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好书之人言，天堂也不过是图书馆的模样。你是否在某一个时刻和苏锡嘉教授一样，对那些卓尔有成的文人学者都爱藏什么书、读什么书充满好奇？每个人的秘密书架里安放的是他们的知识架构、思维方式和私人趣味。《我书架上的神明》选编自《南方周末》的“秘密书架”专栏，涵盖了138位声名卓著的学者，介绍他们自己最喜欢、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他们的“秘密书架”上究竟摆放的都是哪些书籍，苏教授先带你一探究竟。
（本文有9361字，阅读时长10分钟）
人时常会有点窥探别人秘密的念头，我承认我也不例外。
我特别感兴趣的秘密是：那些卓尔有成的文人学者都爱藏什么书、读什么书？有哪些书曾让他们幡然醒悟，或者值得他们时时翻检？但是，学者对于别人窥视自己书房大多心存忌讳，“他们视自己的秘密书架好比金屋里藏的阿娇，或者贪官的银行户头，不到万不得已那是绝不愿意轻易示人的”（《读书》前执行主编王焱）。最近读的一套书，大大满足了我一探别人书房隐秘的愿望，这套书就是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我书架上的神明》（刘小磊主编，以下简称“书架”）以及次年出的续编。这套书满足的不仅是对别人阅读习惯的窥探，更是对中国成熟学者所赖以成名的知识架构和思维方式的一次盘点。
这套书的内容是《南方周末》的专栏“秘密书架”从2002年起到2015年止陆续刊出的138位（72位加续编的66位）学者向读者介绍自己最喜欢或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从刊登的时间看，最早的是2002年6月，最晚是2015年12月。这个时间段选得恰到好处：选早了，或许没有足够的视野和积淀；选晚了，估计没有谈论的激情或环境。
这138位学者中不乏声名卓著的，如余英时、张五常、许倬云、杨奎松、陈方正、刘慈欣、于建嵘、吴思等；即使没那么出名的，也都是某个专业领域广受尊重的权威（或活跃）学者。除了高校任教的老师，作者中也包含出版界和新闻圈的活跃人士。大部分作者是在国内高校或相关机构任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香港、台湾和欧美的高校/机构。这些来自海外的学者又分成自小在海外接受教育和成年后才到海外求学两类，他们之间的差别可以从他们推荐的书单和介绍的视角明显看出来。
这些学者中最年长的是何兹全教授，生于1911年（卒于2011年），他的文章发表在2005年1月，当时他已94岁。最年轻的是1978年出生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沈旭晖。作者群的主体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占一半以上。50年代出生的，小学阶段即碰到“文革”，正常的求学之路被生生打断，私下的阅读只能是找到什么读什么。改革开放以后进入大学学习，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阅读空间，阅读体验与其他年份出生的人大不相同。正如作者之一——武汉大学的樊星所说：“不论我们怎样发奋，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但先天的不足使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读书人都很难望‘五四’那一代人的项背，这是无情的事实，也是命运的安排。不过，我们这一代人也因此在关注、研究当代社会、文化、政治、人生问题方面倾注了更多的目光，也正是我们的局限性与特长吧。我们杂乱无章的自学，海阔天空的遐想，都打上了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精神烙印。”
01
独有的精神烙印
138位作者的专业背景以文、史、哲、经、法为主，间或有物理、数学、地理等自然学科出身的。他们的书目中最长的包含了整整30本，但也有好几位作者只给了一本/套书。138位作者一共提到了933本/套书（其中548本/套翻译自外文，这里没有排除重复提到的）；31本只有外文书名，说明至少在当时没有中文译本。我之所以要用“本/套”为单位，因为有好些是成套的大部头作品，如《鲁迅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莎士比亚戏剧集》等。
虽说是“秘密书架”，但作者在写的时候很清楚地知道这是要公开发表的。因为要公开，所以不少作者写得比较拘谨，正襟危坐，笔下庄重严正；也有亦庄亦谐、妙趣横生的，可以说风格各异，百花齐放，读起来经常有惊喜，有共鸣。我认为，这些书的最大意义在于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世界观形成的主要思想源泉和变迁路径。
