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程维 重庆报道

2024年春节,记者在农村乡下发现,因青壮年基本上全部外出打工,农村只留下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和还在读书的少年、儿童,“一老一少”的人力结构,导致农村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现象,土地撂荒突出,收入缺乏支撑。

驻村干部和经济学者给出了一些建议,但都不够乐观。

重庆市目前正在推进学习浙江省“千万工程”来解决相关问题,并推进乡村振兴。群众对“千万工程”的核心突破“农业标准用地”颇为期待。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重庆市垫江县某镇某村位于南北走向的铜锣山脉脚下的“黄土坡”,十几年前退耕还林,全部种上了桉树。2023年,坡上的桉树全部被砍掉,村里请人种了油菜。村民称,因为没人管理,也没人施肥,所以长势很差 本报记者 程维 摄

“空心化”忧虑

“近些年,除了春节时年轻人回来几天,其他时间,村里基本上都只剩一些老年人和留守小孩了。”正月初四时,重庆市垫江县某镇某村村民组长程三说,年轻人在老家待不住,全都出去打工了

出去打工的原因很简单:该村民小组所在的区域,人均只有八分地(0.8亩),上次分地是几十年前,所以现在30岁以下的村民,自己名下基本上是没有土地的。按说,要等原来分到承包地的人去世后,腾出土地指标,后面没土地的人才有望排队分到土地。

“但最近二十几年来,年轻人已经不再愿意种地了。”程三说。

土地账很好算,即使人均有1亩地,不管是种水稻,还是小麦、玉米、高粱,哪怕是换季轮种让土地一直不闲着,年收入最多也只有1200元至1400元,这还没扣除人工费用和肥料钱,扣除这两样,实际年收入甚至只有三五百元

“为什么不搞点养殖业?譬如养鸡或者养鸭、养猪?”记者问。

“农村搞养殖业,现在基本上都是散养,扣除人工和饲料钱后,养得多亏得多,所以大家都不养了。”程三说,农村散养根本没办法跟城里的规模养殖业竞争,加上现在村里平时常住人口主要是“一老一少”,仅有的一点养殖业,也主要是村民自己养来吃的鸡、鸭和猪,极个别有精力的村民,会适当多养几只,出栏后会出售,贴补家用。

“还有没有其他副业可做?”记者问。

“没有了,现在村里的‘一老一少’的人口结构,上是70岁以上,下是17岁以下,去掉80岁以上和12岁以下的人,剩下的其他人也只能算是半个劳动力,现在连播种、收割,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请人做,人力成本是每人每天给150元的工钱。”程三说。

自己干不了,请人干又太贵,所以村里的地,有不少是荒着的,根本没人种。

“我看到村里靠西的‘黄土坡’上前些年‘退耕还林’满坡种的桉树去年也全部砍掉了,这是不是‘退林还耕’?那些地现在是谁在种?”记者问。

“上面安排来集中砍的,桉树对水资源影响过大,桉树砍掉后,那些地也没人去种,村里(生产大队)就请人来种上了一些东西,也没人去管理。”程三说,村民在山坡脚下自己的地都没人去种,山坡上的“公家的地”,更没有精力顾及。

“村里留守的人,有做农活经验的现在都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基本上没人能担粪去爬近200米的坡上种地了,这个年纪,自己去把坡上的粮食收割回来,也很艰难,所以就不种了。”程三说,现在外出打工基本上是村里唯一出路:在大城市里,月收入至少3000元至5000元,虽然也辛苦,一年下来总归有4万元至6万元的总收入,这比窝在乡下家里务农,收入要高20倍,这个账很容易算,所以年轻人全都走了,去沿海或城里打工去了。

这种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

重庆市某报业集团下放到某县的驻村“第一书记”李某称,这不是个案,是普遍现象。目前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很严重,土地撂荒问题也较为突出,表面上看,“80亿亩耕地红线”是守住了,但是土地没人种的现象仍很刺眼

