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在“参酌古今”的导向影响下，又坚持维系“国俗”；在家具的风格确立上具有二元统一的特征，表现为时间上的历史借鉴，文化上的民族取舍。
总体上表现为从繁、从简的二元形态，与家具功能和造型有选择性的继承、改良和创新相关。
一、近取宋代风骨
（一）结构简洁，装饰有度
蒙古族进入中原地区，政治上依赖汉族的统治基础，又有“近取金、宋，远法汉、唐”的治理政策。
随着元代中后期科举复兴后，崇尚儒家文化的文人仕子进入朝堂，中和内敛的家具风格更为符合文人审美，结合草原游牧习俗发展出了元代特有的住居文化。
元家具桌椅的直线造型体现了尚简之风，这是源于宋家具直线风格的影响。宋风家具以直腿为主，腿部直连桌面，木质构件造型笔挺纤细，装饰细致入微，带有清俊的直线型风格。
元代笔直劲挺的腿足造型直接借鉴了宋家具纤细，精巧秀丽的风格特征。元代桌椅多用直腿、直枨、方面板的框架式结构；通体素面，竖直挺括。
融合宋家具的结构美装饰特征，元代北方蒙古族家具的装饰简洁有度。装饰的部位突出、位置适中，主要以结构件、装饰件为主，装饰图案突出蒙古族喜好。
以元初《事林广记》中的栏杆式罗汉床为例，罗汉床的靠背栏杆以镂花和卍字形卡子花为装饰，栏杆整体造型疏密相间，简洁明了，装饰风格更多趋于宋风。
元代晚期家具装饰则更为精炼，更为符合晚期科举复兴下蒙古族文人仕子的审美喜好。此类蒙古族家具多在腿足、高束腰的腰线部分，扶手的出头位置。
以鼓腿彭牙、圈背、搭脑等结构件做装饰，形成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吸人眼球的效果。
这类结构部件装饰一目了然，采用蒙古族喜爱的主流装饰元素：云纹牙头，云头柱础，如意开光、卷草足、兽蹄足等主题。
（二）尺度高型，功能细分
宋代的高型家具和高坐的住居方式，直接影响元代北方蒙古族家具的形制和功能。家具功能进一步细化，种类增多，并逐渐形成固定的家具组合布局。
元代蒙古族高型家具的快速发展是源于蒙古族中上层贵族对汉族生活方式的接纳。游牧状态下低矮的穹庐多席地而坐，适用低矮家具。
随着元朝的建立，游牧生活逐渐转向定居，院落住居继承发展了宋代传统多进合院式建筑形制，称为四合院。
使得居室空间由圆形转变为四边形的高大空间，从而高型家具被蒙古族广泛接受。因此，蒙古族家具秉承宋制，尺度均较蒙古包里的家具更为高大。
高型家具在元代蒙古族家具中占主体，受宋的影响，元代早期院落式住居空间起居家具多用四足榻和箱体形壸门榻。
长治市郝家庄墓、凌源富家屯墓、永乐宫壁画、元刻本《全相平话》均有此类壸门长卧榻。
造型与宋代绘画资料中四壸门或五壸门箱体结构的三面围屏床一致，体现了宋元一脉相承的家具形制；元代晚期则发展为围屏架子床。
由于元代蒙古族随性的坐卧姿态和个性化的自由性格，更加重视舒适感。因而，元代坐具形体增大，宽松的座面方便垂足而坐。
建筑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元代蒙古族顺势承袭了宋代的家具类型，丰富了蒙古族家具的种类和形制，促使元代家具功能深入细化。
宋代院落式住居的功能需求，划分了居室功能空间，如厅堂、餐厅、卧室、厨房、院落等，这一点在元代墓室壁画中也所表现，为此，家具功能也较宋更为细致完善。
以中原地区的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墓室壁画的家具陈设具有代表性。