书单中的书目按地域可分为中国和国外，从内容上可分为文学和非文学，从时间上可分为古典和近现代。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作者提及的书目非常分散，基本上看不到有压倒性的、被大部分人提及的经典。被提及最多的是孔子的《论语》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均被列入书单13次，讨论中提及的就更多了，可以说不分轩轾。在书目中出现频次较高的作者还有马克思（《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矛盾论》）、罗素（《西方哲学史》）、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钱穆（《国史大纲》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奥威尔（《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等。
这群作者因为基本经历了“文革”，所以有一些很独特的阅读体验。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的书单中有美国小说《海鸥乔纳森》，原文居然刊登在当年上海的一本由“四人帮”把持的政治刊物《学习与批判》上。原本用来作大批判材料的小说无意中成了很多人如饥似渴争相阅读的对象。罗韬的书单中有一本《60部小说毒在哪里？》，其实是“文革”时期北京红卫兵组织编写的大批判材料，从来没有公开出版过。“当时我很爱读这本书所批判的情节，很爱吮吸其中的‘毒’。尽管不可能得读原书，但这60本书已日夕来往于胸。”中国社科院的赵汀阳也在他的书单中加入了“文革”中的大批判材料《儒法斗争史参考资料》（书名只能记个大概）。“当时不让读古典思想，据说是‘封建的’，而这本书为了批判‘封建’而不得不选编了许多‘封建’言论，孔孟商鞅等等，于是读来大感兴趣”。北京师范大学的范世涛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文革”史，许多阅读材料居然来自潘家园地摊上的破旧日记本。
“文革”期间出版的书，尤其是翻译的小说，通常印数很少，得之不易，读之难忘。中山大学的倪梁康教授读过1972年出版的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以后未曾再版。久久寻之不得，只好借文字广为征询，终于辗转从一位编辑处得到一本私人藏书，天大的惊喜。
作者群的背景决定了他们在年轻时读了很多共产主义经典作家马、列、毛等的著作，并在治学方法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不论150多年来各色人等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说如何各取所需，《共产党宣言》的道义感召力和经典性的理想主义情怀，大概仍将使任何读者都不可能无动于衷。”（阎克文）“前苏联的一些著作之所以条理清晰，言简意赅，显然与注重意识形态的理论有关。如《联共布党史》尽管是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产物，对苏共党史多有歪曲，但在条理方面表现得颇为精彩。”（郭小凌）“现在想来有点奇怪，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是一本对我影响不小的书。我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下乡当知青的时候接触到这本书的，当时正是学马列的热潮。……我现在仍然怀疑，是否因为这本书，使一直酷爱文学的我渐渐同历史、哲学结下了不解缘。”（陈彦）“《毛泽东选集》很有意思，毛的文章能够把非常深刻的思想说得如此清楚明白，至今仍然非常佩服。还有毛的诗词，非常有创造性，是唯一能够在古典手法中表达当代性的诗词。”（赵汀阳）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实实在在的大部头著作，“书架”的很多作者都提到，并有许多读书体会，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读得下去的。之所以读不下去，是因为《资本论》不好读，这是一本“相当学术的硬书，对欧洲经济史与思想史，有大幅长篇的深入探索，脚注中充满统计数字，引述大量的学术著作”（赖建诚）。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刘瑞华在读《资本论》还被视为罪大恶极时（1980年前）就在台湾偷偷找了一本英文版的来读，可惜借了几个月也没读几页。得出的结论是，太早读大部头的经典未必好。我读大学时《资本论》是指定必读教材，老实说从来没有读完、读通过。惭愧！
中国古典经籍也是这些学者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其中《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有趣的是，他们所选的不约而同都是非常正统的版本——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以及陈鼓应的《老子今注今译》和《庄子今注今译》（一个例外是杨鹏的《老子详解》），其他的版本，如南怀瑾的《论语别裁》都难入这群学者的法眼。“《论语》是一部少有的耐看的书。千百年后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仍然如闻其声，如在目前。”（田晓菲）“在我看来，《论语》对个人修身养性大有裨益，但对治国几乎无用，而《道德经》似乎是世外智贤对君主的训示。”“《道德经》包含了对人性和政府的深深怀疑，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一种因彻底绝望而产生的有克制的乐观主义。”（钟伟）
