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进入了艰难岁月，由五十年代的低水平共同富裕，变成了六十年代的普遍贫穷。这一巨大变化令今天的佞人们恨得咬牙切齿，纷纷以同时期邻国的发展来嘲讽老人家和那个时代。那么为什么我们五十年代我们实现了低水平共同富裕，但在六十年代会进入普遍贫穷呢？问题的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时间轴：1960-1969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进入了最艰难的岁月。

所谓的最艰难岁月，也就是佞人们嘴里所说的贫穷。

对于这段时期的贫穷，佞人们却叫嚣称，“二战”的日本被打得稀巴烂，但是你看日本发展得多快，同时期的我们连饭都吃不饱！

这种控诉一下就激起了众人的怨恨，想起自己当年在吃糠的时候，隔壁的邻国在喝汤，自己瘦得皮包骨头，而隔壁的邻国在吃肉，令这些佞人们捶胸顿足。

有人还想形象比喻说，“你在一个公司上班，公司发不起工资，是你的错？还是公司的错？”

说这番话的人属于有奶便是娘的人，只要你给钱，他们什么都可以卖，所谓的公司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换一个而已。

既然佞人们提到“二战”之后日本发展很快，那么我们就来先聊聊日本发展快的原因，千万不要以为日本发展起来什么“匠人精神”，日本的发展与这个伪精神没有关系。

日本在“二战”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起来，主要还是靠它的美国爸爸。

作为轴心国的日本，在“二战”中最后投降，投降之前还被扔了两颗原子弹，它确实被打得很惨。

但是，5年之后，日本就缓过劲儿来了，因为朝鲜战争爆发，这让日本成了朝鲜战争中的最大的受益国。

为了打赢朝鲜战争，美国不惜打破对日本的禁令，将日本变成前线军备的生产基地和给养库，对这个昔日的仇敌投入148亿美元，同时向日本提供了600多亿美元的订单。

注意，这些货币单位不是日元，而是美金。

同时期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整个欧洲才获得了131.5亿美元，对日本的投入比整个欧洲的5倍还多。

五十年代美国给了日本一份战争的大礼，六十年代又给了一份，因为1961年越南战争爆发了。

一个弹丸之地，如此大规模的投入，怎能不富？

这就如同隔壁邻居家的婴儿，天天给他胡吃海塞，怎么可能不吃成一个死胖子呢？

美国投资日本和欧洲，当然不是发什么良心发现，而是为了和苏联争夺地缘势力范围，而这些投资也不是白给的。

今天欧洲以美国马首是瞻，背后的根源就在于此。

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中，90%是赠与，只有10%是贷款，如果没有美国援助，欧洲不可能快速恢复过来。

日本则更不用说了，美国是日本的再造父母，日本在美国爸爸面前，不敢说半个“不”字，即使美国逼迫它签订《广场协议》，日本也只能跪在地上点头说：”嘿！请多关照！”

今天为什么日本对美国如此奴颜婢膝？

原因就在于日本能快速发展起来全拜美国爸爸所赐，本来应该赔偿的战争赔款，最终变成了机器和厂房，没有美国，日本哪有信息时代的辉煌？

然而，在老人家的时代，我们不是日本，也不是欧洲，更不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我们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我们是唯一没有中断过历史的文明古国。

了解完了日本和欧洲为什么战后快速重建的历史，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经历又是怎样的？

从五十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开始全面封锁我们。

从1950年开始，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交手，从此我们被西方国家封锁，西方阵营与我们之间形成了敌对关系。

朝鲜战争期间，苏联也用武器装备了我们的部队，其中一种说法是苏联对我们投入54亿美元，相比美国对日本投入的148亿美元，少了近2/3。

当然这些装备也不是白给的，日后成了中苏关系恶化，苏联逼迫我们还债的筹码。

1956年，赫鲁晓夫全面批判斯大林，开始了修正主义的道路，遭到老人家的抵制。

1957年，苏联停止了对我们的援建投资，改为贸易方式，不再是先交货后交钱，而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958年，苏联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建议未能与我们达成一致，原因在于涉及到主权问题，老人家不愿意像日本和韩国那样成为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

1959年，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1960年，苏联召回在华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600余个合同、合作项目。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建合同，撤走苏联专家，中苏关系破裂，整个六十年代，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也开始封锁我们。

中苏关系破裂，这就意味着我们将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封锁合围，由此我们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我们的全面贫穷也从这里开始。