“现在我们村的解决办法是,请人种一些地,但这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李某称,“大家都知道存在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解决办法。”

“即使把粮食价格翻2倍、3倍、5倍也没人种,因为一是干农活是体力活,太辛苦、太累,二是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20倍,三是农村产出的粮食及养殖产品因过于零散,难以低成本快速卖到城里。”李某说,何况粮食价格还不可能涨2至5倍。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从图下方水田至图上方房屋处的100多米土地,长满了一人多高的杂草、灌木。村民称,以前这些地方都是有耕种的土地 本报记者 程维 摄

次第城镇化

“春节后我还会去深圳。”程三所在村民小组的村民吴成称,他在深圳打工超过25年,前些年已经做到了一个生产厂厂长的位置上,之前因为疫情等原因,回家休息了两三年。疫情后,他再次赴深圳打工,原因在于,一是已经不适应乡下的生活及生活节奏了,二是返乡后基本上没有任何收入,长期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所以不得不出去。

不过这一次吴成的妻子没有跟随他一起南下,她选择了“返乡创业”。

所谓创业,就是在县城开店,开奶茶店,开韩国料理店,开“麻辣串串”店。然而,2023年,奶茶店垮了,另开了一个韩国料理店,后来也开不下去了,休整2个月,又去开了一个“麻辣串串”店,也基本没什么生意。一年多下来,夫妻二人打工20多年积累的几十万元积蓄,基本都被“创业”消耗了。

吴成妻子的经历,也许只是个案。

据重庆市人社局2023年11月3日公布的信息,2022年,该市全年促进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就业17.32万人,其中,返乡创业2.72万人。创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园69个,全年实现总产值371.8亿元,吸纳就业5.78万人。

2023年,重庆市“返乡创业”人员巨幅飙升。

据重庆市人社局2024年1月26日发布的消息,截至2024年1月26日,该市农民工已返乡87万人,其中市外返乡73.2万人,占市外务工农民工总数的28.3%;市内返乡13.8万人,占市内乡镇外务工农民工总数的3.6%。

该市从市外返乡人数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浙江、福建。

2022年,重庆市外出务工人员约为791万人。所以当沿海用工情况发生变化时,返乡的人数便不会太少。

程三所在村民小组,之所以留守的人群基本上只剩“一老一少”,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村里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要么在县城买房搬走了,要么在附近镇上买房搬走了。

几年前,该村民小组的东侧修建了一条一级公路,往来车辆时速可达70公里。加上此前修建的村村通公路,该村比其他山区或偏远区县有很好的交通便利优势,不过尽管如此,乡下的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以及商业化便利程度,还是赶不上乡镇、县城,因此大家都往县城、乡镇搬了。

不知道这种“城镇化”,是否体现在相关统计中。

据重庆市发改委向媒体披露的信息显示:“2022年,重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0.96%,较2012年提高14.3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50.1%,较2012年提高10.7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发展动能得到加快释放。”

当地村民称,其实这些搬到县城、乡镇去住的人,绝大部分也只是把房子买在了这些地方,人还是照样跑到沿海城市或附近大城市去打工,家里留下的依旧是“一老一少”,只是在县城、乡镇住的人,已经初步完成了城市化进程,他们的收入不再依赖土地,不需要再种地。

不过也有一些人,选择在老家修建房屋。这类人分成三种:第一类是在县城、乡镇购买了商品房,但仍在老家重庆修建房屋的人,这类房屋基本上全年空置,仅春节时有人回来住几天;第二类是常年在外打工的人群,赚钱后回家修房,以求年老返乡,有一个“落脚处”;第三类是村里的“首富”,将老家的房屋修成了别墅。

程三所在村民小组的邻村几个兄弟,据说前些年做房地产挣钱过亿元,在老家修建了豪华程度不亚于大城市别墅的几幢楼,这些楼外墙上还采用了全大理石干挂装饰,是附近村“最靓的仔”。

不过,这些乡村别墅跟其他农村房屋一样,绝大多数时间都空着,无人居住

重庆市正在推进学习浙江省“千万工程”,建巴渝和美乡村 图片来自互联网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更多图片

如何破困局?

