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促进停战早日实现，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发起夏季反击战役的指示和第20兵团的部署，第60军奉命对防御正面敌人占领的 883.7、973、902.8 等高地发动进攻。这是朝鲜战场上我军从1952 年转入阵地防御以来，第一次突破具有现代化设防工事的由敌人1个团防守的主阵地，并拔掉敌人号称“密苏里防线”的重要支撑点。
敌我阵地前沿都在高山顶上，其间有深沟相隔，地形复杂，距离甚远。要一举拿下这些高地，难度很大。在这次战役中，张祖谅作为第60军军长，经过深思熟虑，大胆采用3500多人敌前大潜伏手段，出奇制胜，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
此役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誉为“首创我军防御作战以来一次歼敌1个团大部的范例”。
一着让人揪心的险棋
诸葛亮的“空城计”，是貌似有兵实无伏兵的真正空城。张祖谅的敌前大潜伏恰恰相反，他把千军万马埋伏到敌人眼皮下一昼夜，而不让敌人看到一下点儿蛛丝马迹，貌似无兵，实为有兵。
1953年6月10日，山峦起伏的朝鲜东线战场，迎来了一个平凡而又极不平凡的日子。
这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第3兵团和第20兵团指挥部，第60军军、师、团领导机关，人们的心情极为紧张，共同关注着我军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
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李志民，特派作战科科长到达第60军前进指挥所，随时了解情况，报告情况。
第3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杜义德特地来到了第60军前进指挥所。
第20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张南生、参谋长萧文玖和新到任的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也整天坐镇在兵团的前进指挥所里，不离开岗位一步。
第60军军长张祖谅、副军长王诚汉、副军长兼参谋长邓仕俊，从头天晚上就一直没怎么合眼。拂晓起，他们或者走出掩蔽部，透过望远镜向前方阵地观察，或者在新开设的前进指挥所处理各师、团报告的情况。
军指挥所里的气氛紧张而宁静，除了偶尔响起的清脆电话铃声和掀动电报纸的哗哗声，几乎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各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心里都很清楚，昨天夜里，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已付诸实施——两个团的前进指挥所、4个营部、15个半步兵连、4个机枪连共3500多人，悄悄潜伏到了敌人阵地前沿。
军旅作家胡奇战后在《解放军文艺》上撰文说这是“潜伏在敌人眼皮下”，一点儿也不过分。突击连离敌人前沿不到200米。潜伏部队如果咳嗽，睡觉打呼噜，敌人都能听到。敌人在60 度到70度的陡坡上，从上往下扔手榴弹，可以甩到潜伏区。至于步枪、机枪、小炮、大炮的威胁就更不用说了。整个潜伏部队都处在敌人射程和火网之内。
这是一个带有很大冒险性的作战行动。一旦潜伏部队中有一个人暴露目标，一旦敌人发现有这么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队伍就埋伏在他们鼻尖之下，后果不堪设想。敌人是完全控制着制空权的，只要发现目标，强击机、轰炸机会立即呼啸而至，数百门大炮可以迅速将潜伏区覆盖。
人们对潜伏成败，存在着担心、焦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敌人毕竟是有着正常听觉、视觉、嗅觉的活人，而且还有现代化侦察设备。我军如此大量的部队要在敌人眼皮下潜伏将近20多个小时而不被察觉，实实在在是一着让人揪心的险棋。
弄险者原是一名儒将
下这一着险棋的指挥员张祖谅，并非张飞、李逵式的人物，而是一员儒将。
“为党为民一心忠， 智勇双全儒将风。 不幸中年离世去， 华东各地悼英雄。”
这是1961 年张祖谅病逝之后，发表在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上的一首悼诗。“智勇双全儒将风”的诗句，准确地表达了张祖谅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其实，张祖谅文化程度并不高。他出生于大别山区，9岁到12岁念过3年私塾，以后就辍学务农。如此学历，却被人们称为“儒将”，又并非名不副实。有例为证：
例一：早在抗日战争中，他就有过给文化教员当教员的故事。
1942 年，张祖谅在八路军第 386 旅任政治部主任。他新婚不久的妻子王华在旅政治部宣传科当文化教员。一次，她到旅炮兵连上文化课，课文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炮兵连的战士比步兵连的战士文化程度要高一些，有初小的，也有高小的，有的战士特别爱动脑子，想问题。课堂就在窑洞前的一个空场上，战士们整齐地坐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女教员讲课，有的还在小本上记着笔记。
王华讲到资本家剥削工人时，说了一个成语叫“囤积居奇”。
一个战士举手报告：“请教员讲讲什么叫‘囤积居奇’？”
“什么叫‘囤积居奇’？”王华没有想到会碰上这个“突然袭击”，事先也没准备，一时，两颊绯红，手足失措，大颗汗珠在耳鬓边滚动。
连指导员王良骏见状立即站了起来说：“下课！今天时间到了，下次再讲。”
战士们迅速散去了，王华的“围”也解了。可是这位年轻的姑娘觉得在战士面前出了“洋相”，羞愧难当。她飞快地离开炮兵连，一路走，一路哭，从炮兵连到旅部驻地3华里，她整整哭了一路。
回到住处，张祖谅正坐在门外一个小桌子边看材料。一看王华泪流满面地回来，就开玩笑说：“今天大晴天，怎么会下雨了？”
王华说：“我再也不去炮兵连上课了！”
张祖谅静静地听王华讲明原委，耐心开导说：“什么都是锻炼的。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他边踱着步子，边对王华说：“讲课要认真备课。对每一个内容，自己要先弄懂。上课时，有的同志提出问题，不懂就是不懂，给同志们讲清楚。我们八路军就是官兵共学，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你是上过初中的，应该知道孔夫子吧。他还要‘不耻下问’呢。”接着张祖谅给王华解释了什么叫“囤积居奇”。张祖谅举例说：“你们山西有的地主不是还有光绪年间的粮食吗？他们就是把粮食藏起来，等到缺粮时高价出售以牟取暴利。”张祖谅通俗明白的比喻，一下子就把王华点拨明白了。王华打心眼里敬佩这位学历不高，而文化修养却远远高于自己的丈夫和良师。
例二：张祖谅亲自写的一份调查报告，受到过邓小平的表扬。
那是1943年 6、7 月间，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到中条山视察开辟根据地的工作。返回太行时，路经第386旅，邓小平在参加旅领导干部的一次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这样说：“你们要向张祖谅同志学习。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他写给师的‘精兵简政’调查报告，所提的贯彻意见，很有分量。”
旅的同志们都知道，受到邓小平表扬的这份调查报告，是张祖谅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成果。为贯彻上级提出的“精兵简政”方针，张祖谅亲自深入到所属的3个团，找基层干部战士座谈，听干部汇报，有的问题他反复调查，反复核实。张祖谅这种严谨细致的作风，在第386旅上下留下很深的印象。
例三：翻开张祖谅的履历表，他有着丰富的政治工作经历。
他1930年参加赤卫军少先队，后担任政治指导员。长征中，他担任红31军政治部宣传员、第 93师政治部干事、军政治部裁判员和保卫科长。抗日战争中，他先后任第386旅锄奸科长、团代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员。
实践表明，张祖谅确是一名智勇双全的儒将。像他这样的一名儒将，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军这样的强敌，在异国战场，竟然敢于作出“大潜伏”这样带有巨大冒险性的抉择，是不是有些让人不可思议呢？