所谓的贫穷，无非就是当时的人民群众没有获得足够多的劳动分配，所以形成了贫穷的局面。

那么，当时的劳动生产形成的积累到哪里去了呢？

这些劳动生产的积累主要用于五个方面：一是应对战争，二是维持工业化进程，三是用于还债，四是用于援助其他国家，五是用于基础建设。

因此，当两个超级大国对我们实行封锁之后，我们的积累能分给人民群众用于生活的便没有那么多。

对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逐一进行说明。

在应对战争方面，我们在七十年代之前，也就是老人家没有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前，至少二十年的时间一直处于战争边缘，周边的局势异常紧张，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在1970年，老人家做出了最严峻的估计，表示“我们是准备苏联‘领黄河以北，跟美国人瓜分，美国人占领长江以南，淮河流域作为美国、苏联的缓冲地带。黄河以北呢，王明建立政府，长江以南呢，蒋介石回来。”

我们在这里列出几场重要的战争给大家参考：

1950年至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

1958年，金门炮战。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965年至1973年，抗美援越战争。

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

1974年，西沙海战。

以上这几场战争，全部都发生在我们的周边，都涉及到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没有输掉任何一场战争。

为什么我们没有输掉任何一场？原因在于老人家实行了保卫政权的强军战略。

这个强军战略不仅是全民皆兵的军事化训练，更重要的是国防力量的升级，将军事装备从常规武器升级到核武器。

如果没有核武器做后盾，你能保证敌对势力不进行核讹诈吗？这是国与国之间战略智慧的较量。

对于我们这个新生政权来说，首先是要保证这个政权的存在，政权不存在，谈及其他都是扯淡，而保卫这个政权必须有国防实力做后盾。

那么提升国防力量的经费从何而来呢？在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全面封锁时，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劳动生产的积累。

看看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军费开支数据。

1950年至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国财政执行“战争第一”的方针，军费开支维持在35.2%一45.1%的高位。

1950年至1953年，国防费支出共213.92亿元，其中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支出为62.57亿元，占国防费总支出的29.25%。

抗美援朝战争支出最高的1951年，占国防费总支出的37.31%，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总支出62.57亿元中，属部队平时日常性开支的有12.56亿元，占抗美援朝战争总支出的20%。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们向苏联借款13.4亿美元。

从1950年到1976年这26年时间，我们的国防费开支总共为2386.37亿元。

这2386.37亿的国防费用，让我们有了保卫这个新生政权的力量。

我们不仅有了“两弹一星”，还有了运载火箭、潜水艇、导弹防御体系、轰炸机、强击机、导弹驱逐舰、无线电望远镜等。

在维持工业化进程上，最典型的事件就是“三线建设”，关于“三线建设”我们将在后面详细介绍。

“三线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工业化进程，防止因为战争造成工业基地被摧毁，于是将沿海沿边的工业基地迁到内陆地区。

从1965年到1980年，“三线建设”投资2052亿元，平均每年投资136.8亿元。

1965年，我们的财政收入才473.32亿元，老人家在世时最高年份的财政收入是1975年的815.61亿元。

当时一位普通工人的月收入是30多元，可以养活一家老小至少六口人，15年投资2052亿，可见我们当时在维持工业化进程上的投入有多大。

这其中还不包括我们每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投入，为了维持工业化的进程，老人家在他有生之年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为我们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还债方面，我们到底欠了多少债呢？

根据韩毓海著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书中所述，从苏联提供的资料显示，我们从1950年到1958年向苏联借款14次，共计18亿1千8百万卢布，即借款约51.62亿元人民币，从1958年到1965年连本带利还款共57.44亿元人民币。

这笔债务我们用了8年时间还清，而在我们最困难的三年时期，却是还债的高峰期，从1958年到1961年一共还债27.65亿人民币，占还债总额的48%。

除了货币债之外，还有实物债，以及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需要缴纳的”阵营费”，这就跟在班级里要缴纳班费是一个道理。

那么实物债是什么呢？

实物债是我们的鲜活农产品，以及苏联所需的各种矿产，而我们生产的工业品，苏联根本就不要，毕竟我们当时的工业化程度还很低，引进的都是苏联淘汰的生产线。

在农产品方面，我们提供了苏联所需的粮食，从1959年和1960年，我国向苏联分别出口了400万和200万吨的粮食，而当时我们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

货币还款是57亿人民币，约合21.9亿卢布，货物还债价值约50亿卢布，总共71.9亿卢布，折成人民币约180亿。

佞人们说苏联没有逼债，还在我们三年困难时期给我们提供了粮食。

但实际情况是，老人家抵制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自然不可能不还债，只有还债才能理直气壮地批判修正主义。

