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90年夏末，我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了。虽然说是毕业了，但连毕业证也没拿到，也就更别说分配工作，只能自谋生路了。

回到老家湖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敢和父母说起这回事。其实后来才知道，父母早就清楚这个结果了，只是为了避免再给我带来什么刺激，也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而已。

在家里发了一阵子呆后，那颗原本就不太安稳的心又开始骚动起来。心想着，父母辛苦供我读完了大学，难不成就这样留在农村种地不成？

虽然没有能跳出农门，但好歹也读了四年大学，该学的知识一点不漏地学到肚子里了，天无绝人之路，肯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那时候，每天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每晚的收音机里都是关于南方开放的事。

对我来说，尽管已经到过祖国的首都北京，但南方“深圳”那个响亮的城市名，依旧显得那么遥远。

但年轻就是好，反而对遥远陌生的地方充满好奇，于是，我心里很快就做出打算，离开家，去广东闯一闯。

虽然决定了将要去奋斗的目标，但毕竟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也不再是无知鲁莽之辈，该做的准备还是要准备的。

其实也不能说有太多的准备，初出茅庐的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想到的无非就是两个方面：

一是有点钱，出门外在，没有钱就会饿肚子，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二是人，一个好汉三个帮，人多好办事，最好能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

但我们当地算是很偏僻的了，89年的时候，全村还没有一个出门打工的先例。倒是听说隔壁的一个比我们更偏远的乡里，很多村民都去了广东打工，也不需要什么本钱，只要有一身力气就能赚到钱。

于是，我很快就在村里物色人选，希望能找几个想发财的人一起去广东。

那段时间里，除了吃饭，我几乎都在村里逛，那年代农村的剩余劳力很多，也不乏一些稍微读了点书的后生仔。

我第一个找的就是阿桥，从小到大就是我的跟屁虫，只是后来我读书去了才疏远点。

得知我想去广东，他毫不犹豫地答应跟我走，还偷偷说自己这几年在矿上打工，偷偷藏了两百块私房钱，到时候就拿出来当本钱。

我和阿桥分头行动，没几天就网罗了8个愿意和我一起去的人，这里面年纪最大的是春叔，三十好几差不多四十岁了。我心里其实有点不但愿意带他，认为他已经算是“老弱残兵”。

但春叔是阿桥的舅，阿桥告诉我，他舅刚卖掉了三头肥猪，手里有将近一千块钱，我这才笑着欢迎他。

出发前一晚，大家都在我家里集合，我很坦白地和大家说，这一回去广东“寻钱”，也是靠运气的事情，我可不能打包票。但我可以把大家顺利带到目的地，不会半路上弄丢了，现在后悔的还来得及。

就在大家的哄笑中，父母把家里仅剩下的五百块钱给了我，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着7个乡亲踏上了来广东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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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从湖南来广东，唯一的方式就是到长沙坐火车，记得那时候的票价才12块钱，我们一行浩浩荡荡8个人，一下子就掏出了一百多块钱，大家都觉得有点肉痛。

因为都是第一次出门，带的钱都藏得很深，有的藏在裤裆里，有的藏在鞋底下，在车站掏钱就很不方便了。我干脆就自己掏钱买好了票，让大家到了之后再算账。

火车上那个挤啊，我们几个人挤在车厢的连接处硬是动弹不得。幸好大家都是干活的人，倒没有一个叫累的。春叔几个甚至还拿着扁担挑着行李，只有我背着一个小袋子，显得更轻松一些。

就这么站着挤着，后来又坐在地板上，倒是一帆风顺到了广州。

到了广州之后，我也更加警惕了，耳朵里听到的都是听不懂的粤语，来往的人也远比湖南要多。

幸好我在北京也见过世面，买了一张地图弄清楚了去深圳的路线，从火车站又转去了大沙头，才坐上去深圳的班车。

路上还出了个插曲，大巴开到东莞的时候就不走了，司机大喊大叫敢我们下车，但十五块的车费还只走了一半，我自然不肯罢休。

大家看着我不动他们也不动，和司机售票员对峙了一阵，对方看我们几个人都是劳力，手里还拿着“武器”（扁担），最后就每人退了五块钱。

春叔几个还在叫唤不愿意下车，因为天色已经要黑了，半路换车不知道又出什么幺蛾子。还是我见好就收，带着大家下了车，继续沿着公路往深圳方向走去。

那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地的概念，那就是深圳宝安的沙井镇。因为我在家里打听过，隔壁乡的那些老乡，很多都在沙井的码头上干活，到时候要是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好歹还能找到个说家乡话的人。