谨慎本是他的座右铭
如果说，“儒将”和“冒险”之间，难于找到某种内在联系的话， 那么再看看当张祖谅入朝之前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之后，他苦恩冥想，写下“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座右铭，就更觉得张祖谅指挥的这次大潜伏——大冒险，与他的座右铭是如此大相径庭。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0军，张祖谅被任命为军长。他亲手从第18兵团司令员周士弟手中接过第60军军旗，随后率部南进，解放宝鸡，攻克剑门，进军大西南，解放成都，在川西进行了剿匪、反霸斗争。
1950年11月，第60军奉命出川，准备入朝参战，张祖谅仍留任川西军区司令员。 1951年在朝鲜第五次战役中，第60军第180师受挫。消息传回祖国，传到成都，张祖谅得知他带领的老部队受到如此损失，感到十分心痛。 1952年夏，他随西南军区参观团到朝鲜，在志愿军总部，副司令员陈赓和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向他介绍第180师受挫情况，并希望张祖谅重返老部队。张祖谅当即表示同意。返国不久，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任命张祖谅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军长兼党委书记。
1952年9月25日，即将赴任的张祖谅路经北京，下榻于前门外乡村饭店。他奉命参加国庆观礼后再入朝。同时下榻这里的还有各大军区参加观礼的军以上干部及志愿军回国观礼团。
国庆观礼后，参加观礼的代表纷纷离京，张祖谅也正准备动身。总政干部部一位处长忽然来到张祖谅住处，通知他留下待命，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接见他。
10月4 日上午9时，又是这位处长来告诉张祖谅，毛主席将于11时会见他。张祖谅一听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一改平时稳重姿态，兴奋得像一个小伙子，连忙换衣服，刮胡子。他摸着下巴问随行的参谋：“帮助看看，胡子刮干净没有？”
“干净了！干净了！”参谋高兴地回答。
一辆华沙牌小轿车，载着张祖谅和两位年轻的参谋——罗斯丁、陈丹特驶进中南海。
小车在毛泽东住房前停了下来。
这时，屋内出来一位戴眼镜的秘书。张祖谅问：“随我来的同志是否一同进去？”那位秘书说：“等我请示一下。”过了一会儿，秘书出来说可以一起进去。
会客室很简朴，摆放着一圈旧式沙发。
毛泽东站在门口迎接。他那魁梧的身材，慈祥的面孔，让张祖谅感到十分亲切。
“坐！随便坐！”毛泽东指着沙发，招呼客人坐下，自己坐在紧靠张祖谅的沙发上。
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张祖谅的经历，简述了建国后我军两次影响较大的失利（一是金门作战，一是朝鲜第五次战役），并分析了这两次失利的主观和客观因素。毛泽东说：“180师的失利，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看，山西战场，你们60军打得好，解放了大西北，解放大西南也太顺利了，打胜仗一帆风顺是好事，但同时也孕育着失败的可能，不谨慎，不把敌人当回事，哪有不失利的？”
接着，毛泽东把话题一转，望着张祖谅缺了的一颗牙齿说：“怎么办呢？我看180师北大荒不用去了，番号不用改了。你晚去几天，到协和医院把牙补上，到朝鲜后，放开嗓门，说话声音大一些，动员部队打个翻身仗！”
张祖谅兴奋地连连点头。毛泽东的亲切教导和关怀，让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从毛泽东住地返回后，张祖谅立即去协和医院镶牙，并同随行人员反复推敲领会毛泽东的谈话。张祖谅反复地说：“毛主席真关怀部队呀！”
“不谨慎，不把敌人当回事，哪有不失利的？”毛泽东的话久久地在张祖谅耳边回响。是啊！要打胜仗，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他坐在写字台旁，提笔写下 16 个大字：“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上下信赖，团结一致”。
张祖谅不仅把这16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而且带到朝鲜，在第60军党委会上作了阐述，被作为作战指导思想，传达给第60军每一个指战员。
第60军当时刚刚从第68军手中接防，在朝鲜东线东起文登里、西至北汉江一线执行防御任务。我方阵地成“凹”字形，敌人阵地成“凸”字形。
这个敌人凸进来宽约20千米，纵深最深处近9千米的地区，由东向西有938.2、973、883.7、949.2 等几座大山，这些大山均高出我方阵地一二百米。
这一地区是敌人1951年夏季反扑时占去的，经过长期经营，已形成坚固阵地防御体系。守敌为南朝鲜精锐部队第2军团第5师、第6师。这一线阵地被“联合国军”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的州名命名，称之为“密苏里防线”。它与美军著名的“密苏里号”军舰同名。敌人把这一防线称为“密苏里防线”除寓意“胜利”之外，大有将此线比作钢铁军舰般坚强，如同总统家乡一般安全之意。
第60军刚刚接防时，敌人十分猖狂，公开在阵地晾晒衣物，来回走动，甚至唱歌跳舞，对着我方阵地解大小便。第60军指战员本来就觉得第五次战役打得有些窝囊，人人都想大展一番身手，见敌人如此猖狂，都憋着一肚子气，个个斗志昂扬。
1952年10月29日，第60军接防完毕。 11月1日至5日，敌人就想给我军来个下马威，向我方阵地发动进攻。第60军在一线的部队没有含糊，第542团在反击中歼敌200多名，第540团歼敌 50多名，首战告捷。
张祖谅一到任，立即上前线视察部队，观察地形，了解敌情。他深深感到部队求战情绪十分可贵，但是要防止急躁蛮干。于是，他走到哪里，就把“小心谨慎”讲到哪里，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
张祖谅在“抓敌一把”的作战会议上提出“从歼敌一个班开始”。并说：“不打则已，打则必歼。向薄弱处开刀，向突出处攻击。发挥炮兵作用，克服单一步兵思想。杀敌1万，自伤超过3000，不算取胜。”
张祖谅亲自“种试验田”。冰天雪地里，他从单兵的防滑脚码抓起，对出击战士的武装佩带、过沟淌水鞋袜的更换、干粮饮水、救急药品、枪支弹药的防冻包扎、伪装物的选择、伤员背架的设置、战斗小组的编成与分工，甚至连侦察小分队带不带大衣都和战士商量讨论。
“是不是把军大衣带上？”张祖谅问战士。他担心战士们趴在雪窝里要被冻伤。
“不行！”战士们在和蔼可亲的军长面前无拘无束地说，“带上，走起来大笨，尤其是打响之后。”
“打响了就把大衣扔了。”张祖谅说。
“这行！”战士们同意。
“小心谨慎”的指导思想化成了战斗力。第60军上阵地之后，从“抓一把”到“挖一块”，26次小型反击战，除一次扑空，两次未完全解决战斗外，其余都打成了歼灭战。
兵团、志愿军司令部的嘉奖电报不断传来。1953年2月，第20兵团首长的嘉奖电报是这么说的：
“第60军接防后，自去年12月12日起，至今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向敌突出薄弱的前沿班 排阵地进行了26次小型反击，打得机智灵活，英勇顽强。由于积极作战，不仅消灭了敌人重要力量，保证了阵地安全，而且锻炼了部队，获取了小型反击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攻击精神。这种积极主动寻找战机的‘抓敌一把’的战术思想很好。特通报各部学习。”
在张祖谅“小心谨慎”思想指导下，第60军小型反击战越打越漂亮。1953年3月29 日，第 180 师第539团第8连和师侦察连第 2排，由于战前准备周密，仅用5分钟，就全歼守敌伪第 7 师第 8 团第 2 连，毙伤敌正、副连长以下179人，俘敌14人，在打敌反扑中，又歼敌20 人，并炸毁敌一个弹药库。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司令部表扬说：“以小的代价在短促的时间内歼敌 200 余人，打得甚好。”
1953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10 日，第 60 军第181 师第 541 团又打了 1 个漂亮仗。志愿军司令部对这次战斗是这么评价的：
