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不久,一代重臣李鸿章即辞别人世。李鸿章的去世使腐朽的清王朝失去了一个高明的“裱糊匠”,加速了其走向灭亡的过程,这是历史早已注定的趋势。

于周馥而言,李鸿章是他多年的恩师和后台,失去李鸿章的护佑他的仕途将会更为崎岖,后来历史的发展印证了这一点。

晚清最后十年,千疮百孔的清政府一方面竭力通过各类花哨的“改革”方案延缓自己的崩溃,而各种反清的暗流也更加激烈地涌动起来,周馥迎来了自己生命中最为黯淡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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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时局的危急任何一个稍有阅历的大臣都很清楚,改弦更张势在必行。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却紧紧抓住权力的枢纽不放,而当时举朝上下堪称忠臣者实在少得可怜。

即便如张之洞、刘坤一这样的封疆大吏在数次谏言不被采纳之后也变得消沉起来,狡黠者如袁世凯已在谋划日后自保乃至篡权称帝。

周馥的资历虽在这些实力派大员之后,但他挽救危亡的理想和行动却比这些老臣们更为急迫,反映在他出任疆吏后推行的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改革措施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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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馥保甲措施的影响

他先后担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所治之地均属清王朝的要害省份,并尽全力推进地方改良。

但其结果只能用螳臂当车四个字来形容,周馥在职业生涯的巅峰迎来了宦途的末日,哀痛之情,莫此为甚,这里不妨来看看他在晚清最后十年的辛劳和困苦。

义和团运动期间,山东前任巡抚毓贤支持义和团打击洋人势力,教民和团民的斗争极为惨烈,《辛丑条约》签订后,周馥旋即被派往山东任巡抚,以收拾那里残破不堪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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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山东除了内部社会矛盾极端激化之外,还面临着外来的威胁。189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不断加紧政治和经济渗透,大有侵略整个山东之势。

继德国之后,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威海卫租借专条》,坐镇威海,窥伺扩张。为支付战争赔款,山东地方政府已财政拮据,库储匮乏,封建统治危机日见加剧。

周馥莅临山东推行新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序幕的。基于山东地理位置重要、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教堂林立、路矿繁兴的状况,他首先从编练保甲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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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州县选择要地设立保甲局,遴选有名望的绅士担任局董。这些人可以随时见官商议境内应办事宜,并准许局董随时查访本地窝藏盗匪的人家,报官拿办。

如平民、教民发生争执,由局董邀集两方亲族妥为调解。如果有情节严重的案件,局董可以一面设法排解,一面报官拿办。凡是有教堂、教士的地方,局董要加以保护以免生事。

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地方的各种乱源压住,为推行改良经济的措施创造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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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措施稍见成效之后,周馥随即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改良当中,其主要措施有开办学堂,劝农、通商、兴工、采矿等事,并聘请教师进行教导,集资设立公司等。

用馥的计划其实非常条理明晰,那就是依兼经济改良来提高婪后措能的先活水平,并以经济改良的成果来巩得和保障其他社会改革情的销背行。

因此他对编练保甲一事非常重视,理出各潍州县认真办理,对于敷衍了事的人员严加斥,并从所抽地税中酌提十分之一作为局中办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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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规定保甲局中局董的办事年限为三年。为了保障保甲制度的顺利推行,他制定了赏罚严明的措施。

能始终勤奋、功效可记的局董,不断给以奖励;若假公济私、任性妄为、贻误事机的局董,按照官阶,核其情节,轻则撤换,重则参革:不实力奉行的州县长官,也分别撤换。

对此,周馥不无欣慰地说过:“如此分别赏罚,像有观感,庶几官绅联络,民隐周知,令无不行,事无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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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措施确实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是改良经济的措施却未能落实,因为当时更为棘手的山东段黄河治理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黄河自1855年河南铜瓦厢决口,从山东利津入渤海以来,流经山东境内的二十多个州县。

当时厅汛既未设立,沿途州县也不承担责任,历年抢险防汛皆由三游总办督率营委分段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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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河身日淤日高,险工林立,原设营委不敷分布。每当遇到大汛时,催夫购料呼应不灵,沿河州县大多畏难苟安而置身事外。

尽管周馥过去在治理永定河工程中表现出色,但此时黄河之害远甚于永定河,且耗资极为庞大。

更何况此际的周馥在朝廷中已没有如李鸿章那样强有力的奥援,这个任务真可谓一个“吃不了,兜着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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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治理这条为害百姓的“祸河”,周馥在经费匮乏的情况下主要从调整黄河防汛守备力量入手。1904年他奏请将山东黄河两岸的州县改为兼河之缺。

