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37年9月，陶行知来到美国加尔维顿港，参观了“铁山”。
所谓“铁山”，其实是一大堆废钢铁，它高4丈、宽10丈、长5里，废钢铁从美国各地运来的，集中于此，然后运往日本。
彼时，正值中日全面战争之初，日本战争机器已高速运转，美国卖给日本的废钢铁，绝大部分会用于军事，变成杀戮中国人的武器。
陶行知参观完，内心久久不能平复，他成立了“中华经济研究会”，研究有关美国出口日本军需物资的问题，年底他得出了一个数据：1937年，日本从美国进口的军需物资，占日本全部进口军需物资的54.5%。
此后，陶行知在各个场合宣传这个数据，指出：日本在中国杀死100万人，有54.4万人是美国帮助杀死的。
他呼吁美国不要做日本杀害中国人的帮凶，尽快对日本实行战略物资禁运。
陶行知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大部分战略物资需要从海外进口，战争开始后，日本战略物资的消耗更大，美国有求必应，加大了对日本的出口。
1936年美国出口日本废钢铁1190万美元、原油1420万美元，1937年这两项数据分别猛增到3742万美元、2210万美元。
现代战争，是建立在钢铁和石油基础之上的战争，如果没有充足的钢铁和石油供应，战争机器就会歇菜。
这意味着美国出口日本钢铁和石油，是在变相地为日本战争机器输血。
但如果以此指责美国人是日本侵华的帮凶，美国人会觉得很冤枉：我只是个商人，谁付钱我卖谁，至于客户买了东西去做什么，我不关心。退一步讲，市场是开放的，我不卖，别人也会卖，谁放着钱不挣呢？
你可以说美国唯利是图，也可以说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认为美国有意帮助日本侵华，甘当帮凶，这就不客观了。
事实上，对于中日战争，美国在道义上同情中国，在政治上反对日本，但这种同情和反对是有限的，并不影响美国和日本的贸易往来。
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和蚕食，打破了列强在华势力平衡，破坏了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对美国人苦心孤诣构筑的远东秩序——华盛顿体系构成了威胁，所以美国在政治上肯定不会支持日本。
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发生时，恰逢美国两次经济危机，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对亚洲的战争不是很关心，他们只关心卖货，处理剩余产品，走出经济危机。而日本，是美国产品的大买主之一，美国没有理由不卖给日本。
所以，战争前期，美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很分裂：它在道义上、口头上支持中国，但尽量避免刺激日本，它与日本在经贸上往来密切，客观上帮助了日本侵华。
道理，大致就是这个道理。
资本主义，挣钱才是王道。列宁也说过：资本家为了利润能卖给我们绞死他们的绞索。
02
看个例子，两伊战争期间，两个国家都在全球大肆采购军火。
如果你的军火产能过剩，且与这两个国家都是泛泛之交，那么你根本没有必要关心谁正义谁非正义，给钱就卖，两边都卖，他们两个打得越欢，你挣得越多，高兴还来不及，做什么好人？
你做好人，暴君和神棍都不会领你的情，会指责你偏袒对方，弄得里外不是人。
如果用这个逻辑，来看待当时的美国，很多问题就很好理解了。
一战期间，美国没参战时，同时向协约国和同盟国卖货，两边发战争财。
中日战争，美国也同时向两国卖货，只不过中国穷，买得少，日本富，买得多，这怎么能说偏袒日本呢？只要钱到位，美国人甚至能把刚造好的“企业”号航母卖给中国。
还有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和日本，谁在美国心中分量更重？
毫无疑问是日本。
分量更重不重，不是体现在口头上，而是体现在贸易额上，毕竟，国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金钱关系，没有贸易往来的两国关系，经不住时间考验。
日本是世界七强之一，是美国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1932-1938年，美国对日出口占美国对外出口的比重，徘徊在7.8%-9.9%之间。
美国八大财团中，有四个财团与日本财阀建立了密切关系——摩根促成多项对日贷款，洛克菲勒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帮助日本实现飞机制造业现代化，杜邦则向日本出口大批军火。
此外，美国福特公司、通用公司，与日本三菱、三井、住友等公司，在电力、汽车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
中国是个农业国，市场体量不大，购买力有限，与美国经贸关系并不密切。
1929-1938年，美国对华出口占美国对外出口比重，徘徊在1.3%-4.0%之间，其中1931年达到峰值4.0%，此后下滑至1938年的1.3%。
这意味着中国市场对美国而言，并不重要。
类比例子：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是日本（4.7%）+韩国（4.4%）的市场重要，还是巴西市场（1.7%）更重要？
