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 展 襄 南
廖汉生
（1945年3月3日，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五大队）来到襄南后，按照五师首长命令和鄂豫边区党委决定，贺炳炎担任了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我担任中共襄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原司令员吴世安、地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方正平调回大悟山另行安排。我们带来的干部也都充实到军分区机关、部队和各县指挥部去。其中王绍南任军分区副司令员，魏国运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田任政治部副主任，史可全任后勤部长，谷佑箴任后勤部副部长，董家龙任卫生部长，张秀龙任独立团团长，王立中任教导团政委，刘林、刘彬、梁诚、张鸿卿、沈国栋、陈仪训、熊世钧等担任了各县军事指挥部指挥长。从此，我们正式加入到新四军的行列中。
大发展的方针，是我党根据国内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制定的正确方针。
毛主席讲：“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今后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学习和时局》)
在襄南如何落实大发展的方针，发展党的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发展根据地，这是摆在党政军民面前的头等紧迫的任务，也是我们负责同志日夜思虑的问题。
所谓襄南，是指汉水以南与长江以北的地区，汉水在这一段又叫襄河，其中心区包括潜江、沔阳、江陵、监利和今天的洪湖、沙市一带。
我虽然是初到襄南，但对这个地区并不陌生。这里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洪湖苏区的一部分。1930年贺龙率领红军东下洪湖，我一直留在湘鄂边的大山里坚持游击斗争，时常听到从洪湖传来的消息，从那时起这里就成了我神往的地方。
对于大多数南下干部来说，这里则是他们自幼生长的故乡，也是参加红军并浴血战斗的地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同志在这里建立了红二军团，创造出著名的洪湖苏区。毛泽东主席在抗战初期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把“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作为“河湖港汉地带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1943年，新四军五师派部队挺进襄南，同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老苏区人民一道，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建立起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一次党中央又把我们派回来，目的是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以便在不远的将来进行大反攻时，这里就是收复武汉三镇的前沿阵地。
我们看到，襄南根据地能够在日伪顽交错盘踞的缝隙中，在江汉之间的平原水网上，在战略要地大武汉的一侧，坚持抗日斗争，取得这样的局面，很不容易。我们从中得到很大的鼓舞，对完成大发展的任务增强了信心。同时我们也看到，襄南根据地还存在着一些弱点，尤其是军事力量和干部队伍还比较弱。与中央提出的任务和要求相比，我们的力量还显得很不够。这也促使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发展。
在襄南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我们组织大家一起学习中央方针，学习边区党委指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同时紧密结合襄南地区和各县的实际情况，讨论我们的工作，研究今后的任务。经过十天的会议，我们重新确定了襄南地区1945年的工作方针是：“以发展为主，同时照顾巩固。”
基于对形势的分析，我们看到抗日战争有可能很快出现胜利反攻的局面，因此着重部署从3月到8月这半年内各项工作大发展的具体目标和要求。主要是：扩大武装，扩大根据地，扩大党的力量，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扩大武装，这是发展襄南的重点，也是所有抗日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
比较而言，襄南地区地盘大武装少。上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七八个县团单位，总共只有六七千人枪。五师和边区党委要求我们，在半年内扩大到1．5万人。地委经过分析研究，提出了将现有力量扩大一倍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多，需要我们下大力来搞。我们在根据地内，广泛宣传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动员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扩军热潮。我们对县区乡游击武装充实提高，在不妨碍坚持本地斗争的前提下适当给予升格，加强主力的力量。我们向各据点的日伪军发动军事和政治攻势，在战斗中尽可能多捉俘虏，争取、改造日军士兵加入反战行列，大力开展瓦解伪军工作，策动其反正，弃暗投明。扩大武装所需的枪支弹药则基本上从敌人手中夺过来。扩大后的武装，军分区指挥一个江北独立团、一个干部教导团，县一级建立了军事指挥部和游击总队，区乡纷纷健全充实了武装中队和亦兵亦农的民兵组织。
扩大根据地，是发展襄南的另一个重点。我们的方针是：巩固基本区，开辟外围区，挺进敌占区。
我们坚持原有地区的巩固，率领根据地军民挫败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围攻、骚扰，并主动袭击、围困敌据点，迫使敌人向中心城镇收缩，各县力争把被敌人分割的地区打通，把根据地尽可能连成一片。
我们把地区发展与扩大的重点放在长江以南和襄河以西。江南包括湖北的石首、公安和湖南的华容及洞庭湖区岳阳君山一带。地委和军分区为了加强江南的力量，在3月间将原石公华县委改组为江南中心县委，由南下干部梁诚和原有干部李秉范担任县委正副书记，同时建立了江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以桃花山为依托向长江两岸发展，并打通与鄂南的湘鄂赣地区的联系。襄西主要是向汉水以西、宜昌北面的荆门、当阳、远安发展，建立了襄西指挥部。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襄南根据地达到了鼎盛时期，以潜江为中心，东至平汉、粤汉铁路线上的汉阳、嘉鱼、蒲圻，西至荆门、当阳、江陵，北至襄河，向南则一直排到洞庭湖边。在这么一个广阔的区域内，襄南军民与敌人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拔掉了一些据点，收复了一些地方，并与其他地区一起构成了对武汉外围的战略包围。