“你部541团在无名高地战斗中，以敌我伤亡九比一的代价，十天歼敌1500多名。此次战斗打得甚好，特别是在反复争夺战斗中，部队打得顽强机巧，炮火不失时机地支援，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特通报表扬。”
用“小心谨慎”换取了巨大胜利的张祖谅，在两个月之后的大型反击战中，竟然敢于采取敌前大潜伏的冒险决策，岂不和他的“座右铭”背道而驰吗？
敌人“逼”出来的主意
张祖谅在朝鲜战场上并未在用人上、作战指挥上有过什么失误，而是连战皆捷。那么，他为什么会作出如此大胆的决策？战后，负责编写我军战斗条例的王均（原第 60 军第 179 师第 536 团团长），为总结朝鲜作战经验，专门走访过正在军事学院学习的张祖谅。王均这样问道：“张军长，将几千人埋伏在敌人眼皮下……你在定下这个决心前是怎么考虑的？听说兵团首长曾说你决心大，有魄力！”
张祖谅微微一笑说：“这是敌人逼出来的！”见王均对这句话有些迷惑不解，张祖谅进一步解释说：“在战场上有些办法是敌人逼出来的，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在打运城、攻临汾时，不是用过什么迫击炮打平射、迫击炮抛炸药包吗？打临汾时还将坑道挖到敌人碉堡下，挖到城墙脚下，然后装上炸药……最后轰隆一声，让敌人坐上土飞机！”
大潜伏的确是敌人逼出来的。
1953 年4月，因战俘问题中断了6个半月的停战谈判恢复了；但敌方不断节外生枝，拖延时间，不想很快达成协议。
1953年 5 月，美第 8 军前任司令范佛里特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妥协，鼓吹要彻底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以军事方式解决朝鲜问题。5 月 7 日，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在汉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要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必要时单独作战”。
为了教训敌人，配合停战谈判，促进停战早日实现，并求得战后我方能控制有利地形，志愿军领导决定对敌人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志愿军司令部于4 月 20 日向各兵团发出了战役指示。
第 60 军当时归属第 20 兵团指挥。根据兵团首长的战役部署，第 60 军攻击的目标是 902.8、973、883.7 等敌人占领的几座高山阵地。
拿下这几个高地，是第 60 军指战员一上阵地就有的愿望。敌人凭借这几个高地，居高临下，碰上晴天，可以俯视我方纵深20多千米。平时，敌人利用其地形优势，常向我方打枪打炮。我军早已暗作准备，决心拿下这些高地。
善于用脑的张祖谅，考虑到敌方阵地高耸，我方阵地是一片低矮山头，为了进攻敌人阵地时屯藏兵员，就指示部队乘夜暗运动到敌人阵地山腰死角地区，打眼放炮，挖掘坑道。我军放炮炸石，恐敌人发现，每次放炮时，就向敌人阵地打冷炮，山上山下，轰隆声响成一片。正是在隆隆炮声掩护下，两条坑道已挖到距敌前沿阵地不远的地方了。
然而要夺取这几个高地，光靠这两条坑道屯兵是远远不够的。
张祖谅站在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前苦苦思索着。
敌我阵地前沿都在高山顶上，海拔都在几百米以上，而且深沟相隔，地形复杂，距离又远。张祖谅多次询问曾到敌人前沿侦察地形的干部战士，并作过计算：从我方阵地出发，先要下山，走两三个小时。然后再过沟上山，要三四个小时。部队展开，完成进攻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大约要七八个小时。如果晚上 8 点开始行动，到达敌阵地前沿展开，己是拂晓四五点钟，离天明时间不多。如果攻击战斗不能在预定时间结束，白天攻击，必然要增大部队伤亡。即使占领了敌人阵地，也没有充分时间作好打敌反扑的准备。弄不好，第二天在敌连续不断反扑的情况下，坚守新占阵地的部队就会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
潜伏，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张祖谅的脑海中酝酿着。他想起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苏军在列宁格勒战线有一个在敌前潜伏成功的战例；在朝鲜战场上，兄弟部队也有过小分队潜伏成功的战例，伟大战士邱少云就是在潜伏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然而，那毕竟是小分队的潜伏。如今要打的是敌人1个团的防御阵地，要潜伏的部队就不能只是一两个、三五个小分队，而是要三五千人。这么多人的潜伏能行吗？
张祖谅反复思索着潜伏的有利条件和困难。
5月上旬，第20兵团召开作战会议。巨大的掩蔽部里，坐满了兵团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第60军军长张祖谅、参谋长邓仕俊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新到任的第3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杜义德，还有从国内来观战的李天佑、李成芳等高级将领。
作战会议，开门见山。关于打掉这几个制高点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人人心里雪亮。尤其是从军事上考虑，这几个制高点突入我方阵地一大块，高出我方阵地一二百米，可以俯视我方纵深和前沿部队侧后。如果停战线以此划分，双方各自后撤2千米，我方纵深就将无险可守，对巩固停战线十分不利。
关于要不要打这几个制高点，已不容争议。
会议讨论的焦点是“怎么打”。
当面敌人阵地重点设防，工事坚固，火力密集；我军进攻道路山高坡陡，路程遥远，运动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战斗发起的突然性，减少伤亡，夺取胜利，成为讨论的重点。
真是不谋而合。
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在会议上提出了大潜伏的设想。
郑维山说：这几个阵地，谷深坡陡，地位重要，敌人以 1 个加强团防御，并不断对我方阵地实施火力、兵力袭击，构成严重威胁。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拔掉它。
郑维山分析：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有利，但也容易松懈麻痹，戒备疏忽，造成我可乘之隙。敌我阵地主峰相距2至3千米，中间又隔有大川深谷，不便攀登，不利于炮兵发挥火力和步兵集结。他说：我反复思考，敌人前沿和侧翼都有大片树林，可供部队隐蔽潜伏。如果我们提前把部队隐蔽集中在敌前沿，第二天黄昏发起攻击，前半夜就可完成进攻战斗，可以有4 到6个小时的时间改造工事，部署兵力、火力，组织步炮协同，补充弹药。这样，在第三天拂晓敌人反扑时，我军已作好战斗准备，可有效地反击敌人。在敌人反扑兵力增多时，由于山地狭窄，不易展开，我方可以集中炮兵打击敌人，以巩固阵地。
对强攻敌人1个团设防的坚固阵地实行战前潜伏，要出动多少兵力？兵力少了不够用，多了潜伏成功的可能性则大大缩小。在我军的战史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小部队潜伏成功不乏其例；然而那毕竟是小分队，人数少，许多事情比较好办。如今要打敌人1个加强团，潜伏部队至少得几千人。这么多人潜伏到敌人阵地前沿，能隐蔽好吗？潜伏时间要一昼夜，部队吃喝拉撒睡怎么办？万一被敌人发现，在敌人密集火力打击下，会出现什么局面？……
郑维山讲完以后，会场上出现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沉默。与会的军长、参谋长们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第60军军长张祖谅对大潜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经过长期冷静思考，成竹在胸。他首先打破了会场上的沉默，以沉稳的语调，郑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张祖谅进一步分析了实行潜伏手段的必要性：敌我双方都扼守在高山上。要从己方主阵地下到沟底越过谷地，再攀上敌人阵地前沿，约需6至7个小时。时值夏季，晚上8点才天黑。如果黄昏出发，要到次日早上3点左右才能占领进攻出发地。准备战斗和炮火准备再需 30 分钟，预计攻击敌人要一两个小时，而那时 4 点 30 分已拂晓。这样，解决战斗时即已天明。如果战斗迟延一下，天明还解决不了战斗，就会遭到敌人空炮火力的集中反击，增大伤亡。这时也不便于我军调动兵力和火器，攻占阵地后亦没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接着，他谈了潜伏成功的可能性：我军从 1952年12月到现在，已对敌人进行了26次小型反击，其中 25 次都打成歼灭战。我方对敌人特点、地形都已比较熟悉。如果精心组织，潜伏是可以成功的。
