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学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群体活动,以哲宗元箱年间苏门文人集团的形成为
最高潮
。当时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皆游其门,以文相高,号四学士。
一文一诗出,人争传诵之,纸价为高”(《山谷全集》附)。在苏门四学士中,晁补之是最早受知于苏轼的。他曾经代替苏轼写了《为皇弟诸王贺冬至表》等十二篇文章。
在与苏轼接近的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晁补之(1053一1110),字无咎,晚年自号归来子,山东巨野人。晁氏是北宋的望族。晁迥、晁宗患父子,“以文章德业被遇真宗、仁宗,继掌内外制,赐第京师昭德坊,子孙蕃衍,……奕叶联名,文献相承,举天下无他晁”(周必大《平园续稿》卷三十五)。
但到了晁补之的时候,家境衰落,其父只作过上虞令、新城令一类的小官。
与其家世的衰微不同,晁氏的家传文学则绵绵不绝
,自晁迥以后,几乎人人有集。
同时,晁氏还是当时的藏书大家,“瑰富宏溢,所藏至二万卷”(喻汝砺《晁具茨先生诗集序》),而且“是正之功,世无与让”(晁公武暇郡斋读书志自序》),在这样优良的条件下,晁氏子孙皆以
文学显名
当世。
晁补之的父辈中,如晁端彦、晁端仁、晁端察等都与当时的文人墨客有交往。叔父晁端礼擅长词律,徽宗时作过大晨府协律郎,今有《闲斋琴趣外篇》传世。
晁补之的兄弟行中,说之以文章典丽被苏轼荐之于朝,咏之曾被苏轼赞为奇才,冲之则追随黄庭坚,诗属江西派。
补之
自幼就受到文学的熏陶
,“七岁始属文,日诵千言”(张来《晁无咎墓志铭》)。晁补之的父亲晁端友,字君成,历任上虞令、新城令、秘书省著作佐郎。
晁补之称其父“尤嗜为诗,悲欢得失一寓于此,其辞怨而不迫。……比疾病昭德坊,犹为诗不辍,以指书空,吟哦枕间,神色修然。”
苏轼
曾为他的诗集作序,称他的诗“清厚静深,如其为人,而每篇辄出新意奇语”《晁擒成诗集引》。
黄庭坚对他的两句诗“小雨倍惜人不寐,卧听赢马龄残当”《宿济州西门外旅社》为
爱赏不已
补之从出生到就读常州,主要受其父的影响。他合称“补之为儿,从先君学,先君多为补之言故里中前辈贤士长者”《鸡肋集》卷三十四。
他13岁时就读常州学官,
师从王安国
。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名重天下,很少称赞后进晚辈,但“一见公,大奇之”《墓志》。
熙宁四年(1071),补之随父官新城。十一月,苏轼通封杭州。晁补之对苏轼的文章为人倾慕已久,曾两度上书,表示“愿随吴人拜堂庑而望清光焉’,《上苏公书》,惜未获奉教。
直到熙宁六年,苏轼巡行属县富阳、新城,晁补之才见到了苏轼,并
献上《七述》
关于作《七述》的原因,补之在(序》中说道:“予尝获侍于苏公,苏公为予道杭之山川人物,雄秀秀丽,夸靡饶阜,名不能殚者,且称枚乘、曹植《七发》《七启》之文,以谓引物连类,能穷情状。退而深思,仿其事为《七述》,意者还公之言,而非作也。"苏轼对
此文大加欣赏
,并感慨道:“吾可以阁笔矣。"
补之拜于苏轼门下后，得到了苏轼的尽心指导,“与之优游讲析,不记寝食,必意尽而后止”,再加上补之自身孜孜以求.“虽疾风苦雨,晨起夜半有所请质,必待见先生而后去”(李昭纪《乐静集》卷八)。
在苏轼的指导下,补之获益匪浅
元丰二年(1079)，补之27岁,登进士第,试开封及礼部别院皆第一。考官认为他的文章为
近世未有”,进呈御览
神宗阅其文,曰;“是深于径术者,可革浮薄。”从此名重一时。中第后,调渣州司户参军。
元丰四年,召试学官,中选,除国子监教授。哲宗即位后,右承一李清臣荐堪馆职,召试学士院,与张来李昭纪等并为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
其时,苏轼迁翰林学士,黄庭坚除集贤校理,秦观亦应召人京,
遂在苏轼周围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学团体
苏门文人经常宴集酬唱,“一时文物之盛,自汉唐已来未有也”《可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七。
补之家素贫,父亲病逝时,“贫不能以时葬”,又遭遇水灾旱灾,加以食指甚繁,家计维艰。苏轼《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其三“晁子拙生事,举家闻食粥”,又《戏用晁补之韵》“知君忍饥空诵诗,口颊烂翻如布谷。”
师友间吹谑情事及其清寒家计可见一斑
元佑六年,晁补之以家贫亲老乞外任,遂以秘阁校理赴扬州任通判。次年三月,苏轼调任扬州。
补之以门弟子佐守,治事甚勤,并助苏轼铲除“吏缘为奸”的万花会,还上书请求诏免百姓积欠,
深得民心
闲暇时,师生间诗酒唱和,相得甚一欢。九月,苏轼以兵部尚书兼侍读人朝,荐补之为国史编修。绍圣元年(1094),由秘阁校理,出知齐州,领有治绩。
由于晁补之出自苏门,与元佑旧臣的关系紧密,因此终生的升沉起废,
往往与新旧党争相联系
。绍圣以后,迭遭贬逐。
