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冬，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收到了一份从家乡寄来的《浏阳报》，看完之后立马动身，返回浏阳。
一路上他面沉似水，这次回家，他不是来跟乡亲们把酒话桑麻的，而是回来敲打他们，解决问题的。
还未到北盛仓，王震便看到一人站在路边翘首以待，定睛一看，是自己在三五九旅的老警卫员，他跟自己在南泥湾垦过荒，现在在县里当干部。
“首长好！”，王震的车门刚停下，老警卫员就跑过来跟他敬礼了。
看他脸上带笑，王震的火气更大了，别人懂不懂农业他不清楚，可要说他这个老警卫员一点不懂，他是不信的。
王震没有给自己这个老下属面子，让他上车后就劈头盖脸骂道：“你们就会吹牛，一亩地能打几万斤稻谷？能收几十万斤红薯？”。
此话一出，老警卫员脸立刻就红了，作为县领导，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是假的？
“就这还能登上《浏阳报》？还寄给我邀功？你们知不知道老百姓肚子都吃不饱？”，见老警卫员低下了头，王震是越说越气。
可还未等他教训完自己的老警卫员，令他更恼火的事情出现了，王震看到前方出现了一座高两丈，宽丈余的高大门楼，上面是花团锦簇。
问过之后，王震才知道这是专门为迎接他修建的，看到他的车停了下来，区委书记和区长立马迎了上来。
下车后的王震，依旧是面若寒霜，在区领导的陪同下，王震走到了城门楼前，问区委书记和区长：“这上面能长谷子吗？”。
一句话，就问的二人低下了头。
见他们不回答，王震转过身提高了声调，问区里的其他领导干部：“这上面能结南瓜吗？”。
“不能，不能……”，这些人被王震的语气吓到了，赶忙唯唯诺诺的答道。
“一不长谷，二不结瓜，扎这个花架子干什么？”，王震再次提高声调，这一次，所有干部都低下了头。
见状，王震语重心长的道：“浏阳是个老苏区，百姓为革命做过很大的贡献和牺牲，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对得起革命先烈，怎么对得起人民？”。
训完干部，王震就回了马跪桥村自己的家，在马跪桥村，王震看到的景象，更令他心痛，乡亲们一个个脸色浮肿而灰黄，问过之后他才知道，因为太穷，乡亲们的口粮降了，一天连5两都不能到！
被饿的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只能用南瓜藤、红薯苗、夏枯草来充饥。
闻言，王震对村干部又是一通臭骂，一个个都是庄稼人，竟然让村里人饿肚子？他连骂了好几个“败家子”。
这天夜里，王震是辗转难眠，北盛仓是自己的家乡，自己曾在这里打了1年游击，拉起了一支革命队伍，跟他一起辗转湘赣的200多名同乡兄弟，都在后来的征战中牺牲。
如果家乡不建设好，将来到了九泉之下，自己有何面目跟他们相见？一晚上，他都在思索，怎么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过好。
第二天，他就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了一场会，重点就是发展生产！
北盛多丘陵，多水田，他就号召大家植桑养蚕，至于丘陵地带，就种板栗，种蜜桔。
村里不是没钱吗？这个好办，我王震自己出钱，给乡民们买湖桑、板栗、蜜桔苗！
王震说到做到，第二年春天，他自己花钱买的3000多株幼苗，便运到了北盛仓，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王震意料。
等1963年冬，王震再次回到家乡，村干部们是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原来，他送来的1000多株湖桑，牛啃、猪拱、小孩折，只活了17颗，而蜜桔和板栗苗，也因干旱，大部分都旱死了。
对于这个结果，王震很意外，浏阳属于江南地区，怎么能把树给旱死？虽说63年确实旱，但只要精心照料，也不应该大部分都旱死不是？
至于那1000多株湖桑，被牛啃猪拱就更不应该了，这完全是糟蹋嘛。
虽心中有气，但王震并未跟乡亲们发脾气，他决定跟他们劳动一天，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第二天，他就扛着锄头，带着乡亲们上了杨梅岭，天公不作美，不仅刮起了背风，还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有人担心王震的身体，劝他不要去了，但王震却说：“下刀子也要去！”，因为，他第二天就要回长沙了。
踏上杨梅岭，王震发现，此时的杨梅岭，跟自己印象中的杨梅岭，完全不一样了。
在1930年，杨梅岭是郁郁葱葱，靠着杨梅岭的掩护，他跟战士们神出鬼没，打的敌人晕头转向，可如今的杨梅岭，树几乎被砍光，看上去光秃秃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在北风和小雨中，众人的衣服很快便被打湿了，但王震不发话，没人敢撤退，大家淋着雨干了一整天，当天晚上下工，王震请一起参加劳动的几十人，去自己家里吃了顿饭。
这顿饭很“丰盛”，萝卜白菜炖排骨，这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已是难得的美食。
吃饭的时候，王震跟乡亲们聊起了开发杨梅岭的事情，照他的想法，是把原来的两个队合并，组成一个大队，大家齐心协力开发。