张军长首先表示赞成潜伏，使会议气氛为之一振。
郑维山、张南生等兵团首长和与会的军长们都聚精会神地静听张祖谅对潜伏成功条件的陈述。
张祖谅说：我们经过前一阶段的作战和战备，已把斗争焦点推向敌人前沿，对敌我阵地之间的中间地带我们已有了主动权，敌人小分队即使在白天也不敢轻易到前沿活动。由于我军炮弹数量有限，炮火轰击时都打敌人主阵地，极少覆盖射击，所以敌人前沿的树丛未被破坏，为我军隐蔽提供了便利。
山间溪流，水声瀑瀑，可以成为掩护人员声响的一个有利条件。在兵力使用上，敌人为1个团，按照我们前一段小型反击战的经验，也不需要集中3倍、4 倍、5 倍于敌的兵力，只以 1.1 到 1.3 倍的兵力用于第一梯队就够了，这样可以减少参加潜伏的人数。此外，利用山地死角，加强炮兵火力对敌人不断袭击，加上佯动和伪装，严明纪律，把可能碰到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就能找出解决的办法。同时，用这么多兵力在敌人前沿潜伏，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可以出其不意……
张祖谅的发言，有理有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潜伏成功的可能性。与会同志频频点头，郑维山、张南生等兵团领导人很感欣慰。其他同志陆续发言，赞同郑维山、张祖谅的看法，并分别提出了本兵种、本部队支援这次作战行动的打算。
郑维山越听信心越足，他一拍桌子，下了决心：“打！错了我负责！”
张祖谅当即表示：“我俩共同负责！”
郑维山摆摆手说：“不要你负责。我是兵团司令，当然我负责！”
于是，采用潜伏手段打掉敌人加强团阵地的作战决心就这样定了下来。
后来，郑维山回忆说，张军长这个人很不错，有头脑，有创见。他的发言，对我们兵团领导定下这个决心，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郑维山（中间打电话者）
把潜伏方案交给群众
潜伏，大部队的潜伏。作战决心虽然定了下来，要付诸实践，要做到万无一失，的的确确还存在很多非常现实而又尖锐的问题。
连日来，张祖谅和副军长王诚汉、副军长兼参谋长邓仕俊、副政委赵兰田、政治部副主任李哲夫等反复讨论与思索着。这个军原政治委员袁子钦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任部长以后，政治委员一直还没有配备。张祖谅既是军长，又是党委书记，军政工作一手抓。
张祖谅想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碰到许多作战的难题，都是通过“诸葛亮会”发动群众想出解决办法的。他同军的常委们决定，走群众路线，把潜伏的作战方案交给群众，发动全军都来提问题，想办法。
“相信我们的战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张祖谅强调，“一定要让全体指战员弄清楚，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为什么必须采取潜伏这种战术手段？潜伏中究竟可能碰到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应当怎么解决？”他要求参战的各级指挥员不打官僚主义仗，都要亲自到敌前沿看地形，亲自到基层去参加各类人员的“诸葛亮会”。
大量的问题提了出来，大量的办法也想了出来。
担任主攻敌阵地最高峰973高地的第 542 团团长武占魁，来到第 8 连坑道。第 8 连是突击连，潜伏的地区离敌人最近。连队干部已组织班长以上干部到敌人前沿“摸”过地形，侦察过冲击道路。他们把侦察的情况摆在沙盘上，以班为单位研究战术和打法，分析潜伏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解决办法。
夜间，他们就在阵地后方选择类似攻击目标的山头，反复进行潜伏、冲击和纵深战斗演习。一演习，问题暴露出来了。大家把问题记下来，第二天在班务会、连务会上反复研究，然后再把想到的新办法搬到演习场上实践。
坑道里光线很暗，武团长弯腰走了一段，见一个拐弯处墙壁上有个小油灯，灯光下有一个班的战士坐在树棍搭起的床铺上，正在开“诸葛亮会”，
大家讨论得很热烈。武占魁不声不响地坐在一个子弹箱上当“旁听生”。
“我再提个问题！”一个操四川口音的战士一边抽烟一边说，“潜伏区离敌人那么近，一咳嗽，让敌人听见咋个办？”“小问题。”
旁边一个山东口音的战士说，“你不会把烟戒了？”
“就是不抽烟，嗓子痒了还是要咳嘛！”那个四川战士说。
“对！这确实是个问题。”班长引导说，“一个人咳一声，大家都咳起来，还不像打雷？应当研究一下止咳的办法。”
围绕潜伏中的咳嗽问题，大家七嘴八舌，想出了各种办法：有咳嗽毛病的趁早治疗；吸烟的，早一点戒烟；出发时，身上带点生姜、仁丹、止咳片……
“要是这样还止不住呢？”有个战士问。
“有办法！”班长说，“头天晚上摸地形，我忽然想咳，就用手在地上挖了个小坑，嘴上堵着毛巾，埋进小坑咳嗽，声音就小多了。”
“我还有个办法！”一个挺机灵的小战士说，“要是遇到冷炮爆炸声，还可以在轰隆轰隆声音掩护下痛痛快快咳几声。”
“俺还有个问题！”一个河南口音的战士说，“要是睡觉打呼噜，敌人听见咋着？”
“那就想法不睡觉。”有人说。
“万一困得眼皮打架，咋着？”还是那个河南口音。
“我有个好办法。”一个四川战士拉长声调说，“出发时，兜里装几个辣椒，困起来把辣椒放在嘴里狠狠咬上一口，保险你的瞌睡虫都给吓跑了！”
好一个绝妙的点子，全班都笑了。
又有人提出新问题：“要想大小便怎么办？”
“好办！好办！侧起身子，就地解决。”另一个四川战士说，“第一，身上有伪装，别人看不见；第二是露天厕所，不会臭气熏天；第三，解决后就抓点土盖上，还能为朝鲜的树木上次好肥哩！”
全班又一次发出欢快的笑声。
“我提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班长发言说，“要是潜伏中被敌人冷枪冷炮打伤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显然和每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加上问题的严肃性，使会场上活泼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静下来。
“我来说。”那个爱抽烟的四川战士语调缓慢而稳重，“我们绝不能‘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这么大的部队，战斗又这么重要，谁要是当了软骨头，打伤了哼哼叽叽，乱爬乱动，让敌人发现我们，谁就是全军全国人民的罪人！我保证，打伤了不乱叫，不乱动！”
“我说！”“我说！”会场立刻沸腾起来。不同语言，表达着同一个决心：一定学习邱少云，即使粉身碎骨，也要保障集体的安全，换取战斗的胜利！
团长武占魁不声不响地走出坑道。他在想，多好的战士啊！为了保证潜伏的成功，为了战士少流血，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想得周到些，再周到些。
他迈开大步，沿着交通壕返回团指挥所。
当天晚上，武占魁同第3营干部再次检查了部队的演习情况。他站在假设的敌人阵地的山头上向山下俯视。明知有几百人在山腰里运动，可是却看不到一个人影，听不到一点声响。星光下，只见满山荒草在夜风中轻轻摆动……
这天夜里，武占魁破例睡了一个好觉。
作好潜伏失败的准备连日来，张祖谅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总在想，要打掉敌人1个团的主阵地，要派那么多兵力潜伏到敌人眼皮下，一旦有个闪失，一旦作战企图被敌人发现……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张祖谅在思考着，万一出现最坏的情况，采取什么办法对付。
大潜伏，就是大冒险。不仅军的首长担心，兵团首长担心，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首长也很担心。
兵团首长把第60军突击连队的干部叫到兵团部，把祖国慰问的慰问品拿出来招待，亲切询问潜伏准备工作的各项细节。首长指示，要注意冲击道路的坡度。潜伏时，山地死角固然可以利用，但是，战斗发起，坡度大，攀登困难，会增大伤亡……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参谋长李达等将军们，决定亲自听取作战部队汇报，为了让军、师首长集中精力抓好作战准备，特地嘱咐：汇报情况只要参谋来就行。
