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是一个风云突变,天翻地覆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年。

正月初八,长安(西安)乍暖还寒,凋零的树桠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自皇宫(原秦王府)到城外大校场一带,战旗猎猎,号角长鸣,十万名全副武装,排列成整齐方阵的大顺将士整装待发,李自成定于今天东征,兵锋直指大明帝国首都-北京,李自成希望通过这次北伐,毕其功于一役。只要能够拿下北京,江南即可传檄而定,大顺江山就能万世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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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大军二月初二(3月10日)在沙涡口造船三千,顺利度过黄河。渡河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自成和刘宗敏统领,自山西一路向北,沿途攻取太原、宁武、大同、阳和、宣化、居庸关、直抵京师。

另一路则由刘芳亮率领,沿黄河北岸进军,先占河南怀庆、山西潞安,继而东下河南卫辉、彰德,后再直接挥师北上,和李自成率领的主力会师北京。

沿途明军不战而降,闻风而逃,大顺军进展神速,一路势如破竹,初三攻下汾州、阳城和蒲州三个重镇,初四攻下怀庆,初五(3月13日)就拿下山西首府太原。太原城高府深、城墙采用外墙砖保护,里面夯土填实,坚固异常、防守严密,却在一天之内就被攻陷,太原失守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动,崇祯和文武百官惶惶不可终日。

在山西的宁武关,大顺军终于遇到了一块硬骨头,一个难缠的对手-周遇吉。

一路顺风顺水的李自成不会料到,一个小小的宁武关,会成为他东征路上的最大挫折,甚至使他心灰意冷,准备打道回府。

周遇吉,辽东锦州人,“少有勇力,好射生”,当兵后,“战辄先登,积功至京营游击”,带兵以后主要负责清剿农民军,对与农民军作战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次防守宁武关,他抱了必死的决心。

大顺军士兵虽然前赴后继,无奈在大炮和弓弩的立体打击下,激战了四天,却始终没能攻破城池,自己反而损失惨重,还折损了四员大将。“(遇吉)悉力拒守,大炮击杀贼万余。”

大顺军在城下遗尸累累,连一时冲进域的几千名农民军,都被周遇吉的明军全部围歼而亡。战至最后,杀红了眼的李自成不惜牺牲,以人海战术死命进攻,总算将外无救兵内无粮草的宁武关打下,周遇吉力战而死,全身矢集如猬毛,夫人刘氏率妇女二十余人登屋而射,全被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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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役付出代价太大,前后阵亡将士十七万余人,《罪惟录》记“后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宁武者也。”破城之后,为了泄愤,李自成竟然下令屠城:“遂屠宁武,婴幼不遗,百姓被杀者甚众。”

经宁武关一战,李自成捡讨:“宁武虽破,吾将士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

大顺军众将领也都为攻克宁武关烦透了,故都一致拥护李自成回师举张。并议定:第二日一早即拨营班师回陕。

不料,当夜,把守大同、宣府两关的明朝总兵姜瑞、王承胤,却不约而同派人送来了投降李自成的降书。

李自成接到这两份出乎意料的降书,惊喜万分,连夜又召集会议,改变原来回师的计划,重新挥师东进:直向北京,从而演出了他率数十万“大顺”农民军进京的轰轰烈烈一幕。

当天夜晚姜瑞、王承胤两位总兵送来的降书,就是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它起到了改变历史画面甚至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

如果降书不是在当夜送到,那么,李自成就将回师陕西休整,大同和宣府也不会投降。而1644年就不会集中有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至少,李自成不进北京域,山海关明朝总兵吴三桂就不会降清,更不会轻易让清军入关。

当时,清军仅仅十万,而守山海关的明军就有四万。“关宁铁骑”抵挡清军一段时间,并待后援,使清军不得入关是完全可能的。

只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两份降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四两拨千斤”之效。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的照到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李自成在这里运气好得惊人,历史的天平开始戏剧性的向他倾斜,当然后来他在北京仅仅当了42天的短命皇帝又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