即把黄河两岸的菏泽、郓城、范县、平度、蒲台、惠民、利津等二十州县,无论原缺繁简,一律改为兼河之缺,归三游总办节制调度。

同年,周馥还奏请将山东同通佐贰等缺改为兼河之缺。山东各府州县原设同通佐贰等官,或者近驻同城,或者分防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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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漕运未停时,地方不太安定,这些人有督捕押运的差使,现今漕运已停,这些官缺如同虚设。

二、周馥的治国理念

除分防要地及铁路附近的人没有更动外,其余人都命移驻河干,周馥责令他们经管河务,并就近历练,帮助州县照料他们力所不及的地方。

这样做,可谓一举两得,“如此量为转移,在公家则禄不虚糜,而于吏治河防两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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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次治河似乎未见多大成效,只是明确了有关河防人员的职责,加强了救灾工作的统一指挥,尽力保持黄河能够安流入海。

但在人、财、物皆匮乏的晚清衰世,能保证黄河泛滥之时有所补救已算不容易了。为了扭转基层社会的贫困局面,周馥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东特色产品的出口贸易,为民众开利源。

最典型的就是山东盐运销俄国海参崴的远程跨国贸易。海参崴位于日本海西北角,是东北亚地区最北端的不冻港,气候较冷,附近不产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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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所需盐都是由广东、香港等处运送的,但盐质低劣且价格昂贵,且贸易量不大,缺乏对中国盐商的吸引力。

19 世纪末,俄国沙皇政府为了扩大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和渗透,不惜投入巨资修建了从圣彼得堡横贯西伯利亚直达海参崴的铁路。

铁路建成后,大批农垦移民、军队、商人东下海参崴,对各类生活用品的需求量剧增,往昔小规模的食盐贸易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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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华南运盐至海参崴成本较高,难以获利,而山东盐质量好、味道佳、颜色白,因此在海参崴走私严重,危及沙皇政府的税收。

俄国官员就此向清朝外务部提出让中国政府运盐到海参崴,以避免走私。外务部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规定运往海参崴的货物免征关税。

周馥闻讯后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随即派商人到海参崴进行考察,结果发现有大利可图。于是他下令招集商股,在山东沿海一带购买滩盐,雇佣轮船运往海参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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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广此事周馥采取了许多优惠措施,如命令筹款局免费发给执照、东海关免征出口税、内地课税免征三次。

他还命商人携带山东黑枣、茧绸、豆油等土货到海参崴试销,也获得了一些利润。周馥还着手从增开商埠来推动内地贸易的发展,他看到山东沿海通商口岸先前只有烟台一处。

自1898年德国议租胶澳以后,青岛建有码头,又兴造铁路通至省城济南,而正在建设中的津浦铁路也将与胶济铁路在济南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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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作为两路枢纽,地势扼要,商货转输较为便利,应辟为通商口岸以利贸易,使中外商民咸受其利。

位于省城迤东的潍县及长山县所属的周村,皆为商贾荟萃之区,两处又都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因此将潍县、周村一并开作商埠,作为济南分关。

这三地开埠通商之后就打破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使山东利权不致为德国人独占,不仅收到了遏制德国的效果,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三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三地经济日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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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带动了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安抚地方、治理黄河、发展经济是周馥任山东巡抚时期的主要政绩,他还推行了不少其他有益的社会改良措施。

为了改善旗人日益堕落无为的生活困境,周馥大力提倡旗人自谋生计,鼓励旗人开垦荒地及读书求知。

为推广此事,他命令省城高等学堂、师范学堂、青州中小学堂、蚕桑学堂均须选择旗人学习,并扩充工艺,将官山荒地招募旗人认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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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离驻防地较远的旗人,命令地方官拨给土地。这样,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旗人生计维艰的困境,也扭转了旗人不劳而获的不良风气。

妇女缠足问题是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痼疾,周馥还坚决反对妇女缠足。

“汉人妇女缠足一事,敝俗相沿千百年,偏毒二十二省,有百害而无一利,士大夫无不痛恨,各国无不耻笑,极应严禁革除,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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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执行效果并不明显,遵行之家不过百分之一,主要原因是民风并不以缠足为耻。

他认为欲扭转积习非严刑峻法不可,规定此后如有未经缠足妇女再行缠足者,即以违制论,由县衙严定条例惩处。

三、总结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周馥对旧社会妇女缠足这一社会陋习的痛恨。此外,他还大力提倡满汉通婚,这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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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认为周馥等人“筹划旗人生计,教养兼施,所虑甚为周妥,应请准其试办。至缠足陋俗,应随时导,毋庸特设科条”。

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在革除陋习方面尚没有周馥的见识和勇气。1904年10月周馥调任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是他最后一段比较有作为的为宦生涯。

有了在山东理政的经历,周馥竭尽全力从发展经济、调和社会矛盾、增强军备、提倡教育等多个方面改善地方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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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三省作为清政府财政命脉的稳固地位,取得了突出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