军长张祖谅、副军长兼参谋长邓仕俊得知志愿军首长要亲自听取汇报，并且指示只要参谋去就行，非常感动。为了把战斗准备情况向首长汇报得更清楚，根据他们的指示，司令部组织制作了一个关于战区地形的特殊“沙盘”——按照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放大 10 倍，用马粪纸按等高线裁剪下来，逐层招叠，钉在木板上，对与实地有误差的地方作了修正，对一些敌人重点设防之处和不易察觉的低凹处又作了写景。“沙盘”共有4个乒乓球桌子大，可以拆装组合。“沙盘”以各种颜色的模型定位标明，成了我军潜伏和突破敌人防线作战的缩小了的标本实体。“沙盘”装在两部卡车上，由3名熟悉情况的作战参谋和侦察参谋带去汇报。还派了3名侦察员，按潜伏战士的着装全身披挂，以便向志愿军首长作汇报表演。当然，他们也担负着保卫“沙盘”安全的押运任务。
张祖谅、邓仕俊在送3位参谋上车时，紧握住他们的手交代：“要如实向首长汇报情况，但一定不要提困难，不要伸手叫苦。”
军司令部侦察参谋李一平、第 179 师作战参谋张志民、第181师作战参谋麦好礼，从汇报准备到汇报的要求上，又一次深切感受到张祖谅那严谨细致的作风和处处为全局着想的大将风度。
汽车在晨光朦陇中向北急驶，几个小时之后来到志愿军司令部驻地。
先是汇报作战部署。邓华、杨得志、李达以及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情报、通信、炮兵、后勤等部门负责人都在座。
将军们对张祖谅决定用3个团各打一处，每个团又多路多箭头地实施攻击，正面进攻和侧翼迂回相结合的部署表示满意。
邓华说：“抄后路，出奇兵，仗是攻坚，兵力不能平推。要破规律，破惯例，要出奇，奇得让敌人摸不着头脑才好！”
谈到“潜伏”，汇报得详细，首长们问得更详细。
参谋们说，参战部队都经过潜伏演习。演习中曾发生这样的故事：“假设敌”在模拟的敌人阵地上严密监视了3天，中间下了一场雨。3天过后，他们回来发牢骚说：“叫我们受洋罪，为什么潜伏的部队没有去？”问他们发现了什么？回答说：“当然发现了，第二天，有一队人，从南往北走，其中还有女的。”
其实，这些“假设敌”不知道。那天下午，他们占领阵地，摆开监视的架式。而在他们眼皮下，潜伏部队从黄昏开始下山，通过沟底，爬上沟对面，进入“潜伏区”，而后整整潜伏24小时。
演习指挥员轮流值班，巴望看到“假设敌”发现情况的信号，可是一直没有看到。至于那一队人，是祖国慰问团的文艺演出队，走在潜伏区内的一条小路上，是从团部到营里去。就是这队人，也没有发现在他们走的小路旁藏有一批潜伏部队。演习潜伏的部队回来说，有的战士看到这一队人的脚上除了穿黄解放鞋外，还有一个穿蓝色力士鞋的。一查，这是参加演出的一位女同志穿的。而“假设敌”们眼睛只盯着树丛草地，关于潜伏部队的任何情况也没有发现。
邓华等首长们听了汇报，惊奇而又高兴地笑了。
听说3个侦察员都参加过潜伏演习，便叫来问了个仔细，诸如伪装、防撞、抑喷、解困（防止睡着）等，还把包水壶的布袋解下来看是否能作装大便用。邓华说：“上面的袋口应该大些嘛！”当侦察员伏身就地作业时，首长一眼看见背上的手雷，便问道：“敌人打中了手雷怎么办？”“敌人打燃烧弹怎么办？”
“报告首长，学习邱少云同志，至死不动！”侦察员回答。
邓华面色深沉地点点头。战士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可贵的，可是我们要设想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尽最大可能减少伤亡。
汇报从下午1时进行到晚上10时。晚饭也是送到“沙盘”前，人各一碗，边吃，边谈，边议。
汇报结束，邓华代司令员特别强调两手准备：潜伏暴露，奇袭不成，要立即强攻，及时投入后续部队。并说：“每个团要有救护组织，人要多一些。部队打上去以后，及时抢救，转运伤员和烈士。这个工作一定要重视。”
邓华问汇报的参谋：“我们说完了，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
参谋李一平等想起临走时张祖谅军长关于不要伸手叫苦的交代，因此谁也不吭声。
首长们一一点出：物资？运输？医务？……当点到炮兵和炮弹时，3位参谋忍不住笑了。
邓华等首长明白了，当即指示，战斗发起之前，把炮兵第7师的1个团配属给第60军。
李一平等返回军部，向张祖谅等军首长详细传达了志愿军司令部首长的指示。张祖谅静静地听着，然后对军部的同志们说，对首长的指示，要一件一件落实。
关于防止潜伏战士背上的手雷被敌人打着的问题，张祖谅和师、团干部以及战士一起商定了个办法：把手雷的背带用铁丝搞成活扣，或用一根绳子把背带在胸前勒紧，潜伏时，解开它，使手雷袋能够转动。卧倒后，将手雷袋转到胸前，把手雷压在身体下面，用身体作掩护。
关于防备敌人打燃烧弹，大家说敌人不可能打燃烧弹。因为距敌人太近，敌人也怕烧到他们自己。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草木葱绿，先烟后火，可借着浓烟遮蔽，解去身上佩带，在火中碾滚、扑救……
关于作好万一潜伏被敌人发现改为强攻的准备，张祖谅和邓仕俊等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兵团首长指示，进行着周密的准备和部署。
张祖谅（左二）与战友在朝鲜东部前沿阵地合影
秘密调动千军万马
攻必克，守必固，打必歼。这是张祖谅军长主持军党委会提出的作战指导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这个军从 1952 年到东线接防以来，先后采取“打活靶”、“小分队活动”、“抓一把，连续抓”、“小型反击”等方式，都连战连捷。作战规模从歼灭敌人1个班到 1 个排、1 个连、1 个营。半年之内，共进行 40 多次反击作战，除一次效果不理想外，其余对敌营以下目标的攻击都是速决、全歼。正如毛泽东形象概括的那样，“零敲牛皮糖”，越敲越漂亮。
如今要打敌人1个团的阵地，要搞掉它3个海拔近千米的制高点，摧毁其所谓的“密苏里防线”，而且要采用大部队潜伏的特殊手段，这确是“非同小可”的一仗。作为一军之长而且一贯谨慎的张祖谅，毫无疑问把“冒险”建立在“稳妥”的基础之上。战役准备工作秘密而又紧张地进行着，每个环节都力求做到严格、严密、周到、细致。
潜伏部队不仅班徘以上干部都利用夜暗到潜伏区摸过地形，战斗小组长也都进入潜伏区对地形、敌情进行了反复侦察，达到进出自如，情况熟悉，规定明确，措施周到。尤其是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学习伟大战士邱少云，自觉遵守潜伏纪律的思想深入人心。
在当时我军地面作战还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炮兵无论对偷袭还是强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令张祖谅等军首长伤脑筋的是，几百门大炮如何占领发射阵地这个大难题。敌阵地居高临下，如果把炮兵发射阵地放在我方阵地的高山背后，虽然隐蔽，但要配合部队发起进攻以至向敌纵深延伸，有些炮则打不到。如果把炮阵地靠前配置，又容易暴露在敌人视线之内。
张祖谅、王诚汉、邓仕俊等指示炮兵研究对策。
于是，有一部分野炮，利用夜暗硬是被推上高山，悄悄地进入了坑道工事。黑黝黝的炮口，可直接向敌人前沿阵地瞄准。大部分火炮，分期分批被推进了距敌前沿几千米的一片杂木林。
“这也是一种潜伏！”张祖谅和军首长们一再告诫炮兵指挥员，“这里敌人很容易观察到。一定要严密伪装！进入阵地时的车轱辘痕迹，都必须扫除！”
军、师的炮兵主任们深知这一行动的冒险性。虽然在周围山头上我军已经加强了高炮火力，组成了对空火网，但如果战斗打响前暴露了目标，不仅这几百门大炮安全成了问题，而且要影响战役全局。
要保密，要隐蔽，但炮兵要打得准在战前试射是非搞不可的。要试射又不暴露作战意图，看来是矛盾的。炮兵指战员想出了办法，使矛盾得到了统一。
“轰！”“咣！”敌人一个掩体被摧毁。
“轰！”“咣！”敌人一个工事飞上了天。
“轰！”“咣！”几个敌人倒毙在山坡上……
据南朝鲜军队的战史记载：6月上旬，“中共军队冷炮射击增多”，但往往是“不等齐的间隔、断续发射，和平常打冷炮无异”。
敌人也曾派遣空中校正机，妄图利用我军打炮之机，为其压制炮火指示目标，但是迅速被我高射火力赶走。
经过精心策划，几百门大炮先后顺利完成试射，修订了射击诸元，顺带消灭了敌阵地22个工事和上百个敌人。
敌人对我新的炮兵阵地和进攻企图竟毫无察觉。
与此同时，部队在通信方面也进行着周密的准备。张祖谅对军司令部通讯科长刘文波说：“潜伏中的通信联络问题你们要好好研究！”
潜伏中的通信工作的确是很复杂的。潜伏中不能有一点声响，摇电话不能响铃，打电话不能出声。而潜伏部队在一昼夜时间里，又必须随时同上级指挥所保持联络。
