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载：“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凡事之属皆从士。”
春秋战国时期，受时代观念之影响，“士”阶层崛起。
“士”在其他朝代并不受欢迎，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低贱的贵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却发生了改变，成为一种代名词。
专门指代那些能文能武或者是有一技之长的人。
当然，不仅止于此，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这一影响，“养士”成了一种盛行风气，该风气之所以能形成，归根结底离不开“士”本身的形成与其作用。
本文将就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形成及历史作用进行研究讨论。
若追论到“士”的起源，其实本质其实就是“武士”的代名词，到了西周时期，“士”就发生了改变。
由于其来自分封制度，成了一种既定职务，也就是贵族的最下层。当“士”成为一种安稳存在，士人有大把时间去接受文化知识的教育。
基于这种情况，他们掌握的学识也变得更多，而这也为后世士人的演变与发展奠定了相关基础。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当社会生产力有了全新发展，宗法制被动摇后，“士人”阶级群体和地位，包括其后续造成的影响作用都发生了改变。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当时在传统士人阶层崩塌后，一种新型的士阶层衍生。
在这一阶层中，“士”不再受家族观念禁锢、被宗法支配，只要自身拥有才能，就能与当权者建立君臣。
在“士”的群体改变后，士阶层内部开始形成了一种大的变革，在这场变革里，队伍也分化成了两种。
一种是继续把自己当做贵族，另一种则是专门从文，去依附于其他的高阶贵族，甚至于皇帝。
随着士人地位的不断下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依附他人，专门从文。
受这一影响，士阶层彻底地开启了社会阶层转化过程，“士”至此也演变成了对知识分子的统称。
《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士”通过学习，在各领域都占据一席之地，士人本身是有才能的，不然也不会在春秋战国时期迎来了如此发展。
其实，两者作用都是相互的，因为在士人掌握了更多的才能后，其地位才难以动摇。
士人能文能武，大多人都是优秀者，而若将士人团结起来，夸张一点来讲，甚至能动摇国之根本，基于这种情况，士人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性。
1、个人作用
上文说过，士之所以有如此的地位，是因为其本身的才能性，可这也脱离不了一点，那就是士人对于其他人具有作用性。
正是因为士人成就了别人，才有了后来的辉煌发展。
例如说：对于诸侯权贵的个人作用，诸侯权贵如果有士人阶层的加入，不仅可以扩充其实力，而且还可以站稳脚跟。
古代的时候，利益为先这一个词十分常见，人们更是因为利益不断地斗争。
若想要从斗争的圈子中成功退出，就必须要有一个庞大的后援团，这也就证明了“士”阶层的重要性。
士人作用在权贵身上不仅体现在其本身，还体会在其历史作用上。正是因为士人阶级的存在，才完成了助力权贵完成积累。
当养士风潮兴起，权贵对士人本身也开始追求，或投入大量资金，或投入足够资源。
虽然这样的消费方式呈炫耀性，但本身对于社会经济作用都十分明显，士人的存在不仅推动了诸侯权贵内部的权力纷争，而且还稳固了社会经济。
《孝经》：“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2、 社会作用
士人阶层除了个人作用，在社会整合上也具有非常庞大的作用。在周天子权力崩坏后，社会也受到了影响，群体性也较为薄弱。
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当社会群体呈现分崩离析的状态后，国家的情况也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按照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最终造成的结果一定非常不好，春秋战国不仅会处于混乱时期，甚至会提前走向灭亡，而“士”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种情况。
当权贵将“士”看作重点后，他们在求取“士”本领的同时，就会间接地造成社会凝结的情况。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争士行为，阴差阳错将人才聚拢，将天下分崩离析的脚步拉缓。
此外，权贵的行动也影响了“士”群体心境的变化，权贵对他们大肆收拢。
不少人才都因为利益参与到其中，任他们所用，解决温饱的同时，不至于让走向权威的对立面，加剧当时社会的动荡情况。
归根结底，“士”阶层之所以出现，其实与儒家思想的兴起离不开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当士阶层有了快速发展后，儒家思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普及与发展，并为其之后成了重要思想之一奠定了基础。
儒家思想起到了带头作用，而之后士人阶层有了本身的变化后，他们之间也形成了不同的思考方式与个人认知。
并通过此点造成了百家思想的形成，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当然，除了思想上的影响外，士人及士阶层对于文学艺术方面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上文说过，“士”大多能文能武，在这种情况下，礼乐文化、诗歌文化要比以往丰富很多，正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技能性，才造成了后续的辉煌时期。
并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不仅如此，士人阶层的存在还推动了古代科技的进步。总而言之，“士”在春秋战国时期及其历史上都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说文解字》
《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