如山西陕西墓室壁画中的餐饮空间多表现在备宴图、备茶图中，图中以承具为布局中心，承具有高桌、矮桌和案、几等。
夫妻并座图中显现了厅堂布置，厅堂家具以坐具和承具的组合为主；多出现长坐塌、交椅、坐凳、桌案、屏风等家具；与宋代厅堂壁画相比，交椅的出现更频繁。
而山东、河南等地壁画中的卧室空间，多出现卧具和衣架；卧室中还陈设了大量功能精细的家具，如箱柜、衣架、毛巾架、盆架、花几等专用于室内的小型家具。
其中衣架在元墓壁画中大量出现。元时蒙古人流行称为“纳失失”的织金锦，属于丝绸类。而丝绸衣物因其抗皱能力差，必然离不开衣架的支撑。
衣架自然也成为蒙古族频繁使用的家具。蒙古族家具功能细分，不同于游牧生活状态，更加专注于生活的细节而设计，体现墓主人定居生活的精致和丰富程度。
蒙古族以开放的视野，融合北方地区家居文化，相互借鉴，顺其自然与中原文化相适应，于是“参汉酌元”便成为它的不二选择。
二、远法唐代风韵
（一）方圆兼容，张弛有力
元代蒙古族贵族家具造型突出体现了唐朝宫廷家具的曲线风格，造型和装饰具有唐家具典型的富丽之风；同时饱含草原美的意蕴。
元代蒙古族家具的曲线浑圆起伏，极富曲线美。
曲线造型最为典型的即三弯腿，随着技术的进步，元代简化了唐代双片板式腿足 , 代之以如意云纹足造型，并转而将唐代的兽足三弯腿，卷草形三弯腿发展壮大。
元代膨出式的曲腿造型，线条明显较唐代更为浑圆。腿足造型多采用鼓腿彭牙、三弯腿外翻马蹄足、花草足、卷珠足等。
唐家具曲线造型整体外方内圆，在方圆之间随形变换，远视其曲线感分外优美。这种方圆兼顾的思维，在元代蒙古族家具上更为自由灵活地显现出来。
曲线造型结合方直的家具形态显现出中正，方圆兼容的和谐意态，蕴含着曲直变化的韵律和动感之美。
高束腰造型是元代蒙古族家具的显著特征，同样源于唐朝高型家具的典型特征。元代束腰结构的运用灵活多变，结合鼓腿彭牙更富外向张力。
高束腰在艺术效果上先紧后松、先抑后扬，给人以夸张的视觉感触。元代盆架类、椅凳类、桌案类家具多采用束腰结构。
元代蒙古族与唐代贵族在文化上同样崇尚武功，两者具有相似的武人性格，进而塑造了相似的审美观念，喜好豪华优美，精致又夸张秾丽的流线型风格。
因此，蒙古族立足尚武的民族文化，统治阶层转而吸收了唐的曲线形造型风格。
（二）装饰满密，富丽浪漫
元代宫廷家具繁满的装饰与唐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饱满起伏的形体结合通体满地装饰，形成其豪华精致，富丽浪漫的装饰风格。
元代宫廷家具极重装饰，艺术手法上类唐，多采用镶嵌、圆雕和高浮雕，强调立体效果、整体效果，集中体现了蒙古族贵族的家具喜好。
在大体块的造型上极尽装饰，以大汗宝座为豪华家具的典型，代表了元代蒙古族家具的巅峰之作。
元代宫廷家具满密的装饰风格充满了浪漫的想象，雕饰云龙，镶金嵌玉，富丽堂皇之风浓烈，视觉效果极强。
元代宫廷饮膳太医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中皇帝所坐宝座为如意开光座榻搭配圈背扶手椅式，扶手处圆雕立柱装饰精美，与唐代《六尊者像》中宝座的扶手立柱、《朝元图》中金母宝座扶手立柱造型一致。
其雕饰的云龙纹饰在《南村辍耕录》有载：“七宝云龙御榻、缕金云龙樟木御榻、金嵌玉龙御榻。”
这种类唐的华美富贵与博大的气势塑造了蒙古族自信张扬的浪漫色彩，华贵的宫廷家具缔造了元代独有的唐风遗韵。