为了解决秘密通信手段，通讯科长、通讯营长、通讯股长、通讯连长们都绞尽了脑汁。他们规定：有线电通话，潜伏部队随时待机守听，不得高声讲话，有情况用预先规定好的暗号吹送话器，或按开关表示；团指挥所向潜伏部队讲话时不得摇铃，应先持机呼叫。无线电、步谈机在潜伏中严禁发信。除情况紧要，除部队被敌发觉、战斗打响或有线电被破坏，方可开机联络，但也只限于被察觉或打响的部队的机器。
基层干部们为适应潜伏的特点，还想了很多简易联络方法。开进时，指定专人以白纸条指示路标，后面指定专人撤收，消灭痕迹。进入潜伏区，与警戒部队用拉绳的方法保持联系，规定了各种情况报告的记号，并将绳子拴在指挥员胳膊上，防止打眩时对方拉绳不知道。
战斗准备从前方到后方，从步兵、炮兵、工兵到作战、侦察、通信，从粮弹运输到医疗救护，各方面都在紧张地准备，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
6月上旬，后勤坑道里粮食、弹药囤积得如同小山，工兵已协助突击部队悄悄排除突击道路上的大量地雷。战士们把自己的水壶、铁镐都缝了布套，带上全副装具跳跃，也听不到撞击声。
6月9日，战斗发起的前一天，张祖谅的前进指挥所在龙门山开设完毕。
这里距敌阵地前沿不到3千米，敌人大口径机关枪都可以打到，炮弹、炸弹不时在山头爆炸，威胁到指挥所的安全。但这里能直接观察到战况，位置是理想的。
“还有什么问题？”张祖谅冷静而仔细地思考着步兵、炮兵、后勤等每一个参战部队及每一个环节的准备情况。
上午9时，张祖谅指示作战参谋，要通了担任主攻的第542团团长武占魁的电话。
“军长，我是武占魁，有什么指示请讲。”
张祖谅问：“占魁同志，你们的尖刀连长是谁？”
武占魁回答：“还是8连连长蔡麦田。”
张祖谅记得，下面曾经反映过，说第一次潜伏侦察，蔡麦田没有完成任务。这次让他再带领尖刀连，是否合适呢？他对武占魁说：“你们赶快换了他，不然就来不及了。上午把情况报告军里。”
武占魁放下电话，心想，第8连连长的情况已经向师里报告过，师里可能没有向军里报告。军长直接打电话询问这件事，说明事关重大，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武占魁和副团长宋存银、副政委史玉飞商量，决定再检查一次。
武占魁和史副政委立即来到第3营，找到营长晁尚志、教导员闫启文，把蔡麦田的情况再次作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蔡麦田是个好同志。
第一次侦察没完成任务，提前返回，是因为夜间摸错了方向，与其他潜伏侦察人员失去了联系，不是思想右倾。在连的支委会上他已作过检讨，决心一定要把潜伏侦察搞好。第二次、第三次潜伏侦察任务都完成得不错。武占魁还和大家分析了蔡麦田的一贯表现：历次战斗表现都不错，指挥灵活，勤于动脑，几次潜伏侦察不但摸清了敌人火力点，还对本连各班潜伏区的地形作了仔细侦察，明确了各排的任务和冲击路线，而且从连长到班长都指定了代理人。如果现在换个新连长上来，情况不熟，指挥更困难，也很难把尖刀连带上去。因此，营团两级领导都认为不换为好。
研究结束，已到下午 13 点，武占魁正准备回团指挥所向军长报告情况，
这时第3营通讯班长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团长接电话。
武占魁来到装有电话的坑道，拿起电话问：“你是哪一位？”
“我是张祖谅。”电话里传来军长的声音，“你们尖刀连长换了没有？”
武占魁汇报了营团领导研究的意见，说还是不换为好。
张祖谅耐心地听了他的汇报，认真分析了情况，认为符合实际，有道理，当即表示：“那好，你们务必把潜伏的准备工作再检查一遍，做到万无一失。”
“我们马上就办，请军长放心。”
放下电话，武占魁思潮起伏。张军长作为一军之长，对作战准备一直抓到主攻团的突击连长的人选，作风是何等细致周密！而张军长又是这样的民主，虚心听取部属的意见。武占魁怀着激动的心情大步来到第8连。
第8连指战员们正集中在一个坑道口前赶修的公路上，围着雨布，以班为单位仔细擦拭武器，他们甚至把每一发子弹都擦得锃亮。然后，大家进行红旗签名。坑道口的炮弹箱上铺展开一幅巨大的红旗，红旗上贴着白布剪成的“一定把红旗插到大无名山上去！”13个大字。干部战士依次在红旗上庄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蔡麦田见团长来到，上前敬过军礼，请示道：“团长，授旗誓师大会是否现在开始？”
“开会吧！”武占魁说。
坑道口，连队全副武装，整齐肃立，人人脸上显得异常紧张和严肃。武占魁站在队伍前面，望着一张张刚毅的面孔，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想说说这次战斗的重大意义，他想讲一讲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在开城谈判中的无赖行径，他想讲一讲张祖谅军长、军党委、师党委、团党委对第 8 连的信任，但转念一想，这一切战士都很清楚，不需再讲。于是，决定什么也不讲了。
在“授旗开始”的口令声中，武占魁把红旗授给了第 8 连连长蔡麦田。
武占魁紧紧地握住蔡麦田的手，发现这位年轻连长的眼眶中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蔡麦田没有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带领全连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而他自己却在这次战役中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后，张祖谅得知蔡麦田光荣牺牲的消息，心情沉重，沉思了很久，很久。
也就在6月9日这天，郑维山的第 20 兵团前进指挥所在龙门山开设。新任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已到职。
根据上级指示，这一仗仍由老班子郑维山、张南生指挥，新任司令员、政委来到前线主要是了解熟悉情况。
因为担任主要进攻方向的第 60 军原属第3兵团建制，所以第3兵团新任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杜义德也来到前线指挥所参观指导。
夜幕降临，张祖谅和副军长王诚汉、副政治委员赵兰田、副军长兼参谋长邓仕俊以及各参战师的师长和政治委员们，分别到出发点向参战部队握手送行，祝大家胜利归来。指战员们全副披挂，精神抖擞，头戴伪装，臂扎毛巾，带着军、师首长的嘱托，迅速消失在夜幕之中。10 日凌晨 4 时前，军指挥所先后接到报告，所有潜伏人员已在敌阵地前潜伏完毕。
1953年，张祖谅在朝鲜前沿阵地观察
在敌人眼皮下的时刻
这一天的黎明似乎来得特别早，这一天的时间又似乎过得特别慢。
张祖谅从清晨起来站在地图前沉恩。五万分之一的平面地图，在他头脑里完全是立体的，因为他多次亲自到前沿观察过地形。他确信战前的各项准备相当扎实、周密、细致。他也坚信参加潜伏的每个指战员都会自觉遵守潜伏纪律，克服各种困难，不怕流血牺牲。但是，敌我双方毕竟是运动着的活人，战场情况往往瞬息万变，意想不到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
不久前，他属下的部队打方形山，有4个连700多人在敌前潜伏，就发生过让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就在担任潜伏区警戒的分队出发不久，发现一名战士失踪，还带走一支冲锋枪。
担心，焦虑，揪着各级指挥员的心。
这名战士到哪里去了？在异国他乡，不可能开小差。被敌人炮击伤亡了？也不可能。这一段时间敌人没有向这里开炮。这个战士一贯表现很好，求战心强，会不会不愿在后边留守，追赶连队去了？可他是在连续侦察敌情、地形时，脚被磨坏，行动不便，才让他留守的。如果这个战士真是独自去潜伏区找连队，万一误入敌人阵地，或与敌人遭遇，后果会很糟。
“找！”这个战士所在团的团长王子波命令，“派两个机警战士，一定要把这个战士找到。”这两个同志摸进潜伏区，找到担任警戒任务的连队指导员，一清查，那名战士果然已来到警戒分队中。干部动员他回去，他流着眼泪苦苦哀求，周围战士也帮他说好话，指导员只好同意他留下。
团长王子波接到这个失踪战士下落的报告，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他严厉地说：“积极性可嘉，但违反纪律必须追究。功是功，过是过，打完仗再说！”
就在这4个连潜伏的一昼夜，有的战士被敌人冷枪击中，有的曾与敌小分队遭遇……
当然，这些情况潜伏部队都处理得很好，保证了潜伏的成功。当晚，部队突然发起进攻，只经过14分钟就歼敌400多人。
张祖谅很清楚，那次潜伏毕竟人数比较少，而眼前这次大潜伏，人数是上次的五六倍。这次潜伏，既有步兵，还有炮兵。他知道敌人是拥有制空权的。他还清楚，正面敌军拥有 105 至 230 榴弹炮 230 门，有各种迫击炮 130门。这些大炮只要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就可以把大批炮弹倾泄在潜伏区。