另一方面，当1960年我们减少对苏联的粮食供应，就形成了15亿卢布的欠账，佞人们出来解释一下什么原因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当时国内的情况。

1958年，我们掀起“大跃进”就是为了应对后面苏联的变故，因为苏联1957年停止投资就是前兆，而1958年苏联和我们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更加让老人家担心日后会发生变故。

1959年4月之后，老人家退居二线，他不在一线指挥。

可是，为什么当时的一线领导明知道“大跃进”中出现了浮夸风和虚报风，为何不及时纠正？

当得知某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时，一线领导没有表示怀疑，还表达了赞扬，这会不会与苏联逼迫还债有关呢？

因为我们当时还苏联债时有很大一部分是货物债，高产量无疑可以缓解还债压力，所以才会有1959年出口苏联400万吨粮食，1960年出口200万吨粮食的情况。

否则，很难解释地方干部大刮“五风”，而当时的一线领导却默认了这种做法，这背后是否与苏联逼迫还债有关？我们不得而知。

毕竟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苏联专家，这事情发生在一线领导在任期间。

众人都看到了“大跃进”中各种歪风邪气的“果”，却很少探究“果”背后的“因”，而这“因”到底与什么有关，值得我们深思。

在还债方面，除了农产品之外，我们还用矿产资源来还债。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到，我们向苏联提供的矿产品和五金价值14亿卢布，其中重要的矿产有：锂砂10万吨，铍砂3.4万吨，硼砂5.1万吨，钨矿27万吨，压电石英32.9万吨，水晶7730吨，钽铌砂39吨，钼砂3.7万吨，锡18万吨等。

《中国矿业报》2016年12月1日发表的《可可托海3号矿坑的前世今生》表示：“1951年~1962年12年间，向苏联出口稀有和有色金属矿产品总量创外汇3.67亿卢布。（其中可可托海矿为3.10亿卢布）占《给苏共中央信》中35亿卢布的10.5个百分点（10.49%）可可托海矿约为9个百分点（8.86%）这就是3号矿脉偿还苏联部分外债的历史贡献”。

除了以上这三方面之外，我们还支援了其他国家。

世界上得到我们援助的国家包括周边的邻国以及亚非拉国家。

周边的邻国包括朝鲜、越南、蒙古、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亚非拉国家主要有阿尔巴尼亚、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捷克斯洛伐克、苏丹等国。

有些国家除了提供资金援助外，还对他们进行项目援建，比如修筑铁路、工厂、学校、电台、煤矿等项目。

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了粮食、生活用品、医疗器械、药品等援助，这些物品大多以吨为单位。

除了这些贫穷落后的国家之外，我们对西方国家也进行过人道主义援助。

老人家的时代，我们援助的国家超过了100个。

引用《文摘报》2011年5月28日05版的文章《六十年来中国对外援助了多少》数据，据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108亿元人民币。

从1950年6月至1953年底，我们向朝鲜政府无偿提供了大量战争急需和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资，总值为人民币72952亿元（旧币，约合新人民币7.29亿元）。

1954年至1957年4年内，中国向朝鲜无偿赠送了人民币8万亿元（旧币，约合新人民币8亿元），作为恢复经济之用。

1958年至1960年，中国与朝鲜签定了3个无息贷款的协定，中国向朝方提供了用于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资，主要有煤炭，布匹、棉花、粮食、建筑器材、交通器材、金属制品、机器、农具、渔船、纸张和文具，以及其他人民生活的日用必需品。

从1958年至1963年，中国共承担了纺织印染厂、水泥纸袋厂、轴承厂、糖厂、热工仪表厂、继电器厂、电子管厂、无线电零件厂等29个成套项目。

自1956年首次向柬埔寨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以来，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就成为我们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即使我们国内遇到极为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都没有中断过。

1950至1954年，我们共向越南提供了价值1.76亿元的物资援助。

1955到1958年，我们对越南的经济援助已达11亿元人民币。

从1958开始，越南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传授给越南，继续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

这一时期中越两国签订了十几个协定和议定书，根据这些协定和议定书，我们用无偿援助越南的8亿元人民币援款中的一部分，帮助越南新建和改建了18个工业企业项目。

根据1959年2月18日中越签订的经济援助协定等七个文件，我们向越南新提供人民币1亿元的无偿援助和3亿元的长期低息贷款，用来帮助越南新建钢铁厂、煤矿、造船厂、氮肥厂、电站、铁路专用线等49个工业、交通企业。

