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古墓文化是物化的文化，承载着历史记忆。景东陶氏傣族土司府墓葬的发掘，再现了元明时期西南边陲傣汉文化交融的景象，它承载着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对人们研究和了解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陶府墓发掘概况及文化特征
陶氏土司墓地为景东傣族世袭土司陶氏家族墓地，墓地地处景东县城川河东岸河东村南的凤山西侧川河二级台地上，总面积约10000多平方米。1988年至2003年间，先后对陶氏土司墓地进行了4次发掘清理，共清理墓葬6座。
其中，2003年3月7日至9日的第4次清理由普洱市文物管理所和县文物管理所共同实施。
6座古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砖室墓，木棺为5块木板拼接而成（棺盖、两侧板、前后两块板），不见底板。棺面用布粘贴住后，往上面填灰土找平，覆上生漆面，再绘上纹饰；盖板和两侧板头端及尾端雕刻上莲瓣、如意、云纹等纹饰。
棺木四周和砖壁间填有木炭和少量石灰。随葬品大多放置于棺内和壁龛内。墓室顶部用红砂石条形毛石封盖，数量多为7块。盖板石上均用土回填封盖。
上部已不见立碑，两块碑均已倒，位置已被移动，面朝上，陶氏墓碑文被另一石块盖严实。墓碑题字为汉字。诸多特征表明，墓主人接受汉文化的程度较深。
陶氏土司墓地出土器物1118件，按质地可分为瓷、金、银、铜、玉器等五大类，以金、银、瓷器为大宗。其中，瓷器数量最多，按用途可分为罐、碗、杯、瓶和碟五类，以罐为主。青瓷器多为云南本地窑烧制产品。
胎体较厚重，构图线条简单明快。器物在选料、做工、烧制技术、绘画等方面均属上乘。
部分纹饰有山水、荷花、蝴蝶、蜻蜓等，技艺尤为精湛，应是来自内地的瓷器。代表性器物有：龙泉窑青釉盖罐、“成化年制”题款小碗、青花八卦小瓷盘、青花福字小瓷碟、素面白瓷杯、三彩瓷壶等。
按用途分为生活用具和饰品两大类。生活用具包括碗、匙勺、筷、盒、杯、壶、碟、挖耳、簪、手镯、药瓶等。饰品多用金箔片模压而成，多镶嵌红蓝宝石。在出土器物中有56件镶宝石的金银器。
镶嵌物包含红色尖晶石70颗、蓝色尖晶石2颗、红宝石1颗、蓝宝石50颗、红色琉璃1颗，以红尖晶和蓝宝石为最多。代表器物有：莲花状金水碗（底部中央模压一“寿”字，四周为十瓣莲花图案。
其中一瓣中部竖直錾刻“水碗”二字）、带盖金执壶（盘状壶口，细长颈，弯曲执把，细长流，圈足底。盖顶为圆形盖钮，饰复瓣仰莲，顶上镶嵌大红宝石一颗。
钮下有半环形金莲扣，再下为两层莲瓣，下层莲瓣间镶嵌六颗红蓝宝石，盖口外沿饰有錾刻云纹一圈。颈部饰竖向蕉叶纹，肩部模压云雷纹花卉等，在花卉间镶嵌六颗红蓝宝石，腹下部饰有如意云纹。
执把顶端有环形扣，器盖与执把之间用金链相连。金执壶器形美观、精致）、金八角盘、金八角杯、金鞘匕首、镶嵌红蓝宝石金簪、金冠顶饰、金盔顶饰、金面具等。三具金面具的出土应为该墓葬的一大重要特点。
金面具覆面均用纯金箔片模压、锤打而成。人物的耳朵、眼睛、眉毛、鼻子、嘴巴、下颌等器官均模压而成，清晰可见。人物形象生动，栩栩如生，与皇室墓葬中出土的金面具基本相似。
银器种类丰富，花纹繁缛，制作方法多为模压，部分有捶打痕迹。按用途分为生活用具和饰品两大类。
生活用具包括碗、匙勺、筷、盒、杯、壶、碟、挖耳、簪、手镯、药瓶等。饰品代表器物：银凤冠、银如意形饰、银匙、银执壶、银提梁壶、银套盖瓶、银盏、银带盖罐、银镶宝石小瓶等。
铜器数量少，仅8件。均为生活用具和饰品，如镜、盘、簪、勺、钱等。代表器物：钱（正面有阳文“万历通宝”四字）、素面镜（钮上阳刻一“任”字）、铜如意双耳杯。
综上所述，陶府墓葬出土的器物中金、银器多为本地和周边地区生产，部分青花瓷器为内地制造。
结合文献资料的记载和对出土器物的分析研究，可知墓地建造年代大致起于1390年，止于1857年。已发掘的6座墓葬年代，大致在正德至万历年间。说明当时的景东傣族地区已经吸纳了汉文化。
景东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傣汉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景东是连接滇西的重要通道，是西南通往内地的咽喉要地和天然屏障。
景东彝族自治县位于横断山脉南端，东与南华县、楚雄市、双柏县接壤；南与镇沅县相依；西同云县隔澜沧江相望；北和南涧、弥渡两县相连。“景东”系傣语转音，意为坝子城。
景东在元、明、清诸代中都是以傣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杂居区。部族争霸，战事繁多，直接威胁到内地的稳定和安全。《明史·云南土司传·景东》载：“（洪武）十八年，百夷思伦发叛，率众十余万攻景东之北吉寨，俄陶率众御之，为所败。
率其民千余家避于大理之白崖川，事闻，帝嘉其钟，遣通政司经历杨大用赍白金文绮赐之。
二十三年沐英讨平思伦发，复景东地，因奏：景东，白夷要冲，宜制卫，以锦衣卫佥事胡当守之，俄陶任旧职。二十四年，帝以景东为要害，且多腴，调百崖川军士屯守。二十六年，命洱海卫镇守景东，从沐春讳也”。
江应梁《傣族史》载：景东在明代是傣族重要聚居区，土知府俄陶，其祖先在元朝时就是世袭土官，洪武十五年，以俄陶为景东土知府，不久朝廷就在该地置卫，兴屯田，设流官镇守，形成土流并存的局面。
明朝流官皆自外地派任，这些官吏在景东落籍不少，其子孙也世代落籍下来。“每官一至，备甲兵五十五人卫送之”。