最年长的作者何兹全教授只推荐了一本书——由大名鼎鼎的第二国际领导人、德国人考茨基所写的《基督教之基础》。“我受益于此书的是考茨基考虑问题的思路，从发展上看问题，从全面看问题。”骂考茨基骂得最苦、最多的是列宁。列宁骂考茨基是叛徒，但却介绍此书在苏联出版，可见此书的价值。与此相关，《圣经》也被好几位作者列入书单，推荐的理由却不尽相同。研究宋代法律和社会的柳立言认为，阅读《圣经》，特别是“旧约”的诗篇、箴言，还有包括“十戒”的《出埃及记》和《申命记》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方法律的来源和原理。冯象认为：“《圣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流传最广读者最多的一部书，也是支配我们这个世界的强势文明的源头经典之一”。
与此相映照的是，中国的宗教典籍被提及的就要少得多。作家李劼的书单仅列了一本书：《金刚经集注》。他觉得，“除了《金刚经》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哪本书，能够让自己获得那么一种浩瀚的宁静。诵经，是别一种静心”。“倘若要从学者走向智者，《金刚经》是最便捷的途径。当然，这需要缘分。”《心经》《大般涅盘经》等佛家经典也是若干作者珍视的。之所以要读佛家典籍，北京师范大学钟伟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我并非想去皈依，而是试图触摸彼岸，寻找灵魂的家园。”
最被138位作者推崇的中国史学经典著作是《史记》和《资治通鉴》。《史记》被众多作者奉为常读之书，是研习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基本教材。正如班固所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更何况太史公的文笔出神入化，当得起“无韵之离骚”的赞语。“《史记》是伴随我一生的读物，我已经记不清读了多少遍了……《史记》堪称中国历史叙事的顶峰，精彩动人的叙事，有根有据的史实，遮掩不住的思想，是《史记》魅力无穷的所在。”（李开元）“喜欢《资治通鉴》首先就是喜欢它的文字。金庸就曾盛赞它的文字‘简洁直白’，说很羡慕这种文字的境界，然后谦虚地说可惜他还做不到。……越看《资治通鉴》就越忍不住想赞美一句：历史真是最伟大的作家！”（李俊慧）复旦大学陈尚君喜欢《资治通鉴》的理由稍有不同：“司马光是我很佩服的历史人物，他有执着的政治立场，但在遭遇挫折时退而著书，真是进退得宜、穷不丧志的典范。……叙事条理清晰，主次分明，人事恩怨，政事得失，每有深入陈述和诛心之论。”
对众多作者普遍具有重大影响的外国作者首推托克维尔、哈耶克、韦伯、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主义贫困论》）、黑格尔（《历史哲学》）、康德、亚当·斯密、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人的行为》）。托克维尔的两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备受这些作者中许多人的推崇。“当代学人不断从托克维尔的思想里发现光照后世的灵感。他对民主作为现代社会运动方向的独到洞察，对平等作为现代性的历史展开的动力的敏锐把握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陈彦）“托克维尔在这些书中观察时势和对时势的预测，时常使我震动；他对欧陆‘旧制度’的批判，绝不在概念上停留哪怕是几秒钟，其锋利和准确性全在叙事当中。”（陈乐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据说是重印版本和次数仅次于《圣经》的经典，不少作者一读再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虽说冠着战争史的书名，“其实更多的是在刻画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内部的政治生活。对于现代人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世界，或者我宁愿说，那是一个充满巨人的世界”（高超群）。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建立了宗教伦理动态地解释社会经济形态的学术规范，大有启发性”（陈克坚）。
02
激情与无奈，一页页打开给你看