截至1960年，越南利用我们的经济援助建设了122个大小工程，包括工厂、矿场、交通运输企业、农场和水利工程。

1961年1月，中越又签订了《中国向越南提供长期贷款和成套设备的协定》，根据协定，我们给予越南1亿4175万卢布的长期贷款，用来帮助越南新建和扩建冶金、电力、轻工、铁路等28个工业交通企业。

在人力支援方面，从1955年到1959年，我们派赴越南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共达3600人。

与此同时，我们接受了越南派来的4000名实习生和1500名留学生，把他们培养成为越南经济建设的骨干。

抗法战争结束后，为了加强越南的军队建设，增强防御能力，我们继续向越南提供武器装备援助。

从1955年至1963年，我们援助越南的武器装备物资总值人民币2.47亿。

1956年8月29日，我们与蒙古签订了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规定：我们在1956年至1959年内向蒙古提供1.6亿卢布（旧币）的无偿援款，帮助蒙古建设工业、农业、交通、文化设施等13个项目（后来实际建成14个项目）。

1960年，我们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依然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帮助他们渡过困境。

之后，我们帮助阿尔巴尼亚扩大纺织厂，建立中大型水电站。

在双边贸易协定中，供应他们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急需的物资，其中像粮食、食用油、棉花等物资，我们自己也很短缺，还有一些物品我们不能生产，需要我们用外汇在国际市场购买然后转供阿尔巴尼亚，以此对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

据统计，从1961至1969年，我们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贷款总额为15亿5千万元人民币无息贷款。另外我们还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2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

不仅如此，我们还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军事援助。

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向阿尔巴尼亚运送武器装备，还开始帮助阿尔巴尼亚建设军工厂。

自1961年底至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军事援助共约15.4亿元人民币，修建了一批军工项目，提供了飞机、坦克、军舰、导弹、火炮，以及大量枪支、弹药、汽车等，所有军援均系无偿援助。

1965年，第二次印巴冲突，我们向巴基斯坦提供6000万美元长期无息贷款。

六十年代后期，我们处于最艰难时期，依然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超过总价值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还帮助巴基斯坦方面建立了军工企业，并向巴方提供了大量坦克、弹药等武器装备，同时还提供了3.4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为了支援古巴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我们对古巴进行了大量的援助。

1959年12月，我们同古巴签订贸易合同，向古巴购买原糖5万吨。

1960年7月，我们又同古巴签订了贸易协议，根据协议，我们将在今后5年从古巴购买50万吨原糖，而古巴则从中国进口大米和日常消费品。

当时我们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却以远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从古巴进口原糖。

当时国际市场的糖价仅为每公斤0.025美元，而我们则以每公斤0.06美元的价格从古巴购买原糖，以此向古巴提供援助。

1960年11月，以切·格瓦拉为首的古巴代表团访问中国，希望我们能向古巴提供援助，缓解古巴面临的困境。

于是，我们承诺在1961-1965年向古巴提供6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用于购买成套技术设备以及建设工农业项目，两国还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贸易和支付协定以及科技合作议定书。

我们还帮助古巴安装了大功率发射台、发报台和发电设备，以打破美国对古巴的无线电封锁，使古巴的拉美通讯社能继续与外界保持联系。

1963年10月，古巴遭受特大飓风灾害，我们对古巴进行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向古巴紧急运送了大批大米、罐头食品、布匹以及医疗用品，总价值高达4790万元人民币。

到1964年，中古两国签订了第二个贸易和支付协定。

由于古巴可供出口的商品十分有限，因此在双边贸易中古巴年年都有逆差。为此，我们将古巴的贸易差额转为中国对古巴的商品贷款，到1965年时商品贷款总额已达4000万美元。

在非洲我们还援助了坦桑尼亚、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国，其中向坦桑尼亚提供的援助高达3.25亿美元。

从1950年到1964年，我们对外援助总额48.9163亿元。

从1964年到1970年，我们对外援助总额是137.4902亿元人民币。

在我们最艰难的岁月，我们依然尽到了一个大国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

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投资。

根据《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

从1950年到1952年，三年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总额为66.33亿元人民币。

1953年-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为450.27亿元人民币。

1958年-1962年，基本建设投资为1033.59亿元人民币。

1963年-1965年，基本建设投资为355.76亿元人民币。

1966年-1970年，基本建设投资为808.02亿元人民币。

1971年-1975年，基本建设投资为1470.94亿元人民币。

现在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佞人们说我们贫穷，现在我们把可以查到的部分数据汇总出来，反过来算一笔账，把我们用于国防、维持工业化、还债、援助和投资的钱都用于民生，全部拿来发工资，看看我们到底有多穷？

