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简称川或蜀，地处中国西南腹地，东有三峡之险，西临青藏高原，南接云贵高原，北有秦岭阻隔。帝制时代，川省与外界交通不便，又因成都盆地而资源丰富，称“天府之国”，足以自给自足，颇易形成地方割据，故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治蜀先治”之谚语。可见中央政权治川之难。辛亥鼎革，民国易清，四川长期为地方实力派掌控。1918年，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决定在川省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军饷之需。四川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防区制度，一个防区就是一个独立王国，防区之间战争频仍。据统计，自1912年民国建立至1932年，四川各防区之间战争共计478次，平均每月2次。其中，1932～1933年刘湘与刘文辉之间的二刘之争规模最大。
刘湘（1888～1938），字甫澄。刘文辉（1895～1976），字自乾。二人同为四川大邑人，且系堂叔侄关系。刘文辉为叔，刘湘为侄，但刘湘长于刘文辉。刘湘早年就读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川系军队中属于“速成系”。刘文辉毕业于保定军校，属“保定系”。在四川内争中，刘湘与刘文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携手合作，相互支持。1926年北伐军兴，刘湘与刘文辉都加入北伐大军。刘湘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川康绥抚委员；刘文辉则是第二十四军军长。1928年，新四川省政府成立，刘文辉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为川康裁边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四川形成二刘共同掌控的格局。在二刘合作压倒四川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同时，二人之间互争雄长，矛盾渐生，最终酿成民国时期四川最大规模的内战。
对于四川内争，国民政府的态度有一个从高调介入到低调务实的转变过程。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甫告成立，蒋介石设想过整合四川的五项计划：
一、由宋部长（财政部长宋子文）筹划统一财政；二、军民财政均归绥抚委员会决议施行，由中央派员指导之，委员会地点设于重庆；三、派向育人筹备团务事宜，设立团务委员会，其条例由向与李仲公处长起草；四、派向育人、李汉群为中央党部四川省党务特派员；五、由总司令部派员组织中央政治学校四川分校。
这些计划涉及财政、军政、党务等诸多方面，反映出国民政府在其初期即试图全方面将派系林立、内争频仍的四川纳入中央统一结构之下的意图。然而，因种种困难，国民政府经营四川心有余而力不足，故采取较为务实的羁縻之策，试图通过羁縻地方实力派中的强力人物，让其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维持中央政权在四川的象征性权威。
国民政府初期，一些老牌实力派如熊克武、刘存厚、杨森等人或遭严重削弱，或失败下野，一些新晋实力派如田颂尧、邓锡侯等又实力不足，刘湘与刘文辉在四川实力派内争中脱颖而出，实力最强。故支持二刘共同奠定川局成为国民政府整合四川的重要策略。为此，蒋介石明确表示：“二刘共同奠定川局，中极赞成，望其能负责办理，中央自当补助其不足。”
这种支持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约束南京中央驻川代表在川省行动。1928年初，南京代表杜文渊在万县召集川军会议，此举引起刘湘不满。蒋介石为此致电张群，要求查询确证后，向刘湘声明此举仅系杜文渊个人行为，并“令文渊回宁，另派代表赴川”。