再看两个数据。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美国在东北的财产合计400万美元，美国对东北进出口额1700万美元，美国不至于为了这点钱，而得罪日本这个大客户。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年，美国对华出口额4970万美元，只是对日出口额的1/6，美国从中国进口额1.036亿美元，只是美国从日本进口额的1/2。
中国和日本在美国心中的分量，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1936年，美国“防止战争委员会”发表言论称：美国为了保全在华的1.3亿美元投资，而要花400亿美元去打仗，这难道不是最无利可图的生意吗？
生意，都是生意。
03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直到1933年罗斯福新政，美国的情况才有所好转。1937年8月，美国经济又急转直下，出现了大衰退。
此时，中日全面战争刚刚开始，日本对美国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战争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最有效的途径，战争中的日本，会从美国进口大量物资，帮助美国消化积压商品，缓解美国解决失业问题。
1937年11月，世界主要大国在布鲁塞尔开会，旨在调解中日冲突，但日本拒绝参会。
中国代表顾维钧，要求与会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停止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与会各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关系，都不愿制裁日本，只发表了轻描淡写的谴责。
美国外交官霍恩贝克坦言：美国不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如果与日本交战，生意就做不成了，南方棉花种植者，害怕禁止棉花输日会使他们倾家荡产。
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这样解释美日关系：在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中，经济因素是最为重要的，我们有3600名美国公民居住在日本，有4.7亿美元投资在日本，我们和日本的贸易是我们和远东的贸易中最大的。
虽然，在南京大屠杀后，美国民众基于义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但这毕竟是支流，美国的主流仍然是政治上的孤立主义，以及经济上的实用主义。卖战略物资，卖军火，忙得不亦乐乎，这种情况，连总统罗斯福也无法改变。
1937年10月，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著名的“防疫”演说，主要意思是世界是一个整体，文明遭到了严重威胁，当世界陷入混乱，美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立或孤立没有出路。
这其实是一次试探，试探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
因此，罗斯福把话说得很隐晦，没敢点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名，他说：当一种瘟疫开始蔓延时，全社会赞成并联合起来，对患者采取隔离措施，防止疾病的蔓延，以保护社会的健康·····
“防疫”演说，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美国政界和新闻界的普遍反对，《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停止对外国的干涉，美国需要和平》，一些媒体指责罗斯福老滑头，想把美国民众对经济危机的不满转移到海外，简直就是战争叫嚣。
罗斯福怂了，各种解释，孤立主义的大旗在美国继续飘荡。
对世界各地的战争，美国坚决不出头，闷声大发财。
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叫嚣要建立东亚新秩序。
所谓东亚新秩序，其实就是日本独霸东亚，这意味日本要推翻1922年《九国公约》建立的华盛顿体系，把欧美势力赶出东亚。
日本外相有田八朗，通知美国国务卿赫尔：日本不再受《九国公约》及相关文件的约束。
是可忍孰不可忍，美国怒了：狗屁新秩序，我们不承认。
日本嚣张的态度，直接促使罗斯福下决心，批准了对华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此前，罗斯福担心这笔贷款会激怒日本，犹豫不决。
桐油贷款，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美国第一笔对华贷款，数量不算多，但意义重大，它意味着美国的风向渐渐发生变化——美国希望增强中国的抵抗力量，来制衡日本的扩张。中国苦撑待变迎来了希望的曙光。
虽然迎来了曙光，但从希望到现实，未来中国还要再苦撑3年——孤立主义的坚冰，需要时间来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