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这个中国人心中最为重要的传统佳节，象征着团圆和希望。然而，在八十多年前的一段艰苦岁月里，有一群为了理想与信念而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在长征的路途中度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春节。
错误指挥，革命事业蒙受巨大损失
受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前有“第五次反围剿”、红军被迫长征，后有湘江一战红军数量锐减、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左右。当时中央红军队伍中弥漫着失败的情绪，士气也相当低落。可以说，此刻的红军，可以说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直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才彻底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结束了博古、李德等的错误指挥，红军迎来了新的转折点。但此时的红军依旧危机重重，必须尽快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特别是之后红三军团等后续部队在土城方向遇到了川军郭勋祺部的尾随追击。我中央红军准备以三军团3个师、红五军团2个师并配属干部团作预备队，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对尾追之敌打一场“歼灭战”。但自28日拂晓战斗打响，战至黄昏双方仍呈胶着之势，“歼灭战”成了“拉锯战”，人均仅有20发子弹的红军陷入危机。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中央政治局当机立断，连夜命令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
不过在土城战斗中，中央红军虽然因情报不准的问题、没能达到战略目的，但中央红军面对人数众多、武器装备精良的敌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打出了部队的精气神，一扫之前的阴霾，军心士气大振。
辞旧迎新，中央红军在“鸡鸣三省”与民同乐
1935年2月3日，正值农历大年三十。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向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集结，伺机跳出敌顽包围圈。当天傍晚，中央红军地道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四川省泸州市石厢子村，受到当地各族群众的热情欢迎。
在这里，红军战士们没有忘记初心，他们组织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将没收当地地主的粮食、腊肠等物资以及在土城战斗中缴获的粮食等，分发给了当地的穷苦百姓和部队，作为过年的年货。
中革军委炊事班用分到的食物，也给首长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一碗红烧肉、十几片腊肠，外加一碗米酒。
然而，就是这样一顿简单的年夜饭，首长们也舍不得吃。趁着除夕夜看望慰问受伤红军战士，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首长，都不约而同将自己的那份红烧肉送给了负伤的指战员们。这一举动，不仅是领袖对战士的关怀，更是对“同甘共苦”四个字的深刻诠释。
路在何方？上层建筑问题必须解决
对于当时的中央红军而言，新年固然值得欢庆。但同时，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完成，那就是必须解决指导思想和领导核心的问题。
2月4日，农历大年初一。中革军委在石厢子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石厢子会议”，发布了一系列决议和命令。这次会议，研究决定了3件重大事情：一是重新确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指挥，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二是今后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部署红军作战略转移，摆了敌人重兵围追堵截。三是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等问题，为中央苏区以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农历大年初二，中革军委的首长们率领部队一路急行军进入云南扎西。此后几天时间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云南扎西接连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后来被党史界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完成了领导人的更迭和全军的思想统一，同时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彻底改变长征以来“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成为遵义会议的有力续篇。
扎西整编，基层基础得到夯实的骁勇之师王者归来
2月10日凌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发布《关于各军团的缩编命令》。这次精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军缩编为17个团，每团兵力达2000多人，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红军师长当团长，10个连长一个班，机关和后勤人员都进行了大幅度精简，充实到基层作战连队。二是丢弃辎重包袱，凡“两个人抬不动的物资”全部就地坚壁或者扔掉。经过这次缩编，部队机动灵活性得到极大加强，战斗力也得到显著提升。
在此后不久，趁贵州国民党兵力空虚，毛主席果断杀了个回马枪，指挥红军兵出黔北，二渡赤水、奇袭桐梓、勇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另8个团，取得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个春节，对长征而言，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对革命而言，是一次力量的凝聚。它让红军将士们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力量，原来那支骁勇善战的红军，已然涅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