虽然“书架”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严肃的学者，但他们的书单中却包含大量的文学作品，有些还是相当“休闲”的读物。比如，社会学家李银河的书单中没有什么与专业相关的著作，只有9本小说（但她已故丈夫王小波广受推崇的几本小说却不在她的书单上）。“一个法律人，为何‘秘密书架’上首选文学作品？我以为，这些作品不仅滋养我的心灵，更是将人生的苦难与悲哀，激情与无奈，一页页打开给你看。让你感受人性的善良与残忍，让你认识‘人’，而这是法律人的基本功。”（何兵）当然，也有不喜欢读小说的。“到了知天命年并以实证史学为饭碗的我，对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再也打不起兴趣，友人盛赞金庸，我读了半页《神雕侠侣》就束之高阁。”（郭小凌）
说起读小说，作者之一陈克坚斩钉截铁地说：“小说中最好看的当然数《红楼梦》。”另一位作者戈革深有同感：“我不知《红楼梦》对我们这一辈人何以有偌大魅力。我们晚一辈人已较少读它，再晚一辈已经绝少读它而改看日本式的漫画书了。”也有不以为然的：“鼎鼎大名的《红楼梦》，我学生时期曾经三次强迫自己读，但每次都读不下去，因为写得太琐碎。但从高小到大学，《三国演义》从头到尾看过三次，每次都手不释卷。”（黄有光）他还认为，《红楼梦》的可读性还要低于《资本论》，尽管后者的可读性远低于《三国演义》。记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约一二十年前曾做过一项调查，问读者“死活读不下去的书”有哪几本，结果《红楼梦》高居榜首，《百年孤独》列第二，“非坐牢十年不能读完”。四大古典名著无一例外地都被打入了十大“死活读不下去”的图书榜单，上了年纪的学者估计都要感叹后继无人了。
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很多作者喜爱的。“金庸对我有多大影响，我当时并不知道，只知道沉迷到不能自拔。我仍然记得读完《鹿鼎记》、知道这是金庸的封笔之作时，真是有无尽怅惘，觉得从此再没金庸可读是人生最大遗憾。我甚至固执地认为，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读金庸的和不读金庸的。”（周保松）戈革认为，金庸小说是“现代武侠小说”中唯一可以反复阅读者，别人的作品大多不堪卒读。当然也有像郭小凌这样读了半页就读不下去的。
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李白和杜甫是唐诗的两座绝顶高峰，但列入书单的只见《杜工部集》，没有李白的诗集。“杜甫和李白并称于世，但在我心目中杜甫无疑更具诗人气质。诗人之所以为诗人，是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就此而言，中国诗人中恐怕无人及得上杜甫。李白固然也超群绝伦，可惜他常常是发己之已发。明人王世贞说：‘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确为的评。诗的意义在于能有所发现，杜甫是一个永远给人以惊喜的人。”（刘慧儒）
外国小说中，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占了最大的比重。托尔斯泰是出现次数最多的，并且常常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较：“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句子可以直达我的心底，让我在不同的状态中再生活几遭。这两本书（指《战争与和平》及《安娜·卡列尼娜》），在我高中前初读，曾经把其中的句子写在手心。二十年后再读，仍有经受心灵洗礼之感。托翁真神人也。不过，在描写人心的复杂和丰富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才称得上登峰造极。我觉得托尔斯泰很亲切，很对心思，因此很能影响我。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惊讶和敬畏的份了。”（吴思）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屠格涅夫、普希金等也是许多作者喜欢的作家。
莎士比亚的作品大概是“书架”中篇幅最大的文学作品。管理学大师德鲁克94岁时在某个会议上做主题演讲，敏锐通达恍若盛年。会上有人问他可有长寿秘诀，他顿了顿说：“读书。我每五年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到尾重读一遍。”会场上鸦雀无声，接着就一片赞叹。（冯象）江晓原的书单中有《西方正典》一书，莎士比亚在该书中成了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莎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奥威尔的两本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是让很多作者读之深感震动的政治性小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我不认为这是一本艺术上特别出色的小说，但是它的确是在政治上最令人震撼的小说。”（李银河）带来类似震动的大概要算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和齐邦媛的《巨流河》。正如作家王小妮对这两本书的评价：“以独有的风格讲述过往，用涓涓细流去饱满充实历史，填补着本以为难以填补的空白和缺损，每一本都在告诉读者没有‘盖棺论定’。”
