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主持青海省军政工作后，廖汉生依靠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深入宣传党和军队的纲领、政策，动员逃散在外的旧公职人员和群众返乡安居乐业，收缴马家军残部的枪支弹药，组织恢复生产，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稳定社会秩序。同时，第一军主力奉命开展剿匪斗争，剿灭匪患。
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为省人民政府主席，廖汉生等4人为副主席。
1952年8月，廖汉生调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第五书记。1954年3月，廖汉生升任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同年9月，廖汉生作为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任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1月，国务院任命廖汉生为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2月，廖汉生来到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战役系的52名学员都是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学习中实行自我管理。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是学员兼系主任、党支部书记，学员分成4个小组，廖汉生任第二小组组长兼党小组长。11月29日，南京军区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举行授衔授勋典礼，陈毅元帅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授衔授勋。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廖汉生当选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1957年7月，通过严格考试，廖汉生完成了两年的学业。7月底，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院址设在北京。此时，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来到军事学院战役系，征求学员们的意见。廖汉生主动提出要到新疆工作，萧华说：“你不能去新疆，要留下来当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一怔，急忙推辞：“不行不行，我第一次住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就当院长，哪里有这样的事，再说让我一个中将去接德高望重的刘帅的位置，也不合适。”尽管廖汉生一再推辞，还是在毕业后就直接当了母校的院长。
12月，廖汉生赴京参加第七次全军院校会议。会议期间，在以往军事训练中是否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如何反“教条主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发生了激烈争论。廖汉生在发言中率直地谈了对会议的个人看法，表示不赞成唱“对台戏”，坚持要在充分分析院校工作实际情况的前提下统一思想，批评了对立双方的态度。回到军事学院后，廖汉生对军事学院是否存在“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和研究，针对学院实际情况，下大力气抓了全院的作风纪律整顿，强调教条主义要防止、克服，但作风养成决不能放松，保证了学院教学工作的正常实施。
1958年5月下旬，廖汉生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林彪的建议下，会议的主题改变为反“教条主义”，开展了一场反“教条主义”斗争。会议期间，刘伯承抱病来京参加会议，被迫在大会上就“教条主义”问题做了检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错误地夸大了军队训练和教育中出现的一些缺点，进而在全军范围内自上而下地开展了一场“反教条主义”和“反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
南京军事学院承受了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在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政治委员钟期光及一些干部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廖汉生在运动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力求要客观分析形势，正确处理问题。对学院中存在所谓的“教条主义”错误，定位于“属于方针路线性的错误”，没有上纲上线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错误”。
1959年4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第二届国防委员会组成名单，廖汉生任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廖汉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改任第二政治委员。
林彪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出于政治野心需要，在军队大搞突出政治，似有压倒一切之势，弄得部队军政干部对立，互争时间，致使许多正常的军事训练被挤掉。面对这种局面，廖汉生同军区司令员杨勇交流思想，摆正了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的关系。1963年，北京军区坚持部队政治教育时间全训部队占30%，作训部队、营建部队占40%。对此，个别领导提出：“既然政治思想工作是第一位的，为什么军事训练要占的时间多？”廖汉生明确指出：“政治工作的首要地位与军事训练占的时间多是一个统一体。完成各项政治工作，要有一定的时间保证，但不是所有的政治工作都要占用专门时间的，日常大量的政治工作要渗透在各项工作中，随时随地去做。”廖汉生的讲话，统一了全区部队的思想，极大地调动了部队的练兵热情。在军事训练中，全区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各级领导深入基层，从抓近战、夜战入手，大力培养典型，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练兵热潮，出现了空前的好成绩，五大技术过硬的连队不断涌现。北京军区的这种好好局面，引起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的关注。国家机关、兄弟军区纷纷前来参观“尖子”分队表演。
1964年6月15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北京、济南两个军区部队和民兵的尖子表演。毛泽东看后十分满意，指示说：“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毛泽东的指示，更加坚定了廖汉生及军区其他领导狠抓军事训练的决心。北京军区部队抓典型，树“尖子”，促训练，军事训练水平大幅度提高。到1964年底，全区30%以上的全训步兵连达到了军委的普及标准，72%的作训参谋掌握了“六会（读、画、传、写、记、算）”技能，部队军事训练健康向前发展。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廖汉生作为代表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任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选自《国之栋梁——从新四军中走出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图源《廖汉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