其二，在川省内争中选边站位，明确支持二刘。1928年10月，刘存厚、杨森、邓锡侯、赖心辉、郭汝栋、李家钰、罗泽州、陈鼎勋等实力派在遂宁成立“国民革命军四川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酝酿反对二刘。1929年4月，同盟军对二刘发动进攻。蒋介石明确支持刘湘反击，同盟军“如其必欲与兄为难，则请兄全力应战”。蒋介石要求借此解散杨森和罗泽州部，彻底解决反对二刘的势力，“不可再言调解二字，以误革命前途者误国”。
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的四川策略从扶持二刘转向重点支持刘湘。其原因或与二刘在中原大战中的不同选择有关。中原大战期间，刘文辉一度附和汪精卫等反蒋势力，刘湘则派其代表刘航琛赴南京寻求支持。刘航琛向蒋介石提出国民政府四川策略的两个选项，一是羁縻，二是使用。并指出当前形势下只宜使用，刘湘未曾背叛，始终忠于蒋介石，因此刘湘是支撑国民政府四川策略的最佳人选。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在四川的代表曾扩情提出整合四川应以刘湘的第二十一军为基干，“并暂设机关，或派员驻渝，督促进行”。蒋介石表示同意，希望刘湘亲到武汉详谈。1931年6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上，刘湘与韩复榘、龙云、何键、徐永昌等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共同入选国民政府委员。
国民政府重点支持刘湘是否就意味着支持其发动四川内战？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刘湘发动针对刘文辉的“安川”之战背后有南京中央与蒋介石的支持。较为流行的说法是：
在战事发生以前，刘湘曾经由曾扩情向蒋介石密陈消灭刘文辉的计划，并说必须先打垮刘文辉，安定川局以后，他才能出兵帮助蒋介石反共。同时蒋亦因刘文辉曾参加过反蒋的扩大会议活动，怀恨在心，想假手刘湘以消灭之。刘湘得蒋默许后，才敢于大举向刘文辉进攻。
这种说法其实恰恰源自曾扩情本人。曾扩情（1894～1983），原名朝笏，又名慕沂，四川威远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成员。曾任国民革命军教导师政治部主任。1927年调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党代表，军队“清党委员会”委员。1928年任黄埔同学会干部委员兼书记长，又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任军事委员会四川军事特派员，奉命前往四川，在南京中央与四川实力派之间沟通联络、传递信息，是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四川策略的重要亲历者、见证者。晚年著有《蒋介石两次派我入川及刘湘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内幕》一文，对于了解蒋介石的四川策略颇具价值。曾扩情在回忆中称：
蒋介石于1930年10月，结束了对阎、冯的战争后，即拟先求得四川的安定，解除西顾之忧，以便用全力来“剿灭”江西方面的红军。因鉴于对阎、冯的战争中，刘文辉等曾有响应阎、冯所组成的“扩大会议”的鱼电，惟刘湘未曾异动，因而有进一步依重刘湘的策略：假以必要的权责，形成安定四川的重心，能在任何情势之下，有权力来防止类似鱼电等等的行为。同时对刘文辉等亦持包容的态度，若不知有什么鱼电，以安刘文辉等的心，免于逼走极端，为此特于是年11月，再派我到四川，为上述意图而奔走。
我到了四川，除代表蒋介石对刘湘致以亲切的慰问，表扬其在对阎、冯战争中的镇静态度，将更有所倚重外，对刘文辉等亦致以慰问和期许之意。在任何的场合中，对鱼电都没有丝毫的流露。这不仅使刘湘感到与“扩大会议”无关而自慰，对蒋介石有进一步的推崇；而刘文辉等亦由惶惑不安的心情而放心，对蒋介石的态度有了好转。……
1932年，我任“国民党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常往来于成都（刘文辉所在地）、重庆（刘湘所在地）两地，从事党务和有关军事政治的活动，却同刘湘处得较好，可以参与他有关的阴谋诡计。刘湘早有独霸四川的企图，惟碍于刘文辉的势均力敌，难以实现。1932年的夏秋之间，刘湘乘蒋介石在江西“剿共”的失败，料知蒋将有求于他，又趁我留在重庆的时候，特取得我的同意，授意其秘书长张必果会同秘书余维一草拟一个所谓“安川剿匪”的计划，托由我送江西抚州面交蒋介石核定。……
