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智经济原创）
虽然债务违约是酿成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从经济实践来看，公共部门的债务扩张更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而产生的必然后果。由于市场需求的非稳定性，存在非理性扩张和收缩情况，当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就会引起经济危机和萧条。这就需要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发挥主观能动性，依靠公共需求的扩张对冲市场需求的萎缩，才能确保总需求保持稳定。此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就越广泛。这就需要不断优化公共产品的供应范围和方式，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也必然导致公共部门债务扩张。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持续讨论当前全球面临的公共债务扩张及政府债务困局。首先，从全球性公共债务扩张现象谈起。
严格意义上讲，广义的公共债务是指整个公共部门的债务，包括政府部门的债务和非政府公共部门的债务，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人民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公立学校、医院等各类非盈利性组织。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广义公共债务总额中政府债务比重持续提升，近十年来已经超过90%；非政府公共部门的债务比重较低且逐渐下降，近十年来已经小于10%。政府债务中，中央政府债务比重持续提升，已经超过85%；地方政府债务比重逐渐下降，从2009年的15%降到2020年约12%。
鉴于非政府公共部门的债务占比较低，并且大多数非政府公共机构的债务采用企业制市场化运营，在开展经济分析时，将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视同于公共债务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政府部门债务扩张具有普遍性
观察全球经济发展进程，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债务扩张具有普遍性。目前，没有直接进行统计的全球政府债务总额数据，但是可以从已有的全球GDP数据和政府部门杠杆率计算得到大概的政府债务总额。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础数据，计算得出各年度全球政府债务规模。截至2022年，全球政府债务总额达到91万亿美元，当年全球GDP略高于100万亿美元，全球政府部门杠杆率为90.9%。2000年全球政府债务为19.4万亿元，此后的22年增长了4.7倍，而同期全球GDP增长了3倍，政府债务增长速度显著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从趋势来看，除了2004-2007年、2020-2022年有小幅下降以外，全球政府部门杠杆率趋势性上升，尤其以2001-2004年、2008-2010年、2020年呈现跳跃上升态势。2020年全球政府部门杠杆率高达101.8%，达到历史峰值，超过了全球GDP规模。
将全球经济体按照发展程度划分为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两大类别，可以看到两类经济体政府债务规模变化特征。整体而言，发达经济政府债务规模大、政府部门杠杆率高；新兴经济体政府债务规模小一些，但增长较快，占全球政府债务的比重逐渐上升。200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占全球政府债务的比重从近88%下降到70%以内；新兴经济体政府债务占比从近12%上升到30%以上。
从政府债务增长来看。截至2022年，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规模为62.7万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了45.7万亿美元，增长了3.7倍；新兴经济体政府债务规模为27.7万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25.3万亿美元，增长了11.6倍。在这20多年里，发达经济体GDP增长了2.2倍，新兴经济体GDP增长了6.4倍，均显著低于各自的政府债务扩张速度。由此可见，发达经济与和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债务都呈上升趋势，并且政府债务增速都快于经济增速。相较而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和债务增速都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增长倍数分别超过发达经济体4.2倍和近8倍。政府债务的快速扩张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推动作用，与此同时，经济增长预期又会影响政府趋于扩大举债规模，二者呈相互促进关系。
从政府部门杠杆率来看。自2000年到2020年，发达经济体政府部门杠杆率从64.8%上升到108.7%，新兴经济体政府部门杠杆率从41.1%上升到65.3%。整体而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政府部门杠杆率都在快速上升，发达经济体政府部门杠杆率要显著高于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债务规模更大、债务杠杆率更高，似乎承受着更大的债务压力，但并不意味着债务风险更大。政府部门杠杆率并不是衡量公共财政健康程度的唯一指标，其他因素，如不同经济体的经济状况、通胀水平、政策环境、国际收支、经济周期等都需要综合考虑。相较而言，一些债务规模不大但经济基础薄弱、政府治理水平较低、债务结构不清晰的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大的债务风险。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学之智经济
公共债务扩张的合理原因
实际上，早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就发现了公共债务扩张的普遍现象。他在对许多国家公共支出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瓦格纳法则”，这一法则是财政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定律。他发现，从工业革命之后的各国实际情况来看，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的比例增长。回溯近现代经济数据，可以发现这一现象在20世纪以来继续得到验证。
为什么会出现公共债务扩张的普遍现象？从合理性而言，其根本原因在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收入水平提升，市场主体的公共需求趋于扩张。政府部门需要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民的需求，例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从这个角度而言，公共债务扩张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
从广义需求分析的角度而言，这一现象可以有新的解释。总需求包括市场需求和公共需求两部分，市场需求并不稳定，常常出现非理性扩张和非理性收缩的情况，就会引起市场经济的大幅波动。首先，如果市场需求长期低迷，就只能通过政府加大公共支出，以扩大公共需求的方式弥补市场需求的不足。其次，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增速放缓成为必然，市场需求就会表现为不足状况。再次，公共需求扩张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公共需求规模越大、质量越高，表明公共部门的功能越完善，居民生活水平越好。
然而，传统经济理论注重于分析市场需求，并且将市场需求视为总需求，忽视了公共需求的存在，这就存在明显的认识盲区，与经济现实情况相悖。由于传统经济理论对总需求存在认识盲区，就难以应对市场需求的剧烈波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哈佛大学出现一部分大学生集体退出曼昆的课程，认为他讲的经济学没有用，经济理论的实用性遭到质疑。甚至认为经济学教科书存在毒害作用，正是因为经济学家和政治精英们受到传统经济学观点的“思想禁锢”，才难以发现即将爆发的金融危机。当危机爆发之后，也难以从经济学教科书中找到合适的政策建议，只能采取QE、直升机撒钱等非常规手段。
政府债务盲目扩张带来的危害
政府债务扩张已经成为全球性普遍现象，任何国家都难以摆脱政府债务困局。政府债务本身是中性的，债务规模大小并不是风险的源头，关键问题在于债务期限结构与政府收入现金流是否匹配，以及主权信用基础和财政支出结构与效率等。
政府债务风险主要表现为两类，一是主权债务危机，二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通常而言，中央政府的债务表现为内债的情况下，不会面临债明显的务偿还风险。当存在大量外债，特别是需要使用外币偿还债务，就可能存在主权债务风险。相比之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显著高于中央政府。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发行债务的利率通常较高，也不具备完整的宏观调控权力，更没有独立发行货币的权力，过度债务产生的风险就会更大。
美国和日本的政府债务具有很强的相似性，那就是中央政府债务占据了很大的份量，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被严格限制。中央政府债务主要以发行国债的形式而存在，这会带来诸多好处，不仅可以有效控制政府融资成本，而且能够有利于风险管理和市场调控，更好地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不过，国债作为政府的债务，如果国家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国债的信用评级可能会下降，甚至偿付出现困难。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全球主要国家的国债的偿付能力已经持续下降，可能成为引爆下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地雷。一些学者认为总有一天将迎来明斯基时刻，美国和日本都将引爆国债地雷。不过，从目前而言，相较于其他大部门国家，美国和日本的政府债务风险并不大。
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政府部门杠杆率并不高，整体债务风险可控。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风险主要在于债务结构上，中央政府债务比重偏低，地方政府债务比较偏高，债务风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上。随着全国各地开始加快制定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城投转型等，逐步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约束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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