王朔和王小波的作品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也是“书架”上屡屡出现的。“王朔是一位具有现实主义叙述力量的作家，是一位浸透着我们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的作家，是一位对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彻底颠覆的作家，同时，还是一位对当代汉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作家。年轻时阅读王朔，常常在大笑之中挨上了闷棍，那种体验只有此后王小波可以相比。”（田松）中国人民大学的干春松也觉得读王朔的小说是大学时代除读武侠小说以外最大的阅读享受。他认为王朔的小说最生动的是语言，王朔对北京“方言”的影响值得专门研究。但他也不无遗憾地说：“王朔的近期表现已由‘拒绝崇高’的反叛沦落为收拾不住的恶俗。”与此相对照，当年很受追捧的余秋雨竟然没有一位“书架”作者提及，隐隐约约的不屑一顾。
不管是不是史学专业的，许多作者都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放上了他们的书架。“同长期流行的正统的历史教科书不同，此书有血有肉，将古代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熔入一炉，以小见大，以大释小，让人反复玩味，不忍释手。”身在法国、专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陈彦的这番评价非常有代表性。黄仁宇的几本书让好几位作者眼前一亮：历史书居然可以这样写！然而，史学领域一众大牌教授对黄仁宇的评价都不高，“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是不经”是最典型的抨击。但黄仁宇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对他评价甚低的正统派学者。
钱钟书和陈寅恪是许多学者心目中的文化昆仑。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钱钟书的《管锥编》《谈艺录》和《七缀集》都是极受推崇的。因为艰深，二位大师的著作向来是谈论的人多，通读的人少，陈寅恪的书读的人似乎更少些。但“书架”的不少作者显然是认真读了，且感想很多。“以我的感觉，钱钟书不但是个狐狸，而且狐狸得一塌糊涂。对于现今的学术门类，他是从不入套的，只身一人悠然穿行于故典丛中。”（冯克利）“钱钟书的《管锥编》还原了中国学术‘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将文论与哲思、史实与妙想熔于一炉，……随意而谈，洒脱而从容。以笔记体去展示学术的精妙与深邃，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感受古今文心的同中之异，异中之通，从而感悟文心的伟大、人性的微妙。”（武汉大学樊星）钱钟书大概是中国文人中最有传奇色彩的大家，曲高不仅和寡，而且容易被人讥评。词学大家夏承焘认为钱钟书“此君信不易才”，“其逞博处不可爱，其持平处甚动人”是很让人认同的评语。
万维钢是138位作者中唯一的还在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家，他毫不意外地推荐了霍金的《时间简史》，却又很意外地调侃了误读这本书的“二X物理学家”或“文艺物理学家”。据Kindle阅读记录统计，大多数人读《时间简史》都没有超过全书的6.6%（我好像还低于这个平均数，惭愧）。“人们一直在谈论‘读《时间简史》’这个动作，而几乎不谈论这本书的内容本身。”作者很慷慨，“为了感谢读者看本文一直看到这里（已经超过全文的6.6%），下面我来简单说一下《时间简史》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这样以后至少可以假装读过这本书。”他还特地说明，《时间简史》其实是一本已经过时了的科普读物，事实上霍金本人早就出了一本更新的科普书《大设计》，但《时间简史》仍然是畅销书排行榜上最靠前的科普书！“提两句物理，然后感动自己，这个动作太容易了”，我不由得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成为一文不值的“文艺物理学家”。
03
顿悟与渐悟