蒋介石看了刘湘所陈的计划后，颇觉喜形于色，立即亲笔答复刘湘一函，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嘉勉；并责成刘湘晓劝川中各军：“懔于赤祸的严重，捐除嫌怨、泯息内争、团结一致，为剿灭共匪而早作部署，否则共匪一旦窜入四川，将难免遭各个击破，同归于尽，悔之无及”云云。这表明他对四川各军的一体看待，若无轻重厚薄之分；却又关照我以我的名义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在很短的期间内解决刘文辉，可便宜行事。……
刘湘接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和我的密电后，已了解了蒋介石的真正用意，就毫无犹豫地积极准备解决刘文辉的军事行动。
概而言之，曾扩情的回忆实际上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中原大战后，蒋介石重点扶持刘湘，但亦对刘文辉等人持包容态度；其二，蒋介石在刘湘短期内能解决刘文辉的前提下，支持其“便宜行事”；其三，蒋介石以私人名义对刘湘表示支持。参照蒋方资料，曾扩情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亲历者与见证者，其说法是真实可靠的。但若据此得出蒋介石挑动了二刘之战的结论，恐失之过粗过简。蒋介石的态度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反对四川内战。曾扩情所言中原大战后因“剿共”需要，蒋介石在重点支持刘湘的同时，对刘文辉等人持包容态度，实际上是蒋介石反对四川内战的逻辑起点。此外，地方内战的发生损害国民政府的权威，影响其政治形象，也为日本侵略提供了某种口实，因此反对内战、共赴国难，是蒋介石主张对刘文辉包容，不希望国民政府扶持的刘湘与刘文辉兵戎相见的重要因素。
1932年9月，刘湘与刘文辉之间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刘湘：
据各方报告，川中军事行动日趋紧张，有一触即发之虞。究竟实情如何？此次川中万一有事，恐绝非一隅关系，小之足以牵动西南全局，大之足以招致国际压迫。而鄂赣剿匪计划更无法逐步完成。现值国难愈加严重时期，吾人宜事事持重，切盼吾兄极力消弭，设法阻止，俾得渡此最大危险之关头，一切情形，尤冀随时详告。
“事事持重”“极力消弭”“设法阻止”等语，表明蒋介石并不希望刘湘发动四川内战。
1932年10月1日，刘湘指示驻武胜的第二十八军第十二师罗泽洲部首先发难，打响了进攻刘文辉的第一枪，民国时期四川最大规模的内战正式爆发。刘湘向国民政府表示“解决川局时机已至”，希望得到支持。10月11日，蒋介石致电张群称：
甫澄（刘湘）始终拥护中央，论情论理，本应加以援助，惟国难当前不宜轻启战端，不能不促其觉悟耳。
总之，从“安内”“攘外”全局出发，蒋介石从本意而言并不希望看到四川内战，“最好固在能使战事消弭不发”。故蒋介石挑动四川内战说不实。
第二，以私人名义有前提地支持。蒋介石态度的复杂性在于，在本意上并不希望看到四川内战，却又同意以私人名义对拥护南京中央的刘湘有前提地支持。所谓私人名义，南京中央“不可有袒护而援助一方之明显表示”，但个人可私下与刘湘商洽。所谓有前提就是短期内解决刘文辉。曾扩情的这一说法也可从蒋方的材料中得到印证。10月12日，张群致电蒋介石建议：“若刘湘有解决方案，较易收拾者，亦不妨因势利导。”蒋介石表示认可，要求张群“不妨暂作兄个人私意友谊与之商办”。
蒋介石所谓以私人名义有前提地支持刘湘，主要逻辑在于：首先，地方实力派向来自行其是，不论南京支持与否，地方实力派多按其本身意志行事。蒋介石深知地方实力派的这一规则。蒋介石致电杨永泰称：“刘湘派员携其治川方案来谈，内容以半年内扫除统一障碍，组织省府，一年内剿灭共匪，一年内划清中央与地方之税收及整缩军队，其意在先灭刘文辉也。”“综测其意，似彼先有决心，对中乃为形式之通告，说必无效。”其次，如果倾向于国民政府的刘湘能够迅速解决刘文辉，统一四川，地方内战虽暂时影响“安内”“攘外”，但对于蒋介石而言，未尝不是比较理想的局面。故蒋介石支持刘湘的说法亦有所见。
第三，川战并未如刘湘预期迅速解决，反而陷入长期内战，蒋介石以私人名义支持刘湘的前提消失，其对四川内战的态度亦随之调整。