这合二为一了，当然要选一个新队长，令他意外的是，大家异口同声推举他的堂弟王生仁。
推举王生仁，是因为他跟王震有亲戚关系？当然不是，在1961年冬，王震回乡时，得知王生仁多拿多要时，还亲自撤了他队长的职务。
之所以乡亲们都推举他，是因为王生仁这个人不仅读过书，而且还很能干，是个很好的领头人。
1962年，王生仁被王震撤职没多久，乡亲们再次选举，就又选他当队长了，他是坚决不干，因为，他是被堂哥撤的职，他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
这次村民们又选他，他见势不妙，立马就要溜走，但却被王震叫住了：“你个鬼崽子，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嘛，硬是打不倒！”。
此言一出，哄堂大笑，王生仁也是尴尬挠头。
这个堂弟，王震其实很喜欢，虽然他做了错事，但只要悔改，还是好同志，于是，他任命他为大队长，并且立马交给了他一个任务，那就是连夜把大家讨论的规划写出来，第二天他要看！
在把家乡的事情安排妥当后，第二天王震就在乡亲们的送别中，准备离开，就在他准备上车时，一个老太太赶来看他了。
这是他嫁到外村的二妹，听说王震要走，立即往这边赶，兄妹二人见面，是泪眼婆娑。
妹妹也不知从哪里听说王震做了手术，非要看看他的刀口，无奈，王震只能掀起衣服，露出那半尺长的刀疤。
看到这一幕，村民们才知，王震在不久前才做了手术，他来长沙是组织让他休养。
刚做手术就冒雨跟他们干了一天活儿，乡亲们是感动不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家乡面貌，让王震放心。
为了让家乡更好发展，回去后，王震派了2位桑蚕技术员，来北盛仓指导工作，又将4000多块钱以及大儿子转业费寄回老家，用于建设家乡。
看到王震的付出，家乡父老们，全部积极投入到生产建设中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1964年，王震收到家乡来信，得知湖桑、蜜桔苗大部分都成活了，他是欣慰不已。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接下来，他又遇到了一件不开心的事情，因为他的外甥女董维找上门了，要让他开后门。
原来，农业生产走上正轨后，浏阳县就想着建一个石灰窑，可装石灰需要大卡车，县里没有，怎么办？
他们想到了王震，希望王震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就把他的外甥女董维派到北京去找他。
听闻外甥女来意，王震是一口回绝：“汽车是国家统配物资，没得！”。
见舅舅拒绝的如此干脆，董维撒娇道：“又不要你白送，我们拿钱买！”。
可无论董维怎么说，王震都不同意，这让董维有些生气，临走的时候，还问舅舅：“我在你这里吃了几天饭，要不要交伙食费？”。
令董维讶然的是，王震竟然一本正经的说要交，而且还真的把董维手里的30斤粮票全部要了过来。
外甥女吃舅舅家几天饭，还要交钱？这是王震有意为之。
王震三个儿子没有女儿，早年间，他就有意把董维收做干女儿，因此，对她的性子十分了解。
他知道，董维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一定会去别处想办法，比如济南、比如新疆，因为这些地方，有许多他的老部下，说不得哪个人就看在自己的面子上，答应了董维的请求。
为了断绝这种事情发生，他这才借着要“伙食费”，断了董维的后路，“逼得”董维灰溜溜的回了乡。
1965年，王震再次回乡，浏阳领导听闻这个消息，亲自前去拜访，目的还是想要大卡车。
对于他们的恭维，王震是丝毫不为所动：“别给我戴高帽，不行就是不行！”。
见要不到卡车，他们又退而求其次，想让王震这个管农业的部长，给他们批点化肥。
当时，化肥也是紧俏物资，他们知道王震很重视浏阳的农业，可能会为家乡的农业发展走个“后门”。
可王震依旧拒绝：“要化肥呀，你们可以跟市里、省里反映，也可以多养猪，猪多了，肥就多了……”。
总之一句话，想从他这里走后门，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自从这次相见后，家乡的干部们，许多年都未能再见到王震，不是他不关心家乡了，而是他本人也遇到了困境，尤其是在1966年之后，他的处境更加艰难。
1975年，王震走出困境，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可当时的他，肩膀上的担子很重，需要处理的事情极多，也无暇过多过问问家乡的事情。
直到1981年冬，王震才再次抽出时间，返回浏阳，这次回乡，他是来“收脚印”的，因为他刚刚大病了一场，已经73岁的他，非常思念家乡。
当看到家乡一切都变得很好，王震很欣慰，他嘱咐当地领导，让尽快让农民富裕起来。
1985年，王震再次回乡，此时，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浏阳更好了，他告诫当地领导，有了钱，莫搞形式主义，莫讲排场，要为人民办好事。
1993年3月12日，王震离开了人世，享年85岁，听闻他病逝的消息，乡亲们不约而同前往王家老屋，在这里缅怀这位心系家乡的老革命。
王震离世后，他的骨灰并没有运回家乡，而是撒在了他曾奋斗多年的天山脚下，这让家乡人未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