读书有所谓“顿悟”和“渐悟”的区别，顿悟就是某本书读来有猛击一掌的冲击，多年的困惑一朝得解，豁然开朗；渐悟就是不知不觉中的进步提高，日积月累的转变厚积。138位作者中这两类人都有。田松对好书的定义就是典型的顿悟：“如果有一本书，你在看过之后，感觉如同后脑勺挨了一闷棍，脑袋嗡的一下，对以前不假思索就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突然产生了怀疑，这就是一本好书。”反过来，波士顿大学的白谦慎更像渐悟：“回顾30年的读书生涯，好像从来没有过豁然开朗、大彻大悟的经历。书读得慢，看法形成得慢，看法形成后转变得也慢。……虽说开卷有益，但影响我们的，常常是人和事，不见得是书。”
“书架”作者的著作被其他作者提及的有好几本。比如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被陈方正誉为“开创性”的研究：“此书集中探讨了一个具有翻案性质的话题，达到的深度、广度以及结构上的完整、严密不但在中国当代史学论著中罕有俦匹，在传统史学著作中也是未曾听闻的。”余英时的其他名著，如《士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也多次被其他作者列入书单。张五常的《卖桔者言》和《中国的前途》被几位作者誉为经济学中难得的既有趣可读，又深富启发意义的划时代著作。“书写得如此生动、活泼，充满了情趣，又蕴含了经济学的道理，真让人爱不释手。”（梁小民）经济学家除了张五常，内地的周其仁、香港的林行止、台湾的熊秉元，还有澳大利亚的黄有光，都在书中被誉为华人作家中经济散文的顶尖高手，其中的两位（熊秉元和黄有光）都是“书架”的作者。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和《音调未定的传统》、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命》和《风声·雨声·读书声》也被其他作者列入书单。
山东大学冯克利教授的阅读经验很特别，他通篇介绍的是任何利用如厕的机会抓紧阅读。“因为时间有限，这样的阅读面是极受限制的。最适宜此种场合的，要首推小时候到处可见的‘小人书’了。”“再往后，马齿见长，不好意思翻小人书了，于是把诗歌散文小品之类渐渐请进厕所。”其实冯教授读经典的层次一点不比其他作者低。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性学史的江晓原开的书单，有一本估计你想看也找不到。书名是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秘戏图考》）。虽是英文著作，用的却主要是中国明代的春宫图片。开篇即是“汉至清代中国人性生活专论”，后面有大量历代春宫图。考虑到内容不宜由一般公众阅读，作者未将该书公开出版，仅在东京私人印刷50部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
作者中有人借“秘密书架”的平台大力推荐他们认为被低估甚至被埋没的作者和好书，如李天纲推荐了法国作家德日进（“以强烈的人类命运关怀震撼西方读者”），卢敦基推荐了剧作家朱苏进的小说，杜小真推荐了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等等。坦率地说，他们推荐的作家和作品我都没有听说过，只好老老实实挑几本买来读一下。我相信，像我这样看了“书架”忍不住从他们的书单中挑几本买来或借来读一读的绝不在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说，“书架”也是买书指南。
以前人常自我标榜：书有未曾经我读，话无不可对人言。香港才子林行止觉得口气太大，改了一下：书多未曾经我读，话少不可对人言。对我这样的浅薄之人而言，改了以后的对联口气还是太大。“书少曾经经我读，话尽难以对人言”可能更贴切些。还是不说了，赶紧读书去。
教授简介
苏锡嘉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在中欧任会计学教授前，他是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苏锡嘉教授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Concordia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1982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厦门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苏教授主要从事国际会计、审计、公司管理、中国会计与审计等方面的研究。其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家族企业的公司管理、审计员的岗位轮换、审计质量以及盈余管理。
苏教授的研究发表于众多知名的期刊，如《审计：实践与理论》《亚太会计与经济研究》《会计与公共政策期刊》《国际会计期刊》《中国会计与金融评论》《国际会计研究》《国际审计研究》《当代会计研究》等。
创意图片已获海洛图库授权。
编辑| 江雁南
责编| 岳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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