“以前春节打工回来会到农村聚会,现在基本在乡镇或者县城都有房子,打工回来就把老年人接到乡镇或者县城过年,这种现象开始越来越多。随着年轻人对乡愁越来越淡,怎么能苛求他们回去?”前述驻村第一书记李某2月18日说。

这样一来,不只是平日里“空心化”,逢年过节本该聚集人气的时候,还出现了新的“空人化”现象,农村年味越来越淡。

“我写了一些日记,有一些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全系统思考这个问题。空心化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要减少空心化,其实就是解决人的问题。人怎么留下来?这个是系统问题。”李某说,“农村人的发展,他们的未来,他们的后代怎么发展等等问题,其实很复杂。”

他追问道:“如何让农村产生吸引力?喊口号是不行的。所以,如何缓解农村‘空心化’问题,经济专家也许比我更懂,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重庆市前沿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勇2月19日称,目前中国的农村空心化问题,表面上看是“无解”的,但实际上可以通过一些点上问题的解决,来逐步推进面上问题得到缓解或解决

这六大解决途径分别是:一是进一步促成机关事业单位加大对口扶贫力度,并将县、乡机关干部及事业单位富余人员下沉到乡村去,挖掘“一村一品”,通过他们来带动乡村振兴。二是推动能人带动,让更多的能人当村支书,因为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也在外面开过眼界,还有资本,有能力,让他们来帮扶、带动农村致富。三是产业带动。四是靠发展特色旅游来带动乡村致富,特别是越偏僻、越荒凉的地方,总有一些可看的东西,游客来了,就会带动经济发展。五是搞一些乡镇整合,有些自然村和乡镇人丁稀少了,就要进行合并、整合,把人员集中起来,把土地集约利用起来,委托第三方进行综合诊断并做方案,整体规划,发展新农村。六是吸引主体在乡、在村的示范性养老,吸引离退休人员返乡养老,人来了,钱就跟着来了。

李勇说,他所在的机构近年来为川渝多个地方做过相应方案,且多次前往浙江多地调研,目前农村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问题,还在于农村用地的土地改革政策,还需要先行先试,要敢于试点,不然外来资本没法落地。譬如他目前正在做的成都青城山后山,半山腰的一个方案,计划推进农村集体用地入市,腾出200—300亩农村建设用地来盘活整个项目,但是,暂时卡在用地政策无法突破上。

李勇说,农村要吸引资本,农村建设用地必须要突破,如果没有土地证,权益就得不到保护,资本和人员就不会来,因为投资权益得不到保障。国土部此前已经有一个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规定,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来推这个事情”。

重庆市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学者称,据他此前对浙江省“千万工程”的实地调查、了解,其实质是通过创新体制,引入各界资本下乡,全面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鲁家村。

“公司+村+家庭农场”模式,吸引投资20亿元,一个浙江北部的贫困村,一举成为国家级标杆项目——在这一操作模式中,核心是浙江在用地政策上,推出了“农业标准用地”这一政策创新。

在“农业标准用地”这一政策框架下,以前严禁建房的耕地中的3%—7%的土地,可以合法建房、建厂。

2024年1月5日,重庆市召开“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重庆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现场推进会”,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在会上提出,要“深入实施‘四千行动’,打好乡村全面振兴主动仗”。

“千万工程”是习总书记在浙江时,推进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是浙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基层农村的成功实践。

“四千行动”,是指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行动、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千万农民增收致富促进行动、千个巴渝和美乡村示范创建行动。

截至记者发稿,群众最为期待的“农业标准用地”是否会在重庆迎来创新和突破,尚未有最新消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