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清明时节，烟雨蒙蒙，南粤大地弥漫着敬意。我们推出“清明的缅怀”系列报道，深情追忆与广东南粤大地紧密相连的杰出人物。他们或致力于科学研究，或深耕文化艺术，或英勇奋斗在革命前线，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卓越贡献。在这个特殊时刻，让我们共同缅怀这些南粤大地的璀璨星辰，重温他们的丰功伟绩，感受他们的精神力量。他们的事迹将激励我们不断前行。“清明的缅怀”系列报道，将带您穿越历史长河，探寻名人足迹，共筑新时代辉煌。——何媒矩阵、庐江书院
孙中山，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生于1866年，逝世于1925年，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中国革命的先驱，来自广东中山。孙中山先生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现代化进程而努力奋斗。
孙中山先生早年在香港学医，然而，他目睹了中华民族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毅然决定放弃医生职业，投身于救国的伟大事业中。他深受郑观应改良思想的影响，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决心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
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辛亥革命于1911年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的这一举动为中国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先生不仅在政治上有着卓越的贡献，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倡导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基本框架。他提出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孙中山先生的倡议下，中国首次规定了清明节为植树节，以此纪念他提倡植树造林的功绩。他提倡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鼓励现代化改革和国家建设，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民主、统一和现代化而奋斗。他的思想和行动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的贡献被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缅怀孙中山先生，就是要铭记他的伟大精神，继承他的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记者：何金德）
孙中山好写字，身前留下的大量墨宝，不仅是珍贵的革命史料，也是难得的书法作品。无论是案头小牍或辟窠巨构，所书皆开阔雄浑、朗健清逸，字字独立却气脉浑整。自始至终都贯彻着一种正大、沉毅、豪迈的阳刚精神和恢弘独特的美感，在雍和中透着高雅不俗，体现了孙中山的伟人气魄和不朽精神。
中山先生当然不是书法知名，但他的书法作品有着不同寻常的韵味。中山先生的字，结体紧密，气象雍容，有一种大家风范。他放笔直书，随意挥毫，不受任何拘束，但不离书法其宗，刚劲有力的书法中透出了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不拘泥于传统布局排列，突破旧规，而更注重书写内容及笔下情感的表达，一气呵成。
中山先生是一位革命的实践者，不可能临池学书般地只专心于书法。他的书法不是练出来的，而纯粹是从心灵里流露出来，是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伟大理想自成一体，“字如其人”在孙中山先生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研究孙中山的书法是个冷门，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理事欧宝龄却孜孜以求研究了20多年。他说，从孙中山的书法中，不但看到了孙中山书法的典雅精妙，别具一格，而且字里行间中也透露出孙中山独特的人格魅力。
孙中山的书法主要融会王体、颜体和苏体诸家，自成一家。其书法在现在很多场合都能看到，“经常见到的孙中山书法包括赠送给很多友人的“天下为公”、“博爱”的比较多，现在我们在很多场合都能见到，比如“天下为公”在孙中山故居门口就有，孙中山纪念堂都有。这些都是孙中山书法的一些精华。”
书法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反映人的素质和修养。所谓字如其人，从孙中山书法中同样可看到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孙中山由于他博爱的胸襟，所以他的人格都反映在书法里面。他的书法不是作为纯粹的写字，而是表达他一种情怀、情操，所以很有感染力。给予一种鼓舞，一种激动的力量。比如“天下为公”，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天下为公就是一种人类的理想，世界大同，都是世界趋于和平，人类趋于和满幸福，在书法中表达很简洁就流露出来。”
民国四大书家之一的谭延闿评说孙中山书法：“故时贤谓总理之怪，深得唐人气韵，流美自然，非力学所能工。至其矜慎厚重，不诡不随，又适如其人焉。”又说：“其书不但似苏东坡，而往往有唐人写经笔意，正直雍和如其人，真天资聪明，凡夫须学而不能也。”谭延闿也是民国一代书法大家，长期追随孙中山，所述当然透彻，这也成为评论孙中山书法较为经典的论述。
孙中山在其《孙文学说》所说的“能用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大概亦可移用在他的书法中。孙中山写字十分认真，“生平未尝临池学书，而笔笔端重，胎息深厚，无潦草从事者。其手稿《孙文学说》，全书数万言，皆为总理手写，一字不苟。”孙中山擅楷书、行书两体，篆书、隶书均未曾见署。其用字规范，笔笔交代清楚，一篇中同一字出现多次，也决不删繁从简，而一字数型以其博。
书法风格一脉相承，无论是案头小牍或挥椽巨构，所书皆开阔雄浑，朗健清逸，笔势舒敛有致，字字独立却气脉浑整。在从事长期国民革命中，孙中山有一特别的习惯，即在书写手令、信函时，往往喜用“西纸”，不用石砚磨墨，直接用毛笔沾外国墨水书写，取其便利而色调，不需磨墨功夫，以求节省时间从事革命活动。但他在题词赠送同志，鼓励仁人革命斗志时，使用的仍是毛笔、砚台、墨条和中国宣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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