此事，确是左宗棠所始料未及的了。
《知新报》曾有一名为冰天内热人的作者，专就立嗣一事发表议论，指出历代皇帝无子嗣位时，以孙继祖、兄继弟、侄孙继叔祖的情况均有发生，兄终弟及者更是不可胜数，此为遵循经学“为后即为子”之说，但朝中议论纷纭，并无人指出吴可读请立嗣之荒谬，而廷议之外，此说却有不少支持者。
南海朱子襄听闻吴可读之请，曾引《礼经》指责吴可读不通经义。王闿运对此事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吴可读自杀以明国统确实可谓孤忠。
但是于礼而言“弟可为兄后”，皇上并无过错，忽然废帝断不可行。另外，他对前诏所言皇上生子为穆宗后一节，则表示不知其何据？如果长子为穆宗后嗣，则长子必立为嗣君，不符合君位择贤而立的家法；如果继统者继嗣，就要称光绪为皇叔，那么“名则后矣，实亦何分。”
他揶揄吴可读的尸谏是“殆有鬼迷”，然而整个集议的过程中，并没有大臣出来纠正其谬误，所以他才如此感怀悲叹。虽然廷议建言的大臣都以继统者继嗣为最好的解决之法，但其实廷议之外，还是有反对声音存在的。
社会反响
吴可读事件的影响由京城渐至全国，从官僚阶层到平民百姓间逐渐蔓延、发酵。首先，消息传播最迅速的渠道，同时又引导社会舆论的各大报刊，均有对此事的报道和分析。
《申报》就及时并且不止一次的刊发吴可读事件的相关文章，如：《读吴柳堂先生遗书敬注》一篇，对于吴可读身死惠陵，作者以为不至于此。
通过分析遗折和谕旨，发现问题焦点在“毅皇帝大统之传”，这也就是吴可读所力争的。该文以为光绪入承大统当日的明降谕旨已经明白晓示嗣皇帝生子即继嗣穆宗，谕旨下发本就无人敢置议，将来大统必归穆宗嗣子。
太后扶持皇上上位，皇上仁孝也必不会忤逆太后的意思。另外还分析了吴可读与广安为同一件事上奏而产生的不同结果，颂扬吴可读的“殚忠竭诚”。
皇帝后嗣，关乎国统，吴可读舍命建言被视作忠谏敢言，大受追捧，所以对这件事是否参与，参与程度如何，竟然也成为衡量人物品性的标准。
张佩纶就深受其苦，吴可读事件发生后张佩纶身为清流健将，并没有像张之洞等人一样上奏建言，况且吴可读还是他的邻居，两家交往甚密，舆论对张佩纶多有谴责。
同为清流，张佩纶以能疏论是非、直言进谏，与张之洞、黄体芳、宝廷被称为“翰林四谏”。然而此次黄体芳、宝廷，尤其张之洞，在议定立嗣一事上，表现的尤为正义，“非佩纶等所能及也”。
舆论指责张佩纶不为吴可读之事发声，他不得不为自己辩解因母丧与吴柳堂就义临近，而未能参议吴可读之事，事出有因，希望能平息众议。
张佩纶虽未上奏折陈述自己的观点，但他也时时关注，并积极参与同仁之间的讨论，而他自己对此事也有一番见解。日后受统之皇子为穆宗之嗣，这样“最为直捷痛快”。这一想法颇合当时主要廷议大臣的意见，即继统者继嗣。
另外他还和张之洞一样有使继统的穆宗嗣子“兼祧”二帝的想法，但因怕被认为攀附新皇，未敢直言。另一个因未陈明观点而被批评的是李鸿藻。
有传言认为李鸿藻摄于慈禧的权威，将穆宗弥留之际的立嗣旨意献于慈禧，后祁景颐考证《翁文恭公日记》而知当时他未在穆宗身侧，有不在场证据，前说自破。
