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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哲学史上划时代的概念——“二律背反”。

简单说,“二律背反”就是一对截然相反的正反命题,尽管各自都有丰富的证明,都能自圆其说,逻辑自洽,但它们犹如“冰炭不能同器”,在现实中却无法并存。

作为人类最高级的智慧,哲学往往对现实世界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然而,当我们以“二律背反”视角仔细审视中国历史时,却发现竟然是典型的“二律并存”——两套逻辑完全相反的“二律”竟然能长期并存,这一魔幻现实,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

我们甚至发现,追求“二律并存”是历代治国者的巩固统治的必然需求,但越是如此,中国便越是陷入“治乱循环”、“超稳定,超震荡”的历史怪圈。

例如,奠定中国大一统帝国千年治国模式的两大标志性“事件”——“秦孝公商鞅变法”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有这种典型的背反。

▌平等与集权的“二律背反”:自相矛盾的“商鞅变法”

秦,位于西北边陲之地,北有游牧民族不断袭扰,东有三晋虎视眈眈,南有强楚伺机而动,随时有灭国灭种之危。是的,只有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才能产生战国时代最彻底的“商鞅变法”。然而,变法的两大基本理念,“平等”与“集权”,却是自相矛盾的。

商鞅变法中的“平等”,是让依靠血统世袭罔替的贵族,与广大平民接受同样的“耕战”考核,谁的绩效更高,谁就能获得国家的物质、精神奖励。

这种“平等”的诱惑,彻底唤醒了秦国普通农奴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以前,农民认为在领主的土地上耕地,好好服侍,小心伺候,甚至偶尔还能获得贵族的赏赐,是天经地义。直到商鞅出现——

“奖励耕战”彻底激发了人的潜能,秦国通过强大的动员能力,对中原六国进行了彻底的降维打击,“平等”不仅成为秦帝国合法性的来源,也是秦统一中国最重要的基础。

然而,“商鞅变法”如同硬币的两面,“平等”的背后是“集权”,商鞅的根本目的,不是“解放农奴”,而是“廓清宇内、横扫八荒”。

为此,商鞅把秦国打造成了一驾最集权、最高效的战争机器,通过“法、术、势”把所有权力,全部集中于国君手中。

可见,“平等”只是动员手段,“集权”才是根本目的。

学术伉俪,刘刚、李冬君《文化的江山》一书中认为,当“平等”唤醒了民众的自我意识时,他们就无法容忍任何形式的压迫,无论它是来自贵族,还是独裁君主。

当秦帝国高度集中的皇权带来残酷的暴政时,“平等”与“集权”,这一“二律并存”的天然矛盾便会引发大规模的动荡,甚至颠覆帝国的命运。

因此,秦统一中原十余年后,“陈胜、吴广起义”和大规模的反秦战争爆发——秦帝国二世而亡。

当商鞅把原本安于现状的民众动员起来,让他们以“耕战”的军功博取爵位,就已注定了100年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类起义口号的出现。

▌儒家与法家的“二律背反”:貌合神离的“外儒内法”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对汉武帝实施的“儒表法里”一定不会陌生,表面上,这是一种稳定帝国统治的合理存在,但实际上,“儒表法里”却是一种典型的“二律背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所谓“儒表”,是指利用儒家的观念系统,论证汉帝国统治正当性——帝国正当性的根基不在皇帝手中,而在上天手中,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在于,皇帝善待天下子民,否则就是“民贼独夫,人人得而诛之”。

而所谓“法里”,是指运用法家集权的手段,强化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汉武帝从政治经济上两个维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集权改革——颁布《推恩令》,逐步削藩,强化中央集权;任用桑弘羊进行全面的国营化改革,不断挤压民间经济的生存空间,强化中央帝国的财政汲取能力。