先是坐修神宗实录,降应天府通判,徙毫州通判。又贬监处州酒税。赴处州途中,丁母忧,扶枢北归,卜居金乡。元符二年(1099)贬监信州酒税。次年徽宗即位,
应召还朝
靖国元年拜尚书礼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官。不久,蔡京等人掌权,倾轧异己,补之外放河中府,徙湖州、密州。
九月,定元佑党籍,建党人碑,苏轼兄弟及四学士皆名列其上。崇宁二年被免官。
从此在金乡闲居
,“废官休八年”(《近智斋记》)。寓居金乡期间,“读陶潜《归去来词》觉已不似而愿师之。买田故婚地,自谓归来子。
大观元年(1107)三月出党籍,四年起知达州,改泗州,到任后不久,以疾卒,终年58岁。
晁补之一生著述甚富。其集名《鸡肋集》,取“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惋惜,其鸡肋乎”之意。
现存七十卷,据序知补之生前曾整理过,后经族弟衷合编定。词集另刊,名《晁氏琴趣外篇》,
现存词168首
他还著有《
骫骫
说》二卷,是词史上由叙事转为评论的第一部论词专书,今已不传。现存《能改斋漫录》中的《评本朝乐府》,当是此书片断。
晁补之诗、词、文兼擅,尤以散文见长。《鸡肋集》七十卷,辞赋散文约占五十卷。张耒称他:“自少为文,即能追考左氏、《战国策》、太史公、班固、扬雄、刘向、宋玉、韩愈、柳宗元之作,促驾而力鞭之,务与之齐而后已”。
晁补之认为:“尊君庇民,举大而仕重,排难而解纷,用之如谷米药石,一日不可无;而言辞者,特以缘饰而行之耳。”(《海陵集序》)因此他讲究“有为而发”,
一集中仅章表、杂文和史评就有近700篇
《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古文波斓壮阔,与苏轼父子相驰骤。”晁补之擅长议论,但他的议论不像秦观那样锋芒毕露,而是“藏锋而内转,响坚而不格”(张耒《墓志》),
文字温润典缛,经学气氛较浓
比较受后人称道的是他的游记散文
。苏轼的文章以善用比喻著称,补之深受他影响,刻画景物时笔法铺张扬厉,多用排句、比喻和夸张。
《新城游北山记》是晁补之最负盛名的一篇游记,记叙了他熙宁年间游北山的经历。高步诚评为:“摹写极工,媲刻处直逼柳州。”全文语言朴素凝练,风格峭刻峻洁,因此为历代选家所重。
晁补之的骈文成就也很高
。他精通楚辞,曾模仿屈、宋作过《后招魂赋》。
《北诸亭赋》文势跌宕,刻画精工,被时人评为“最为美丽,有淮南小山之遗风”(《香祖笔记》卷十二)。
《江头秋风辞》在楚辞中融人长短句,别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即使是庙堂合阁一类的文章也
清新自然,纯以意气运笔,毫无矫揉造作之痕
晁补之的词风是苏门中最接近苏轼的。刘熙载称:“东坡词在当时鲜与同调”,仅“晁无咎坦易之怀,磊落之气,差堪骏靳”(《艺概》卷四)。
晁补之学苏的原因除了二人友谊深厚,对苏轼为人的赞美倾慕以外,还有晁补之的文学观点和个性的因素。
晁补之一贯倡导胸中独得,主张不蹈袭人语,使得他敢于尝试苏轼的新词风。另外,补之为人“豪迈英爽不群”心张耒《墓志》,性格气质与苏轼相似,也是他得以学苏的重要因素。
晁词的风格虽不及苏词的千姿百态,
但在豪爽高旷这一点上,却深得苏词精髓
他最负盛名的一首词是《摸鱼儿·东皋寓居》,全词大方磊落,笔势纵横挥洒,硬语盘空,潜气内转,与当时流行的密丽婉曲的词风截然.不同。
尤其是词中熔化事典的手法和阔大豪迈的气象酷肖苏轼
。因此王灼说:“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
尽管晁补之遭贬后过着闲居生活,但是
他缺乏苏轼那种忘怀得失,自我超脱的襟怀
,加上他一生都未摆脱贫穷的困扰,屡遭贬斥的遭遇更让他饱尝天际沦落的凄凉味道。
晁补之对楚辞深有研究,先贤们因忠见斥、孤愤怨憨的情怀亦常使他“心有戚戚”,因此他常常“心纤较而尽伤”,“独惆怅而延伫”,反映到词中,
苏轼于豪爽中显出旷达,而晁词则于豪爽中带有沉郁
。故冯煦说他“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
这类自伤迁播、沉咽多怨的词占其全部词作的四分之一。但是即使是抒发幽怨排恻、哀悼感慨之情,晁词也不同于婉约词家的缠绵委曲,而且自有一种掩抑不住的傲兀跌宕之气。
晁补之虽然不是北宋时期的一位大家,但是他能在正统词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从实践上全力追随和支持苏轼的革新,这是
难能可贵
的。
他在步武苏轼的同时,以自己的经历感受为基础,融合楚辞的深悲善怨,
形成个人的沉咽风格
从豪爽词的进展史看,苏轼超旷豪迈,辛弃疾沉着悲壮,因此晁氏这种艺术风格的出现无疑是
上承苏轼而下启辛弃疾
,促成了豪爽词在意境方面更为深厚的拓展,在一定程度上进展了词的表现范畴和艺术手段。
作为苏轼的骄傲弟子,晁补之自订交始,无论风云变幻,升迁滴斥,都与苏轼同升共沉,共同战争。
在文学创作上学习和继承了苏轼的创作经验,并能融会贯穿,自成一家,充分体现了苏门的宽容性和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