洪武二十三年景东设卫这九家世袭武官进入景东，武官的家属，护送的卫兵加起来，又与当时的“一卫留五千人”计算，明洪武二十三年就有六千以上的军士进入景东。
嘉庆《景东直隶厅》卷二十三风俗条说：“明初，原显多僰夷，山多罗罗，是为土著，自设卫所，卫所官兵皆江左人，并江右、川、陕、两湘各省之贸易是地者，多家居。
于是，人烟稠密，田地益开辟。”由此可见景东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汉族的大量迁入促进了傣汉文化的融合
改土归流后，大量内地汉族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耕作技术、先进的生产工具制造和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水平，促进了景东地区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加快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推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特别是儒学的兴办，汉文化的进入，历代的景东陶氏知府土司，大都入过儒学，接受过汉文化的正规教育，使得他们深明大义，包容和积极接受汉学文化，和当时的朝廷融为一体，为维护云南边疆的统一和稳定，促进景东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陶府所奉行的包容开放统治政策是傣汉文化融合的根本原因
陶府500多年统治所奉行的包容与开放政策，从根本上促进了傣汉文化的融合。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景东傣族头人俄陶被明王朝封为景东世袭知府。
1397年，俄陶卒，传子陶干，“遂赐姓陶”，从此，景东傣族土司便以陶为姓。直至1857年灭亡，实行了一整套包容开放的政策，带来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局面。
政治上，陶府始终忠于朝廷，忠实执行“土流并治”和“府卫参设”政治制度。多次率领傣族士兵奉调征战，积极参加明王朝平定战乱，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
天启六年，贵州水西安邦彦反，率兵二十万入滇，至马龙（今曲靖境内）山后，去会城十五里，总官兵调景东土舍陶明卿伏马路左，贼分道并至，官兵御之，贼据战，势其锐，明卿乃以象阵自左翼冲出，贼溃，追奔十余里。
巡抚上功，推明卿第一。景东每调兵一千，必自将效千余。饷士之费未偿仰给公家，土司中最恭顺”，并屡建战功。以致被朝廷称为“土司中最恭顺”，“滇各土司，唯景东世忠勤”的土司。
经济上，知府俄陶积极与流官实施“奉田为屯”的政策。《明史》记载，当时景东军屯面积有39100亩。大规模的军屯也伴着大量内地汉族的涌入，带来内地先进的生产方式，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
此外还在各地坝区设立了五所“义学”，主要学生来源是傣族和中原调来将士孩子以及汉族移民。
这些义学以教授儒学为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景东传播，并逐步融入傣族文化，景东的傣族子弟也得以受到了汉文化先进思想的熏陶。民风地宜，日改月化。从1442年开始设立儒学到明末1628年止经过近200年时间。
景东傣族地区的文化教育、风俗习惯都接受了中原文化的熏陶，结束了过去大事使用缅字（傣文），小事用木刻的历史。
1988年发掘出的两座明代陶氏墓葬墓碑有直行阳刻楷书汉字“显考知府陶讳金”和“故知府少凤公墓”也进一步证明永乐年间或更早的时候，景东傣族就开始使用汉文了。
结语
通过景东陶府墓葬的发掘与随葬品的文化特征，人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傣汉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探析陶府古墓的历史背景，研究景东傣汉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对于建设民族团结示范区，加强民族团结具有着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江应梁。傣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2]刀承华，蔡荣男。傣族文化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
[3]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普洱市文物管理所,景东县文物管理所。景东傣族陶氏土司墓地[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4.
[4]李开运。芳草地[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5]李开运。论景东七百多年的《陶府》傣族土司[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