不过，张祖谅始终把担心装在心里。他沉着、冷静的神情感染了指挥所里的每一个人。
“这一天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数着过的。”担任主攻任务的第 542 团团长武占魁整天蹲在观察所里，双手抱着望远镜，观察着敌人阵地的动静，观察着潜伏区的情况。
时近中午，警卫员看到他从昨晚起水米没沾牙，便弄来两筒祖国慰问的樱桃罐头。鲜红的樱桃，在银色的小勺衬托下像灿烂的玛瑙。
武占魁拿起小勺吃了一口，樱桃甜甜的，可一想到前面的潜伏部队，喉头像有东西在顶着，咽不下去。他向警卫员摆了摆手：“端走吧，等打完仗再吃！”
此刻，在潜伏区里的战士们却比他们的团长胃口好得多。昨夜向潜伏区开进，每个人饱受折腾，汗水湿透了军装。下山、上山，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后面的人必须踩着前面人的脚印，防止踏响地雷。上坡的时候，先用手把活动的石头搬掉，再回头伸手拉身后的战友。遇到树枝，必须紧紧握住，交给后面的人，一个一个递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通过才放手。到达潜伏区，既要挖掩体，又不能出声响，远比平时挖工事累得多。所以，当在掩体里躺下来时，大家就觉着肚子饿得咕咕叫。
上午，阳光透过密密的树叶空隙射进来，给大家以温暖的感觉。战士们不声不响地吃着干粮，有的细嚼慢咽随身带来的大萝卜。离敌前沿稍远一点的战士，也有人利用断断续续的炮弹爆炸声作掩护，咔哧咔哧地开着罐头。战士们称这是“步炮协同”。
上午总算熬过去了。敌我互相发射着冷炮，只是我方的炮打得略为频繁一点，既不致暴露意图，又“关了敌人的禁闭”。
“没有发现意外情况！”各团指挥所不断向师、军首长汇报情况。这些语言听着实在使人感到愉快。
“敌情！”下午2时，武占魁团观察所里几个参谋像被针刺了一下，从炮弹箱上跳起来，身体紧贴胸墙。他们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从敌973高地前沿工事里出来5个人，端着枪向潜伏区走来。
电话铃响，侦察参谋报告：“团长！5个敌人向潜伏区运动！”
“知道了。”武占魁刚把电话耳机放下，另外几个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这几天，为监视敌人行动，在阵地前沿增加了不少观察所。此刻，各观察所都在紧张地汇报同一情况。
武占魁举起望远镜边观察，边思索：今天炮火监视得这样紧，为什么敌人还要出来？是一般活动，还是有目的的侦察？怎么处理？不理他，让潜伏部队去收拾？万一收拾不好，阵地上敌人发现目标怎么办？……不能让这几个家伙接近潜伏区！
武占魁果断地抓起通向炮兵阵地的电话机，喊道：“给他几炮，马上把这几个家伙赶走！”
半分钟后，像通常冷炮打活靶一样，几发炮弹落在5个敌人身边，敌人慌忙弯腰向自己的阵地跑去。
“敌人跑了！”团参谋长用清脆的声音大声向师里报告。
武占魁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南风拂面，武占魁忽觉身上发凉，用手一摸，原来衣服早被汗水湿透了。
太阳极其缓慢地向西移动。空中几片白云，为潜伏区带来一阵阴凉，但为时十分短暂。阳光的照射，使山坡上的蚂蚁和小咬活跃起来。这些小昆虫似乎知道潜伏区的指战员不会对它们怎样，纷纷从指战员们的脖子、袖筒、裤脚放肆地钻到贴身的衣服下。指战员们痒得真想坐起来脱光衣服好好抖一抖，可是都懂得自己所处的特殊场合，只好咬牙忍着，任凭这些小昆虫在身上肆无忌惮地爬行与叮咬。
太阳，终于慢慢移向山后，离天黑为时不远了。再过两三个小时，如果平安无事，潜伏就可宣布成功，奇袭就可以开始。
然而，沉闷的爆炸声打破了黄昏前的宁静。敌人从山梁后面阵地上发射了几发炮弹，其中有一发落在第535团第 2 营突击队第 5 连的潜伏区。
这片灌木丛在夕阳晚照中，立刻就笼罩上了白色的烟雾，不幸的事就在此时发生了。炮弹片揳进战士张保才的双腿，鲜血如泉水般往外冒，染红了军裤，染红了鞋袜，染红了他身子下面的土地。
极度的痛楚使张保才昏了过去。
待浓烟散后，离张保才不远的战友发现他受了伤。他们多想爬过去给他包扎一下啊！救急包就在衣服口袋里。但想到潜伏纪律，他们忍住心痛，努力控制着自己。他们见张保才从昏迷中醒来，大概怕痛得叫出声来，拼命用牙齿咬着自己的袖子。他们看到张保才汗珠在脸上滚动，脸色由红到白，到黄……终于闭上了眼睛，永远地闭上了那又黑又亮的大眼睛……
潜伏区仍是那样平静。太阳已经落山。突然，敌人向第542团潜伏区方向发射了10多发炮弹。团长武占魁立即命令炮兵还击。敌人炮击停止了。
第3营副营长晁尚志通过有线电话向指挥所报告：刚才第8连被敌炮火击伤7人，战士苟子清腹部被弹片击穿，肠子流了出来。他没叫一声，自己把肠子往肚子里塞，想用毛巾堵住继续参战，结果，没有多久就牺牲了。
这一天，像张保才、苟子清这样的战士，在整个潜伏部队中涌现出30多名。
纪律，高度自觉的纪律，变成了巨大的无形的力量。 3500多人，步调一致，团结一心，赢来了潜伏的胜利。
出其不意，神兵天降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到了天黑。师、团指挥员们各自离开观察所，走进自己的指挥所。
担任主攻最高峰973高地的第 542团指挥所布置得像要举行盛典。坑道中央，并排摆了两张方形的桌子。桌子上倒立的炮弹壳里，插着几束盛开的金达莱。花前，摆着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慰问的香烟、苹果、水果糖。
桌子四周坐满了来自各方面的客人——有来自祖国的作家、记者，也有兄弟部队来参观学习的干部。
武占魁坐在桌旁，拿起电话耳机和师里对表。
在方圆几百里的深山峡谷中，500多门火炮，3500多名指战员，要协同一致地去歼灭有坚固防御阵地的敌人1个团，没有统一的时间是不行的。那时没有标准台对时，以上级首长的表为准。第179师师长吴仕宏、第181师师长钟发生与张祖谅军长对表，团长、炮兵群长与师长对表。逐级对表，一直对到突击排长。
晚8时20分，几发信号弹划亮夜空，我军声东击西的炮火准备开始。敌阵地一片寂静，而两侧山头则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我军两支部队分别向两翼山头攻击前进。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向两侧发起进攻，遂集中一切兵力和火力还击。
正当敌人被诱上当之际，又有几发信号弹升上了夜空。我军即将发起冲击的敌 902.8、973、883.7 高地立即被火红的钢风铁雨覆盖，呈现一片火海。我军数百门大炮猛烈射击。敌人阵地上地雷被引爆，照明雷被打亮，掩蔽部被击中，阵地在燃烧。敌人炮火慌乱地还击，立刻被我强大而集中的火力所压制。
7 分钟过后，我军炮火向敌纵深延伸。这时敌人判断我方步兵该发起进攻了，进入坚固工事的步兵纷纷钻出来占领阵地。哪知3分钟后，我方炮火又向敌前沿阵地扑天盖地砸去，再次给敌人以重大杀伤。
5 分钟后，炮火再次向敌纵深延伸，缩进坑道和坚固工事的敌人再次跑进前沿工事。他们没想到这又是一次假延伸。几分钟后，我方炮火又向敌前沿阵地猛轰。火箭炮弹伴着排山倒海的巨大轰隆声，在夜空中划出整齐的红色弹道，如闪电似霹雳。敌人阵地被严严实实地戴上一顶火红的帽子。
山坡上的潜伏部队，目睹我军炮火如此威猛，兴奋地吹呼。全部炮火向纵深延伸之后，突击部队分成13个“箭头”，如万马奔腾，迎着火光向各自的目标发起冲击。
突击部队在红旗引导下，向敌人阵地主峰（973 高地）冲击。突然，一道铁丝网拦住去路。时间紧迫，组织爆破已来不及。火箭筒班班长李云峰毅然趴在铁丝网上，高呼：“同志们，为了胜利，从我身上通过！”尖利的铁刺扎进李云峰的身体，他咬牙忍着。此刻，人人都懂得争取时间的特殊意义，于是踏着李云峰用身躯架起的胜利桥梁，一跃而过，冲向主峰。
与此同时，“箭头”向敌 902.8 高地疾进。新战士萧正祥被铁丝网挂掉了鞋，赤着脚随部队冲锋。铁丝网断头和炮弹碎片一次又一次扎破他的脚板。他的脚踏到哪里，哪里就有一个血红的脚印，但他一点也没有放慢自己的冲击步伐。
山头上火光闪闪，杀声震天，冲锋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峡谷。
战士勇猛，进攻神速。
据《韩国战争史》对这场激战记载：
“（6 月 10 日）日落西山，第5师与往常一样，第 27 团、第 36 团的警戒组在前沿埋伏，执行夜间警戒。这时中共军第60军开始炮击我阵地，并以两个团兵力在中东部战线掀起狂风波浪，矛头指向师的东侧翼。” “第181师 10日下午在松亨集结待命，傍晚开始沿五峰棱线东西两侧分进突入。首先，在第 5 师左翼 949 高地，敌人投入连规模兵力佯攻，牵制我军。20时前后，敌人突然发射1万多发炮弹，向师的右翼第 27团发起进攻。” “……敌两个营尾追第 1 连冲向 973 高地。前哨阵地被突破，主阵地崩溃。” “第 27 团预料到敌人会发动大规模进攻，作好决战准备。这时敌炮火更加猛烈，在 883 高地、949.2 高地主抵抗线一带爆炸，使人寸步难行，有线通信炸断，阵地一片混乱。” “……这时，敌我炮击达到高潮，爆炸声震天动地，949 高地东山坡一片火海。” “第 27 团丢失 973 高地和 883 高地……右邻第 62 团阵地依然平静。由此推断，敌人集中兵力攻击第 27 团的目的显然是逼第 5 师从北汉江东侧突出部撤走。”
