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有股市这事还得从鸦片战争开始说。随着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被迫对外通商，有价证券及其交易，便出现在商埠的外国洋行里。外资在大清设立的各类股份制公司、企业，把西方国家已经普遍采用的股份制公司的生产经常模式和集资的方法带入了大清。
洋务运动后，引进新式企业需要巨大的资本。可是除了政府，民间根本没有能提供如此庞大资本数额的金融机构。于是大清政府效仿西方国家的股份制，积极鼓励“官督商办”和“商办”，兴建了一批旨在“求富”的中国近代民用企业。
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亲手缔造了直到现在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上海轮船招商局”，该局的成立和第一期股本的认定和筹集，意味着中国第一家近代意义的股份制企业和中国人自己发行的第一张股票诞生。十余年间，这类大大小小的企业就多达十五、六家之多，至此，华商证券的发行已小有气候了。1882年9月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制定了相关章程，使证券交易无序发展变得更加规范。
当时这些企业也确实从中受惠，获取了利润。比如轮船招商局，100两的股票在1882年涨到了200两。开平煤矿半年内，从100两涨到200两左右。上海电报局100两股票，在1882年也涨到200两。
股市可以赚钱，这几乎是当时刚效仿西方经济制度的官员们，一致的看清法。还没有人意识到，股市还可以亏钱。
大清的股市和保路运动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呢？那我们再说说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中的“路”，指的是铁路。当时的大清对铁路是看得非常重的，打个比方吧。如果把大清比作是一个“人”，那么铁路就是人体中的血管。无论对于经济，还是军事，铁路都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大清不甘于铁路被“其他人”把持，大力扶持企业修建铁路，与列强“抢”夺铁路资源。
1904年，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在成都设立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计划兴建贯穿成都、内江、重庆、万县、奉节、秭归、宜昌汉口，全长1223公里的川汉铁路。该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抽租之股”，就是强制向当地老百收“租”，而这个“租”就等同于公司的股票，并承诺按年领息，路成后可分红利。
但是建造铁路是需要极为庞大的资金，公司所筹集的资金远远不够。怎么办？我们就要再说回股市了。
20世纪初，汽车工业的兴起带动起作为周边产业的橡胶制品（主要是轮胎）生产。以美国为例，美国橡胶进口值1908年约为五千七百万美元，1909年增至七千万美元左右。又如英国橡胶进口值1908年为八十四万英镑，1909年增至一百四十一万英镑。股市也随之被影响。
1909年起橡胶价格的迅速上涨，推动相关公司的股价上涨。例如兰格志，一个月内，从1080两涨至1500两。斯尼王四个多月，从630两涨至1375两。当时担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谳员的关炯说：“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現了一种橡皮股票（橡胶在清末被称为“橡皮”，经营橡树种植业的公司则被称为橡皮公司），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就签字。”
可以说当时的股市，用“股疯”来形容也不为过，市场上橡皮公司股票的市净率最高达10-20倍，溢价8-9倍者比比皆是。
就是这样的股市，进入了资金短缺的川汉铁路总公司眼中。时任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前广州府知府），拿着700万两就扑进了股市。
不久之后，也就是1910年，美国对橡胶实行了限制消费的政策。6月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持续下跌，到7月底便降到九先令三便士，随后更猛跌到六先令。橡胶价格下跌带动全球橡胶公司的股价下跌。大清这边也未能幸免，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施典章也输了300万两。这无疑是给原本就资金不足的公司雪上加霜。
之后，公司想要让大清政府帮忙填补亏空，可是这时候大清政府哪有钱？盛宣怀更是放言：“你们四川举的债，政府为什么要替你们兜底？”
于是为了对集资款去向有个解释，公司想了一个借口挑拨民众与政府对立。这理由的逻辑就是股市不是大清政府开的嘛，现在我们公司的钱投到股市里亏了，那个谁赚了这笔钱呢？当时是政府啊。所以要钱就要向政府要。
后面事情就越闹越大，就有了保路运动，四川民众抗捐抗税。更在成都血案后，爆发武昌起义，清政府也就在这场起义之中，逐渐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