扩大党的力量，这是发展襄南的核心。
我代表地委向各县党组织提出了扩大党的力量的任务、要求和具体方法。首先使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明确：革命事业的壮大、革命战争的胜利，有赖于党的发展。抗战前我党只有四万多名党员，现在已经发展到100万，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还要看到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只有100万党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个大发展，才能更有力地领导起全中国人民去争取革命的胜利。
地委先后从区乡抽调了数批政治上可靠、又有斗争经验的老党员，集中到洪山公学进行培训。洪山公学是边区党委直属的一所干部学校，设在襄南的潜江县熊口镇。我们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开设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学习马列主义常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熟记党纲、党章，明确党的各项政策、主张，掌握基本的工作方法。然后把这些同志派到新开辟的地区工作，去建立党组织，发展新党员。在发展中，我们注意既要积极又要慎重，处理好“量”与“质”的关系，使党在迅速地大量地发展的同时确保不叫一个异己分子进入党内。为了加强党的基层建设，我代表地委提出了建设一个好支部的四条标准，即“对敌人斗争搞的好”“减租斗争搞的好”“生产运动搞的好”“防奸运动搞的好”。党的基层组织带领景群众开展各项工作，发挥出战斗堡垒作用。
在襄南这个地方发展党、扩大党的积极分子队伍，不可回避地要碰到一些复杂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老苏区“改组派分子”和“自首分子”的问题。
我们南下干部一到襄南，老百姓就传开：“当年的红军又回到洪湖来了!”有的听说是“贺司令带人回来了”，把贺炳炎传成贺龙了。有一些原洪湖苏区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战士和红军家属找上门来，诉说往事，打听亲人下落，要求做些工作。这些人里面有的是掉队人员，有的是失散人员，也有在“肃反”中被开除的“改组派分子”，以及苏区垮掉后登记的“自首分子”。
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每一个人的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妥善处理。在洪湖老苏区，由于“左”倾错误路线搞的“肃反”扩大化，党组织被整垮了，一批批党员干部当做“改组派分子”或被杀掉或被驱离了。我们南下干部都经历过那一段历史，在延安整风后期又总结了那一段历史。根据整风精神，我代表地委宣布了处理历史问题的政策：对所谓“改组派分子”，如果搞清楚确实冤枉的，即承认他是党员，他的家属当做革命家属看待；一时难以搞清楚的，对其家属也要给予一定的照顾。我们公开承认过去“肃反”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认真解决他们提出的申诉，逐个给予适当安置，希望他们在当地继续为党工作。他们眼含热泪，失声痛哭，倾吐了憋在心中十多年的冤屈，解除了思想上的包袱，以加倍的热情为党工作。
对于老苏区垮掉后的“自首分子”，党中央在我们南下时做过很客观的估计：洪湖苏区垮掉后的十几年中，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和强制“自首”，留在苏区的党组织和党员有相当一部分会因为种种原因而“自首”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央提醒我们要慎重处理好。这些人有的是被强迫“自首”的，有的是由家属替其“自首”的，有因缺乏远见而被当时白色恐怖形势所趋而“自首”的，也有“自首”后破坏我党利益的。按照中央政策，我们区别各自情况给予个别处理：能够真心拥护我党、真正来工作的可以分配，不加拒绝，但必须有一个原则——要有利于党、有利于革命，必须有一个条件——要向党写自传、写申明书，把“自首”的原因、过程和以后经历实事求是地、不加丝毫隐瞒地写出来，给党审查。有过一些错处只要没有破坏党的利益，主动写出来后可以不加追究，重新工作后取得成就的可以将功折过；工作有大成就、对党有大功劳的，如果要求入党可以慎重地个别解决。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我们为党的工作争取了一批人，同时也保持了党的纯洁。在地委、各县委和各基层支部的努力下，襄南党组织和党员队伍逐步发展扩大，质量有所提高，在敌占区也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
扩大统一战线，是发展襄南的重要一环。
襄南靠近武汉三镇，濒临水陆要冲，来来往往的各种人物、各种关系很多。在大革命期间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都是斗争旋流的中心，红白严重对立，阶级斗争相当激烈，地主阶级曾是革命的对象，苏区失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参与迫害我党同志和红军家属。因此对我们南下干部的到来，有一些地主、士绅很担心，怕算旧账。
为了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襄南专署召集了士绅会议，贺炳炎司令员首先讲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明了我党的团结抗日态度。
贺炳炎讲过之后，我又作了具体的解释：“这次南下干部回到家，有许多人的父母兄弟在苏区失败后被人杀害了。这是非常痛心的事!但是共产党是不会为了私仇而违反党的政策的。只要那些人现在是抗战的，我们还是以朋友相称，过去的账不算了。希望襄南各界各阶层人民为了打走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目的，一致团结，旧仇旧怨一笔勾销!这是我代表南下的同志要向各位表明的。”
我们以共产党人博大无私的胸怀，团结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不计前嫌，积极争取地主、士绅们为抗战事业做一些工作，如认购公债、代购物资等。我们在襄南建立了各界人士组成的参议会，在敌占区的大城市建立了一些统战关系，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起三三制的地方政府。
由于边区党委的正确领导，由于襄南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襄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选自《廖汉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