《韩国战争史》的记述应当说基本上是准确的。当时战斗发展的确相当顺利。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时我军通信器材实在落后，部队冲击前进时，团、师、军指挥所几乎只能靠空中的信号弹了解冲击进展情况。信号枪也难免出故障。于是，战斗就出现了一些令人心焦的时刻。
第 542 团第 3 营本来已经攻上 973 主峰，可是有线电话没架通，无线电呼叫不上。第181师师长钟发生打电话向团长武占魁了解情况，武占魁汇报了自己的判断，钟师长还是担心部队没打上去。
联络不通，有什么办法？武占魁只好派作训股长亲自到前面了解情况，并立即报告。
团长、师长着急，军长、兵团司令也着急。第 20 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亲自打电话给张军长：“张祖谅吗？怎么搞的，仗才开始就放羊啦！”
张祖谅心里何尝不急，但他仍用平静的口气向郑维山报告说：“我们正在搜集情况，很快上报。”
第 181 师的情况报上来了，第 179 师的情况还是上不来。副军长兼参谋长邓仕俊立即派两名参谋到第 179 师前进指挥所了解情况。他们来到第 179师前进指挥所，只见师长吴仕宏正在焦急地等待攻击 902.8 高地的第 535 团的情况。后来了解到，原来第 535 团把电台放在一个洞里，天线也在洞内，当然联络不上。后来电台搬了出来，才沟通了联络。
战况终于弄明白了。各突击队总共只用70分钟，就攻占了预定目标902.8高地、973 高地、883.7 高地——敌军第 27 团防守的大部分阵地 10 余平方千米，歼灭第 27 团第 1、2、3 营和师部搜索连。
正如张祖谅在战前所预料的那样，丢失阵地的敌人像输急了的赌徒，为了挽回败局，拼命组织反扑。他命令部队：一定要抓住这一机会，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
攻占三个高地的指战员们连夜改造和加修工事。各营的二梯队也逐步加入战斗。
11 日天刚刚放亮，敌人飞机就来到我军所占阵地上空进行侦察，并轰炸扫射。随后，敌人以 3 个团的兵力，在炮兵掩护下，轮番反扑。
在军前进指挥所里，张祖谅沉着镇静，指挥若定。他时而走出坑道，用望远镜向前方阵地观察，时而回到指挥所认真听取从各师发来的战报。他知道当前最重要的是抓后勤，抓补给，把弹药及时地送往前方，组织好步炮协同，利用火力大量杀伤反扑的敌人。
作战科长报告，前沿部队反映，弹药有些供应不上。张祖谅，这个从来不向上级叫苦伸手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毫不犹豫地亲手摇通了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的电话。
“郑司令员吗？我是张祖谅。部队弹药供应不上，请兵团支援一下。”
郑维山知道，张祖谅这个人向来不讲价钱，不叫苦，此时他提出弹药问题，一定很吃紧。但当时天上有多架敌机疯狂地轰炸扫射，战场炮火连天。如果靠人背肩扛输送，费力费时，也供不应求。郑维山决心用汽车输送。他亲自向后勤部门指示，将汽车在坑道里装满弹药，选好道路，掌握时机，加大油门向前冲。
好一个出乎敌人意料的一着。当敌人飞机侦察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10辆满载弹药的汽车己有9辆到达目的地，只有1辆中途中弹受损。
激战，夜以继日的激战。
在我军新占973高地上，第 181 师第 542 团第 1 连第 6 班班长罗子周率领全班坚守在最前沿。他们发扬孤胆作战精神，从 6 月 12日凌晨 3 时到晚上 8 时，连续打退敌人 23 次反扑，歼敌 420 余名。阵地前，横七竖八堆着大批敌人的尸体。
在我军新占 883.7 高地一个前沿阵地上，只剩下战士潘正光一个人了。
这个四川籍的战士，虽然右臂负伤，鲜血直淌，但毫无惧色。他把手榴弹捆起来，把战友们留下的冲锋枪压满子弹，打退了成群敌人 27 次冲锋，在炮火支援下，歼敌 200 多名。阵地始终屹立在他的脚下。。
我突击部队在炮兵支援下，苦战 4 昼夜，先后击退敌人一个排至两个营兵力的反扑共 190 余次，歼敌 7812 名，巩固了全部阵地。大潜伏成功了！
3500 多名步兵的潜伏，几百门大炮的伪装和潜伏，都搞得神不知，鬼不觉。
南朝鲜军队 70 年代编写的战史上，还搞不清我军为什么进攻得那么神速，不明白他们的“主抵抗线”为什么会迅速崩溃。
失败，当然是不愉快的。南朝鲜军和美国军队的军官们免不了互相埋怨。南朝鲜军副师长韩信上校撰写的战场“证言”说：
“883 高地、973 高地落入敌手后，第 35 团和增援的第 3 师第 22 团进行了反击，结果反击均遭失败。最后，这两个团损失太大，连第二道防线都无法防守。这时，美第 8 野战军司令官来到前方观察所，我和各团团长建议，暂时转入防御，得到兵力和火力增援后再夺取高地。唯独师长主张反击。泰勒听了师长的话后，似乎抱怀疑，我们也都十分惊讶。这时战局已急转直下。假如当时决定转入防御的话，还不至于这么轻易遭到失败。后来从顾问那里听说，当时美司令官并没有抱希望，但同意了师长的意见。可见指挥官的决心是多么重要。”
显然，这位副师长对他们师长的不明智很是不满。
南朝鲜军第27团第1营营长崔奎宣中校的“证言”叙述了他当时的惨状和心态：
“战斗开始时，我方遭敌数万发炮弹的轰击，我团防守阵地遭到的炮击尤甚。虽然预料敌人发动进攻，但直到敌两个营出现在我营阵前时，才知道进攻规模之大……在这种情况下与敌对抗，其残酷性难以言状。血战中，两个连的连长和营搜索队队长全都战死，伤员剧增，主抵抗线崩溃。 973高地丢失后，第 35 团前来增援，经 3 昼夜苦战，非但没有成功，连第 35 团也损失过半……晚上接到撤退命令，但这时已无退路。在 100 号公路上，中共军人来人往，北汉江上的桥已经毁掉，加上到处是我军装备的爆炸声和火光，更加重了士兵的恐惧心理，好像敌人就在身边似的，于是竟相跳江逃命。有的士兵抱着橡胶睡垫，有的则徒手游渡。这中间有 20 多人丧生，我也因中途抽筋几乎丧命。”
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发来嘉奖令。电文称：
我军 60 军此次反击 883.7 高地（含 973 高地）和 902.8 高地战斗，是我从敌 1 个团阵地同时突击，并占领了该团的主峰阵地，仅经 1小时零10分钟战斗即创歼敌1个团大部的范例。这说明了只要我们战前真正作到充分周密的准备和细致的组织步炮协同，并把指挥的技巧与部队的英勇顽强相结合，同时冲锋突破敌 1 个团的防御阵地是完全可以的。我 60 军首创我军防御作战以来一次歼敌 1 个团大部的范例，特予通报表扬。望再接再厉。继续稳扎狠打，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 1953 年 6 月 12 日
战报传到了汉城，传到了“联合国军”司令部，传到了板门店。对方态度忽然变得老实一些了，停战谈判文件全部达成了协议。双方军事人员划分军事分界线时，一条粗粗的红杠把 883.7、973、902.8 等高地划在了我方控制线之内。
战线拉平了，敌人的突出部被切掉了。
“OK？”我方代表目视对方军事人员在问。
“OK！”对方军事代表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摊开了双手。
后记
大潜伏成功了!60军的胜利，得到了联合司令部的高度赞扬和嘉奖，也使上级和兄弟部队改变了对60军的看法。
许世友拍着张祖谅的肩膀，连连说道：“张军长有魄力，把几千人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了，出其不意，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张祖谅在朝鲜战场上书写了自己作战指挥生涯中闪亮的一笔，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他也因此被誉为“抗美援朝的十大虎将”之一。但他坚持认为个人永远是沧海一粟，胜利归功于60军的全体将士。
当率部从朝鲜回国，张祖谅特地叫车在鸭绿江边停了下来，面对朝鲜国土三鞠躬，他深情地说道：“不能忘了朝鲜人民的支援，更不能忘记永远长眠在朝鲜国土上的英雄烈士们！”
张祖谅中将
参考资料：
《抗美援朝战争中指挥敌前大潜伏的张祖谅》（毛文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