但是他也认为李鸿藻毕竟未在立嗣一事上劝谏慈禧，才引发了诸多弊端，推而衍之后续的光绪、慈禧母子乖违，己亥立大阿哥导致拳乱引发战争，甚至是中国陷于危亡，凡此种种，推及原始李鸿藻“不得辞其责”，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将帝后的母子嫌隙乃至中国命运的责任都让李鸿藻承担了一份，不免有些牵强，但足可见此事在时人及后人眼中的分量。吴可读为穆宗立嗣一事尸谏而死，不仅促使立嗣事件有了确切的说法，而他本人此番的“忠君”行为在社会上也是颇受赞扬，一时间朝廷官员、文人学子纷纷哀悼、赋诗、拜谒、厚葬、建祠甚至演绎出奇异的故事。
吴可读有《吴柳堂先生文集》遗世，王仁堪在吴可读殉难不久后，为其题词。历数二人的交往，对于吴可读的殉难，尤其“悲其死之壮烈”。
张佩纶的友人寄书以诗哭柳堂，“尸谏从容竟叩阍……工愁更念张平子，寂寂邻春合闭门。”
更有甚者，一个自称“粤东布衣古铭猷”的人专门向张佩纶投书，表示他对吴可读以身殉谏的悲慨，希望张佩纶能以他敢言直谏的品质来“伸侍御未伸之志”，达成吴可读为穆宗立嗣的遗愿。
布衣言及：“会议时，但当据理直言，不可稍有惕疚，以失朝野之望，以辜皋兰之知。”并为此事赋诗四首。不仅限于讨论遗折，对于吴可读的身后事，都有人踊跃安排。整理遗容、提供葬具、葬地，吊丧时匿名留金。
另外，还有请求将吴可读事件付诸史册的。“闻左恪靖有疏，请将吴编修事实宣付史馆，附见者三人，不知圣恩若何。”更有甚者，演绎出烈日落雪的传奇故事京师的同僚在文昌馆设祭为其哀悼，挥洒挽联。
吴可读生前住在南横街，就以他的宅邸为祠堂祭祀他。这事件的影响不仅在当时，甚至到了宣统元年徐兆玮路过吴可读旧宅时，仍万千感慨，为其赋诗一首《南横街过吴柳堂先生故宅》。吴可读虽因为同治立嗣之事丧命，倒是获得了身后的好名声。
结语
通观此次因光绪继统引发的同治皇后及同治后嗣的问题，可见晚清各阶层对这次大礼议的态度。慈禧太后力主光绪皇帝在同治无子继位的情况下登上帝位，光绪继统并非承自同治，而是继嗣文宗才得帝位，这似乎缺乏些“合理性”。
同治在位并未有差，且有中兴之业，不为其择嗣使之绝后，不合常情。
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涉及到皇室统绪的大礼问题，不容有失。光绪初年偶有上奏的官员，都被斥退。
明代大礼议的前车之鉴，警醒着晚清的官员，礼仪问题关乎国运，不能不议。所以，才会有吴可读请为同治帝立嗣而不惜尸谏的事情发生。正是这种极端的方式，引发了无可控制的社会反响，才使得慈禧最后决定集思广益，解决了同治皇帝的后嗣问题。
这次议礼的关注度是全社会性质的，不仅受命集议的大臣们积极筹议，就是没有上奏资格的官员和普通的百姓，甚至是传播舆论的报刊，都对此事格外关注。
晚清的议礼是在可控的范围下的，廷臣中虽有畏懦不敢议者，但积极建言的还是占大多数，尤其是清流党。“先继统再继嗣”虽然不能保证是完美的解决办法，但却是朝野内外有识之士的共鸣。
同治后嗣的问题得以暂时解决，咸丰、同治、光绪三位皇帝，嘉顺皇后，慈禧、慈安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也更能理顺，光绪帝位的正统性和两宫垂帘听政的合理性也得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