从1950年到1976年，我们用于国防的费用为2386.37亿元。

从1965年到1980年，我们用于维持工业化的费用为2052亿元。

从1958年到1965年，我们用于还债的费用为180亿元。

从1950年到1970年，我们用于援助的费用为186.4065亿元。

从1950年到1970年，我们用于基本建设投资费用为2647.64亿元，平均每年132.38亿元

以上这些费用仅仅是其中一部分，我们现在将这些费用全部用于当年的民生，看看每年每个家庭能分到多少钱？

每个家庭我们按六口之家计算，父母带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这是当时最少家庭成员组合。

到1960年，人口6.62亿，每个家庭每年至少额外分到182.49元。

到1965年，人口7.25亿，每个家庭每年至少额外分到185.60元。

到1970年，人口8.3亿，每个家庭每年至少额外分到244.37元。

六十年代是我们最艰苦的年代，如果我们不升级国防装备，不维持工业化进程，借苏联的钱赖账不还，不对外援助其他国家，不进行基本建设投资，那么最困难的1960年，每个家庭每年至少额外获得182元收入，到1970年，每个家庭每年至少额外获得244元收入，

这182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30多元，可以养活一大家人，182元相当于近6个月的收入，244元相当于8个月的收入。

按照现在的说法，1960年至少可以领到18薪的水平，1970年至少可以领到20薪的水平。

这个薪资水平算穷吗？

当时我们穷的原因，不过是我们把这些钱拿去升级国防装备了，拿去维持工业化了，拿起还债了，拿去对外援助了，拿去做基本建设投资了。

如果我们不升级国防装备，我们这个政权能不能存在到今天或未可知。

如果我们不维持工业化进程，我们今天能快速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吗？

如果我们不还债，恐怕引发的战争和国际信誉所付出的代价比这个更大。

如果我们不对外援助，我们就能够被亚非拉国家抬进联合国了吗？

如果我们不进行基本建设投资，我们的经济凭什么能快速发展起来？

如果当初不是老人家那一代人把我们这一代的苦都吃了，今天吃苦的恐怕就是我们自己。

正因为老人家为我们做了原始积累，有了强大的国防力量，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对外援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才能堂堂正正既高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又高喊着“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以站着做人的姿态走进联合国，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抗过两个超级大国并且屹立不倒的国家只有我们。

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合围，老人家让他们见识了什么是中国人的骨气！

佞人们妄图把贫穷的根源归咎于老人家不懂经济，甚至还污蔑老人家的时代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既然老人家的时代，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老人家去世之后，全国普遍涨工资的钱是哪里来的？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军费又是哪里来的？改革开放初期引进的技术设备所花的外汇又是哪里来的呢？

我们在六十年代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我们没有被打趴下，反而在七十年代重新迎来了新的发展。

佞人们说老人家闭关锁国，既然闭关锁国，那么美国总统尼克松是怎么飞过来的？佞人们请拿出我们闭关锁国的证据来！

历史上我们从来都不怕跟老外做生意，在做生意这件事情上，我们从来就没输过，因为我们生产的都是西方国家需要的，而西方国家生产的东西我们很多都不需要。

西方跟我们的贸易上，最终靠贩卖鸦片才做到了贸易顺差。

在老人家的时代，当年即使我们在没有工业品的状态下，只要老外敢跟我们做生意，哪怕是我们只卖农副产品，照样可以做成贸易顺差，就怕他们不跟我们做生意。

我们的陶瓷、丝绸、髹漆、刺绣、景泰蓝、玉雕、牙雕、木雕、琉璃、竹编、剪纸、风筝、贴画等手工艺品，一样可以卖出西方芯片的价格。

如果当时西方不封锁我们，我们做这些手工艺品卖钱难道不轻松吗？难道会赚得不够多吗？我们当时还会那么穷吗？

做人要讲点良心，毕竟牲畜都还懂得感恩！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工业学大庆：铁人精神》。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2、五百年来谁著史．韩毓海．九州出版社．2009年12月1日

3、中国军费60年透视新中国国防经费保障走向．逸峰．海陆空天惯性世界．2008-12-15

4、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张郁慧．中共中央党校．2006-05-01

5、中国对外援助状况研究（1949-2010）．于涌泉．吉林大学．2016-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