“远法汉唐”更具古意，富丽奔放的唐风更为符合蒙古族贵族热情自由的个性化喜好，彰显蒙古族进取尚武的世界观和民族精神。
宫廷家具雍容浪漫的唐风遗韵是元代“参古酌今”的自然流露。
三、游牧风尚：草原情思
（一）游牧习俗与新式家具
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形成了稳定的游牧生活习俗。进入城市生活后，受蒙古族统治者“各依本俗”的治理之策的影响，而面对游牧的生活方式有情感上的依恋。
使得一方面继承了唐宋家具形制和装饰，一方面秉持蒙古族自身游牧生活习俗和审美观，促进了家具工艺技艺的创新，出现了新兴的结构和工艺，突出地创造了新的家具风尚，因此自然而然地将游牧习俗融入到城市家居生活中来。
首先就是抽屉桌的出现和使用，抽屉桌、抽屉柜等成为元代新兴家具的代表之作。创造性的在家具上出现了抽屉结构，抽屉以其便利性和实用性，不仅在蒙古族中间流行，汉族也接受并开始使用，逐渐改变了原有的储物收纳习惯。
最为典型的当属山西文水北峪口壁画墓中描绘的抽屉桌，桌面下置两个抽屉，抽屉面上有圆形金属环装饰。
原人看重抽屉的储物性能，这与游牧民族所带来的储物习惯相关。游牧状态下的蒙古族“随水草而居”，频繁的迁徙促使他们重视收纳。
草原上多用柳条箱车、板箱、毡袋、皮袋等收纳贵重物品和杂物等。进入城市的定居之后，秉持收纳习惯，进而出现了便于收纳的抽屉柜和抽屉桌。
元代圈背交椅广为流行，并“登堂入室”成为厅堂家具。交椅也成为蒙古族游牧习俗内化的家具典型。
唐宋之际，交椅已经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唐代已有“交床”的记载，实为现今的马扎；宋代以直靠背的“交椅”较多。
至元时，圈背交椅成为主流。圈背造型更加舒适，并搭配脚踏，更加符合元人随性的坐姿。由于交椅可接受并开始使用，逐渐改变了原有的储物收纳习惯。
最为典型的当属山西文水北峪口壁画墓中描绘的抽屉桌，桌面下置两个抽屉，抽屉面上有圆形金属环装饰。
原人看重抽屉的储物性能，这与游牧民族所带来的储物习惯相关。游牧状态下的蒙古族“随水草而居”，频繁的迁徙促使他们重视收纳。
草原上多用柳条箱车、板箱、毡袋、皮袋等收纳贵重物品和杂物等。进入城市的定居之后，秉持收纳习惯，进而出现了便于收纳的抽屉柜和抽屉桌。
元代圈背交椅广为流行，并“登堂入室”成为厅堂家具。交椅也成为蒙古族游牧习俗内化的家具典型。
元代宫廷家具繁缛富丽风格的必然依靠复杂的装饰工艺，主要采用雕刻、髹漆、镶嵌等工艺。雕刻工艺主要有圆雕和浮雕两种，多用于宝座、榻的装饰。
髹漆工艺大量使用在家具的表面装饰中，涂饰色彩丰富，包括金色、红色、黄色、绿色、黑色等，尤以金红之色最能表达宫廷家具金碧辉煌的艺术特色。
家具的髹漆是蒙古族色彩观念的外化。镶嵌工艺在宫廷家具中运用尤为突出。由于草原色调的单一，蒙古族喜爱绚丽的镶嵌工艺。
镶嵌工艺为家具所带来的珠光宝气，使蒙古族统治者着迷。珐琅工艺的出现开创了新的装饰
类型。
四、结语
元代北方蒙古族家具以“参古” “参汉”出发继承古制；文人仕子家具的风格单纯简洁，宫廷家具的风格富丽华美。
既有宋家具直线型审美的理性适用，也有唐家具曲线造型的富丽浪漫。元代以唐宋的礼仪制度为参照，通过更加自由化的审美观念重新构建了家具风格，打破了宋式主流审美的格局。
也正是元代家具风格的创新，使中国古代家具呈现了多元发展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