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哲学史上划时代的概念——“二律背反”。
简单说，“二律背反”就是一对截然相反的正反命题，尽管各自都有丰富的证明，都能自圆其说，逻辑自洽，但它们犹如“冰炭不能同器”，在现实中却无法并存。
作为人类最高级的智慧，哲学往往对现实世界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然而，当我们以“二律背反”视角仔细审视中国历史时，却发现竟然是典型的“二律并存”——两套逻辑完全相反的“二律”竟然能长期并存，这一魔幻现实，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我们甚至发现，追求“二律并存”是历代治国者的巩固统治的必然需求，但越是如此，中国便越是陷入“治乱循环”、“超稳定，超震荡”的历史怪圈。
例如，奠定中国大一统帝国千年治国模式的两大标志性“事件”——“秦孝公商鞅变法”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有这种典型的背反。
▌平等与集权的“二律背反”：自相矛盾的“商鞅变法”
秦，位于西北边陲之地，北有游牧民族不断袭扰，东有三晋虎视眈眈，南有强楚伺机而动，随时有灭国灭种之危。是的，只有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才能产生战国时代最彻底的“商鞅变法”。然而，变法的两大基本理念，“平等”与“集权”，却是自相矛盾的。
商鞅变法中的“平等”，是让依靠血统世袭罔替的贵族，与广大平民接受同样的“耕战”考核，谁的绩效更高，谁就能获得国家的物质、精神奖励。
这种“平等”的诱惑，彻底唤醒了秦国普通农奴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以前，农民认为在领主的土地上耕地，好好服侍，小心伺候，甚至偶尔还能获得贵族的赏赐，是天经地义。直到商鞅出现——
“奖励耕战”彻底激发了人的潜能，秦国通过强大的动员能力，对中原六国进行了彻底的降维打击，“平等”不仅成为秦帝国合法性的来源，也是秦统一中国最重要的基础。
然而，“商鞅变法”如同硬币的两面，“平等”的背后是“集权”，商鞅的根本目的，不是“解放农奴”，而是“廓清宇内、横扫八荒”。
为此，商鞅把秦国打造成了一驾最集权、最高效的战争机器，通过“法、术、势”把所有权力，全部集中于国君手中。
可见，“平等”只是动员手段，“集权”才是根本目的。
学术伉俪，刘刚、李冬君《文化的江山》一书中认为，当“平等”唤醒了民众的自我意识时，他们就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压迫，无论它是来自贵族，还是独裁君主。
当秦帝国高度集中的皇权带来残酷的暴政时，“平等”与“集权”，这一“二律并存”的天然矛盾便会引发大规模的动荡，甚至颠覆帝国的命运。
因此，秦统一中原十余年后，“陈胜、吴广起义”和大规模的反秦战争爆发——秦帝国二世而亡。
当商鞅把原本安于现状的民众动员起来，让他们以“耕战”的军功博取爵位，就已注定了100年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类起义口号的出现。
▌儒家与法家的“二律背反”：貌合神离的“外儒内法”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对汉武帝实施的“儒表法里”一定不会陌生，表面上，这是一种稳定帝国统治的合理存在，但实际上，“儒表法里”却是一种典型的“二律背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所谓“儒表”，是指利用儒家的观念系统，论证汉帝国统治正当性——帝国正当性的根基不在皇帝手中，而在上天手中，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在于，皇帝善待天下子民，否则就是“民贼独夫，人人得而诛之”。
而所谓“法里”，是指运用法家集权的手段，强化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汉武帝从政治经济上两个维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集权改革——颁布《推恩令》，逐步削藩，强化中央集权；任用桑弘羊进行全面的国营化改革，不断挤压民间经济的生存空间，强化中央帝国的财政汲取能力。
在武帝的种种措施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在汉匈战争的连年烽烟中，“天下困弊，盗贼蜂起”。直到武帝晚年及时悔过，颁布《轮台诏》罪己，放松管制，汉帝国方免亡国之祸。司马迁在《史记》中载：“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然而，“二律并存”带来的更大的祸患终未能避免。根据《剑桥中国史·秦汉卷》一书的表述，百姓苦于武帝征敛无度，纷纷隐匿户口，投奔地方豪强大族以求庇护——门阀豪族顺势崛起，中央财政税基遭到严重侵蚀，中央集权的稳定性被彻底破坏——东汉以降，中华大地陷入“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史大震荡。