1932年12月21日，刘湘与刘文辉经过多次交锋后，在老君台签署停战协定，但内战并未结束。1933年5月，刘湘与邓锡侯等决定联合进攻刘文辉，二刘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当四川内战愈演愈烈、持续难休之际，四川的“剿共”形势发生巨大变化。1932年7月，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迫使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
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路，转战鄂豫陕川。1932年底先后占领川北通江、南江、巴中等县。1933年初，国民政府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负责川北“剿共”。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后，四川实力派就从“剿共”的旁观者、协助者变成主力军。
长期不断的内战影响四川的“剿共”，亦使蒋介石认识到刘湘并不能真正统一四川，仅是“争地争城”而已。故蒋介石反对刘湘在老君台停战协定后继续武力“安川”。1933年6月下旬，刘湘、邓锡侯与刘文辉激战于乐山、容县、毗河等地，刘文辉节节败退，退守岷江防线，并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二刘之战刘湘已胜券可期，但蒋介石并不赞成川战继续。
7月6日、8日，蒋介石连续致刘湘长电。7月6日电称：
密。阅邓锡侯堪电。颇深焦虑，兄云内争不息难期剿匪，匪乱不平，无以善后，实中肯綮。今川中各部，犹复私斗不休，决非空言可图挽救。自古息争在让，服人惟德。若以互不相下之心作以力制人之想，则抱薪救火，求息争者正所以扩大之。赤匪猖獗，日益蔓延，痈以养而成患，事后悔而莫追，深望川中将士皆能及时觉悟耳。中央以川地阻远，将以剿匪全责付托于兄，实期兄树之德范，以感格群伦，转移风气。两争一让，万事俱平。处理各部之争，宜本此旨，乃能有济，不然是非强辩，言者各有其词，是治□而益棼也。自晋争端，虽晋康迭次报告，自乾强渡，然事实症结，固在彼此防区得失问题。若必谓自乾继续挑衅，则强弱众寡之势论，或亦不必尽然。争地争城，昧公义而急私图，战胜者亦非荣誉。况自贼其手足，视赤匪之坐大而不顾，将来必致不可收拾，两败俱伤，而中国亦亡。言之痛心，应如何化乖戾以导祥和，惟兄图之。江流天际，西望忧心，不尽所怀。
“自晋争端”，“自”指刘文辉，字自乾，“晋”指邓锡侯，字晋康。7月8日电称：
江电悉。兄对徐匪云已派兵协同积之防剿，可负责绝对不生问题，至慰远念。但望兄切实注意者，赤匪为祸赣鄂，中央以数十万之众，从事追剿，迄未彻底肃清。今徐匪犹燃已死之灰，流毒川北。此日莹莹之火，视之不生问题者，将来燎原势成，决不可复制矣。每一念及，寝馈难安，因此欲付兄以剿匪全责，领导川中各军，并力图之。自乾、晋康之争，所以屡电请以和平解决，并望兄以德让相感召，非有爱于一方，予以回护。盖以仇因结而愈深，争因持而愈久，所求夫朋友，贵在能否先施天下，宁有我不肯甘休之事，而望人可甘休者。寇深祸急，个人尚何意气利害之可言。晋康对兄信仰较深，望将此意剀切告之。能退一步想，天地俱宽矣。不然即以武力制胜一时，焉保人之不复携二也。况今日川乱，全国瞩目，兵连不解，无论何方曲直，皆为人所厌弃，徒增重中央处置之困难，且手足自残，实力消磨之后，更何以图匪，是又见黄雀而忘深井者也。贤明如兄，不审亦曾熟虑及之否。
两封长电连续而发，基本逻辑与态度一致，颇能表明蒋介石对刘湘发动第二阶段“安川”之战的态度。蒋介石最初相信刘湘能迅速解决刘文辉，实现四川统一，以便助力“安内”“攘外”，故一度同意以私人名义支持刘湘“安川”。但结果四川陷入长期内战，“兵连不解”，“无论何方曲直，皆为人所厌弃”，严重影响中央权威。使蒋介石更为担忧的是，四川因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剿共”形势日趋严峻，刘湘的“安川”之战即使“武力制胜一时”，也并不能真正实现统一，反而是“两败俱伤”，出现“见黄雀而忘深井”的局面。故蒋介石希望刘湘“两争一让，万事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