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夏朝以来,就有“家天下”的说法。从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开始,帝王把国家政权据为己有,世代相袭。在王位世袭制之下,一个朝代所有的君主都来自于同一个家族。同时,君主的特权不只属于君主个人,也惠及他的家族。君主的宗亲们,许多可以受封为王爵,一方面享受荣华,一方面组成一个为皇帝治理天下服务的“辅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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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受封王爵的一般统称为藩王,实际称号有王、国王、郡王、亲王等。从晋代到明代,王爵的封号基本都来源于春秋时期的分封国名称,例如:“齐、楚、燕、韩、赵、魏、秦、晋、吴、越”等。但到了清朝,这些封号变成了“礼、睿、恭、庄、庆”等寓意吉祥的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暗示了什么呢?

一、封号的意义与满清的特殊性

清以前,王爵的封号基本都来源于春秋时期的分封国名称。历朝历代这样做,其实是有意模仿最早的分封建国制度。甚至,封号也会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相关国的地位的实力,而具有高低贵贱之分。比如,在大部分的历史中,“秦、晋、齐、楚”都是最尊贵的封号。接下来是“鲁、赵、魏、梁、燕、代、陈、韩、宋、吴、越”等,这些封号就比前面几个低一档次。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作为封号,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无形之中,是对“华夏正统”的一种宣誓。以旧时大国的名称为封号,也是一种荣誉和地位的象征。

区别于中原政权,满清在当时则是一位“客人”。所谓“入主中原”,满清政权和传统的中原政权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他们没有分封建国的历史,也不会对“齐、楚、燕、韩、赵、魏、秦”具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往更深的层面说,入关前的后金政权农业并不发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算不上一个封建制国家,处于半封建半奴隶制社会,甚至反而更像一个奴隶制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对人口的重视超过土地,对分封传统的重视自然就不足。

二、名称转变中的权力变化

明初的藩王与清朝的王爵是有很大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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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设立藩王时,朱元璋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设立藩王的目的是为了遏制功臣,拱卫王室。如宁王、燕王、晋王、代王、秦王受命执掌边防军队,享有一定程度的军权。此时的藩王尚能列爵治民,分藩锡土。他们的封号大多反映了他们的封地和地位,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权力,也给予了他们造反的空间。

不过,靖难之役以后,明成祖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限制藩王的权力,到明仁宗时期,藩王们基本就不具有任何实权了。但又因世袭爵位,最终难免导致坐吃山空的局面,给明朝的财政造成了很大压力。

三藩之乱之后,清朝彻底消除了藩镇制,也不再有分封到地方的王。同时,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除了不滥施封爵,并建立了一套爵位递减的降袭制度外,又规定诸王“不锡土”、“不临民”、“不加郡国”。诸王的府邸均建于京师(史载:“无故出京师六十里与百官同”)。在这样的制度,既方便控制诸王,又避免了在地方出现诸王鱼肉百姓的情况,还方便诸王辅政领兵,更忠诚地为君王服务。

总之,宗室“不锡土”、“不临民”,诸王不封到地方,传统的以地方强国为封号的方式就失去了意义。故而封号转向标榜宗室地位的尊崇,更偏向礼节性,兼顾满清传统,如庄亲王满语“按巴凌乌”,取大方、魁梧之意;礼亲王满语“多隆乌”,取有礼、端庄之意;睿亲王满语“莫尔根”,取智者之意。这实质上是宗室权力转变的体现,也是皇子分封制度更加科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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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各朝各代的小小变化,通常都是从前代的问题中吸取教训,从自身的情况出发,围绕切身利益,做出的意味深长的改变。仔细阅读历史,推敲其中的细节,体会它给我们的小小暗示,我们通常能从中认识到古人深刻的政治智慧,感受到历史规律的永久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