▌中国历史特有的“二律背反”：“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缠斗
不仅是中华帝国的奠基期——秦汉帝国时代如此，中国历朝历代，皆为如此。
如果以“二律并存”的独特视角对中国大一统的两千年历史进行考察，便会惊讶地发现，每一次改革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社会动荡的根源，都源于统治者“二律背反”的矛盾说辞。
中国历史，不断在这一魔幻的“历史三峡”中穿行——
历代王朝在公与私之间极度的“分裂”，尽管名义上都是“公天下”，实际上却是“家天下”；选拔的官员从小读的经典上写的都是“天下为公”，可最高统治者却是“天下为家”。
一方面王朝把国家视为禁脔，国就是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另一方面，但当农民起义，反对一家一姓时，王朝又把自己视为公的化身、天命的代表，以“谋大逆”的名义，将最自己的反抗视为天理人伦，反对“真理”。
又比如，中国一直徘徊在开放与排外两个极端之间——对于能被同化的“非我族类”，中国就会积极地开放，甚至允许外国人参加科举。对于不能被同化的，就视为蛮夷，严守夷夏之防。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边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一边是“莫问国事”的明哲保身；一边是“满汉一家亲”，一边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为什么中国历史会存在如此众多的“二律背反”？
在学术伉俪刘刚、李冬君看来，根源在于，历代统治者，为了低成本地统治这片广袤的国土，必须不断地提出普遍化的道德理想，为皇权专制提供正当性。然而，皇权专制的本性，却在时时刻刻地否定普遍理想的正当性。
具体而言，作为一套治理秩序的专制帝国，为了维护统治必然提出一套让天下人臣服的“普世理想”，但其专权本质所必需的，诸如庞大的官僚体系，不受制约的皇权统治，在长时段的历史中不断反噬理想的普遍性，使其不断虚伪化。于是，帝国必然会在“超稳定，超震荡”的循环中不断沉浮，而无力开出新的局面。
刘刚、李冬君在《文化的江山》一书中，将其总结为“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二律背反”：
所谓“文化中国”，充满着理想色彩，追求“天下为公”，“人类大同”。
而所谓“王朝中国”，就是基于现实，在二十五史的舞台里，王侯将相轮番夺取和巩固政权的砍杀史。
在一般的历史视角中，我们只能看到“王朝中国”，不断地哀叹“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但是奠定了中国人精神结构的“文化中国”却被有意无意的遮蔽了，这使得我们只能看到中国理想与现实的种种分裂现象，却无法洞悉其本质原因。
在两位作者看来，在王朝中国的遮蔽下，无论是文化中国的优点还是缺憾，都被忽视了。刘刚、李冬君老师在《文化的江山》一书中写道：
“当国家分裂时，文化中国便是历史的统一体，为国家统一提供范式；当改朝换代时，文化中国以民本为基地，为革命者提供合法性依据；当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中国时，文化中国依然屹立，或以夏变夷，或革命攘夷。”
可见，“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是深刻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一旦王朝中国衰落，民间力量就会崛起，与文化中国结盟，奋力拯救中国；一旦文化中国崛起，王朝中国就会倾全力扼制文化中国。
这不但是千年中国虽跳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却又成为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且兴衰更替不止的主要原因；也是在《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等大部头的经典中国史作品，早已抢占书架的今天，我们还必须要阅读刘刚、李冬君老师《文化的江山》的根本原因——
超越单线条的地理、制度决定论，从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缠斗的视角，深刻理解中国的过去，并且从历史的大逻辑中洞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