在武帝的种种措施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在汉匈战争的连年烽烟中,“天下困弊,盗贼蜂起”。直到武帝晚年及时悔过,颁布《轮台诏》罪己,放松管制,汉帝国方免亡国之祸。司马迁在《史记》中载:“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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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二律并存”带来的更大的祸患终未能避免。根据《剑桥中国史·秦汉卷》一书的表述,百姓苦于武帝征敛无度,纷纷隐匿户口,投奔地方豪强大族以求庇护——门阀豪族顺势崛起,中央财政税基遭到严重侵蚀,中央集权的稳定性被彻底破坏——东汉以降,中华大地陷入“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史大震荡。

▌中国历史特有的“二律背反”:“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缠斗

不仅是中华帝国的奠基期——秦汉帝国时代如此,中国历朝历代,皆为如此。

如果以“二律并存”的独特视角对中国大一统的两千年历史进行考察,便会惊讶地发现,每一次改革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社会动荡的根源,都源于统治者“二律背反”的矛盾说辞。

中国历史,不断在这一魔幻的“历史三峡”中穿行——

历代王朝在公与私之间极度的“分裂”,尽管名义上都是“公天下”,实际上却是“家天下”;选拔的官员从小读的经典上写的都是“天下为公”,可最高统治者却是“天下为家”。

一方面王朝把国家视为禁脔,国就是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另一方面,但当农民起义,反对一家一姓时,王朝又把自己视为公的化身、天命的代表,以“谋大逆”的名义,将最自己的反抗视为天理人伦,反对“真理”。

又比如,中国一直徘徊在开放与排外两个极端之间——对于能被同化的“非我族类”,中国就会积极地开放,甚至允许外国人参加科举。对于不能被同化的,就视为蛮夷,严守夷夏之防。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一边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一边是“莫问国事”的明哲保身;一边是“满汉一家亲”,一边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为什么中国历史会存在如此众多的“二律背反”?

在学术伉俪刘刚、李冬君看来,根源在于,历代统治者,为了低成本地统治这片广袤的国土,必须不断地提出普遍化的道德理想,为皇权专制提供正当性。然而,皇权专制的本性,却在时时刻刻地否定普遍理想的正当性。

具体而言,作为一套治理秩序的专制帝国,为了维护统治必然提出一套让天下人臣服的“普世理想”,但其专权本质所必需的,诸如庞大的官僚体系,不受制约的皇权统治,在长时段的历史中不断反噬理想的普遍性,使其不断虚伪化。于是,帝国必然会在“超稳定,超震荡”的循环中不断沉浮,而无力开出新的局面。

刘刚、李冬君在《文化的江山》一书中,将其总结为“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二律背反”:

所谓“文化中国”,充满着理想色彩,追求“天下为公”,“人类大同”。

而所谓“王朝中国”,就是基于现实,在二十五史的舞台里,王侯将相轮番夺取和巩固政权的砍杀史。

在一般的历史视角中,我们只能看到“王朝中国”,不断地哀叹“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但是奠定了中国人精神结构的“文化中国”却被有意无意的遮蔽了,这使得我们只能看到中国理想与现实的种种分裂现象,却无法洞悉其本质原因。

在两位作者看来,在王朝中国的遮蔽下,无论是文化中国的优点还是缺憾,都被忽视了。刘刚、李冬君老师在《文化的江山》一书中写道:

“当国家分裂时,文化中国便是历史的统一体,为国家统一提供范式;当改朝换代时,文化中国以民本为基地,为革命者提供合法性依据;当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中国时,文化中国依然屹立,或以夏变夷,或革命攘夷。”

可见,“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是深刻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一旦王朝中国衰落,民间力量就会崛起,与文化中国结盟,奋力拯救中国;一旦文化中国崛起,王朝中国就会倾全力扼制文化中国。

这不但是千年中国虽跳不出治乱循环的怪圈,却又成为古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且兴衰更替不止的主要原因;也是在《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等大部头的经典中国史作品,早已抢占书架的今天,我们还必须要阅读刘刚、李冬君老师《文化的江山》的根本原因——

超越单线条的地理、制度决定论,从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缠斗的视角,深刻理解中国的过去,并且从历史的大逻辑中洞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