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君特·格拉斯的忌日，发一篇往年今日的旧文。
1999年，君特·格拉斯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最重要作品当属1959年问世的《铁皮鼓》。后来，德国新电影运动的代表人物施隆多夫将之拍成电影，上映前便获得第3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1979年上映后，又于次年获第52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多年前曾有煲碟如吃饭的日子，有一晚得见《铁皮鼓》，荒诞情节不掩批判意味，便找来原著，就此与格拉斯结缘。
出生在波兰格但斯克（人们会更熟悉它的旧名字“但泽”）的格拉斯，曾见证德国与波兰的摩擦，曾见证纳粹的逐步壮大，曾见证在但泽打响的二战第一枪，曾被大时代裹挟，加入纳粹少年团和党卫军……在他从事写作之前，命运随战争沉浮。
也许是因为但泽处于德国与波兰冲突中心的缘故，格拉斯笔下的但泽人普遍纠结，在书中那个光怪陆离的超现实社会里更显荒诞。主人公奥斯卡一出生就感受到了眼前世界的野蛮灰暗，甚至想退回子宫。后来他索性选择停留在三岁不再长大，用铁皮鼓和以叫声震碎玻璃的特异功能对抗荒诞世界，与成人世界隔绝。
在欧洲，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固然摧毁了旧日世界，但也使得众多作家经历了千年难遇的跌宕。《铁皮鼓》的众多意象直指现实，如撒旦之于希特勒，又如黑厨娘之于民众内心的阴暗面。
格拉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对历史的批判并非仅限于希特勒乃至纳粹，而是提出了“每个人都对历史负有责任”。这种恶深藏在残暴统治之下，甚至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奥斯卡对黑厨娘的逃避，就是无法直视内心的表现。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曾提及铁皮鼓，也是将纳粹与某段黑暗时光类比，提示人们自省。
当格拉斯历经二战沧桑，从狂热、悲伤和恐惧中渐渐走出时，他执笔写故乡的故事。良心会迫使他感到不安和痛苦，更会促使他不留情面地进行批判。在书中，当战争在但泽打响，纳粹军队开始屠杀掠夺时，教堂里仍传来“信望爱”的歌声。它不意味着希望，格拉斯以侏儒奥斯卡替代耶稣，本就是对伪善和所谓宽容的批判。事实说明，教堂里那些自私的歌声不过是暴行的伴奏。
德国人对历史有着近乎偏执的认真，他们自我审视与批判的力度，永远大于对外部的批判。格拉斯遇上施隆多夫，二战后的德国文学遇上德国新电影运动，多少是件幸事。
当然，如此深刻的作品，即使施隆多夫也难承载其全部。电影版《铁皮鼓》只选择了原著的前两部分拍摄。格拉斯亲自担任编剧，所以情节忠实原著。但少了奥斯卡后来的成长，不能不说是遗憾。
但对于原著的忠实呈现，使得各种标志性意象都令人印象深刻。对于未读原著便先看电影的我来说，开篇的四条裙子就饶有趣味。
原著中这样描绘外祖母的四条裙子：
“昨天穿在最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今天贴身穿着。昨天贴着皮肤的那一条，今天可以让别人看到它的式样。”
其实年轻时的外祖母总共有五条裙子，每周她都会把身上最脏那条换下，然后换上干净的第五条去做礼拜。曾因纵火而被警察追捕的外祖父就是躲在这四条裙子下而逃过一劫，并使这个家族发端。
换言之，四条裙子是奥斯卡生命的起点，就如但泽是格拉斯的生命起点一样。片中讲述这一段时，除了无边荒野的震撼外，还有一段苍凉古朴的音乐，这是原著无法呈现的声音，某种意义上成为故事的外延。
这段音乐还出现在父亲下葬时，奥斯卡也在此时决定长大。它不仅标志着奥斯卡家族的起点，也标志着奥斯卡的成长。音乐与片子的灰暗色调相得益彰，铺陈出战争前后的野蛮氛围，它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相悖，却山雨欲来，令人窒息。很多年后，我在另一部名片《暴雨将至》中再次感受到这种气息。
片子结尾，奥斯卡丢掉了铁皮鼓，开始长大。火车这个在电影史上常见的意象，承载着奥斯卡的迷茫，驶向远方。
当然，即使是如我这般嗜影之人，也必须承认电影的具象呈现永远不及文字那样有无边的想象空间。即使施隆多夫有意以长镜头呈现欧洲平原的景致，仍无法体现文字的魅力。至于对荒诞魔幻情节的现实呈现，似乎难度更大，七十年代末的电影技术尚无法完成过多的特效，如原著中修女执黑伞升天的场面，就被导演放弃。
施隆多夫倒是给这部影片附加了另一个意义，很少有人注意到，按照原著的时间谱系，施隆多夫与奥斯卡是同龄人。对于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面前的集体失语，施隆多夫难免怒其不争，因此以鼓声和奥斯卡的叫声为象征，仿若愤怒呐喊。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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