在公路上走了十几分钟，最后看到东莞汽车站的牌子，大概就是莞太路的一座立交桥附近。

可车站似乎还没有启用，门口却有很多车停着上下客，我们找了一辆挂着沙井牌子的车，问好价格才八块钱就上车了。

这一回倒是很顺利到了沙井车站，下车一看，到处是狭窄破旧的街道，路口一块牌子写着“蚝业一村”，我们这才确定已经到了沙井了。

可天已经黑了，大晚上的住哪里呢？

这时候别人都没了主见，我只好到处打量，找到一家开着门的士多店买了几袋便宜的饼干出来，让大家在门口坐着吃了。

老板倒是很热情，操着一口塑料普通话和我们闲聊，得知我们是内地来打工的人，老板很热情地指着前面的小河，说那里有很多外地人，都住在河边的棚子里，听口音和你们也差不多，你们可以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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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了喜出望外，三口两口就吃完了几袋饼干，拿起地上的行李就朝河边的工棚跑去。

果然，远远就听到工棚里传来熟悉的乡音，这下准没错了。我示意大家别吵吵，自己一个人进了工棚，大声和里面的人打招呼。

工棚里一片凌乱，几乎所有人都只穿了一条短裤，挤在一起打扑克，空气里充满汗臭味。

听到我的声音，有几个在旁边观阵的抬头看着我，嘴里还问你这陌生客人从哪里来。

我走过去给大家发了一圈烟，还是在家里买的几包没有滤嘴的常德烟，打扑克的人接过烟倒是显得很兴奋点上，嘴里还说好久没抽过家乡的香烟了。

从最里面一个单独的隔间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男人，看样子应该是工头，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看我戴着眼镜，外面还黑压压站着很多人，便问我们是哪里来的。

我老老实实说自己刚从老家来，一下车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刚才那个店主说这里好像有和我们说话相近的人就过来看看，要真是老乡，希望能让我们在坪里打个地铺顶个晚上。

工头听了我的介绍，倒也没有拒绝，只是说棚里实在挤不下那么多人了，地坪里放着那么多红砖，蚊子太厉害，只怕你们受不了啊。

得知工头让我们住一晚，我千恩万谢地说了很多好话，然后就出门和大家说，今晚就在这地坪里打地铺，大家随便找个地方睡吧。

大家就在一个开阔的地方收拾了一下地面的转头，几张席草一铺就开了个大通铺。

这时候我开始觉得，春叔自带被褥席草的决定是多么的英明，看来，笨人也有笨方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这句话真的不错。

我们忙了一阵，工头穿了件衣服又出来了，看到我们一大片人躺在地上，嘴里也叹着气说：

这么晚了，你们还没有吃饭吧，都是老乡，既然到了我这里，好歹也得给你们弄口吃的不饿肚子才行啊。

然后又指着旁边一个水龙头说，你们等一下一个接一个去洗个澡，我再帮你们拿点蚊香出来点上。

大概半个小时，工头真的端来一大盆米饭，菜也就是煎鸡蛋打汤，朝地上一放就请我们吃饭。

这时候没有谁会顾忌了，包括我在内，大家都像饿了半个月的狼一样吃了起来。

吃饱后又是陆续洗澡，工头给我们点了不知道多少盘蚊香，也陆续有穿短裤的人出来和我们聊天，弄到下半夜才安静下来。

我尽管也很累了，却一直无法入睡。我在想，自己带过来的这几个人，明天之后该怎么安排呢？

左思右想没有头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只听得有人在喊吃饭，睁开眼爬起来一看，太阳都老高了，晒在身上有点火辣辣的，看了一下手表才八点不到。

喊吃饭的是工头，确实是个很热情的老乡，还说你们这么远出来，好歹都是喝沂溪河水长大的人，路远千山你们也别怪我招待不好，米饭管够。

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吃过之后我就单独拉着工头问了一下沙井一带的情况，还问他码头上要不要人手。

工头也是个做苦力的人，只是已经出来两三年了，“收留”的也都是从家里盲流出来的老乡。对沙井倒是很熟悉，看着我说，你带着眼镜肯定读了不少书，不如去蠔业三村那一带看看，哪里的厂子比较多。

至于还要不要人手，工头倒是乐呵呵地说好，说自己这里也是小打小闹，只要有力气就能干，反正就是两门活，一是挑红砖，二是扛水泥。

我把春叔叫过来，问他是跟着我继续找事，还是愿意在工头这里干活。春叔迟疑了一下，便决定留下来干，顺带还把顾哥也留下。

春叔和顾哥在家里都是有名的大力士，听说在这里干一天能赚十几块钱，马上就兴高采烈去工头那里报道了。

这一下就去掉了两个“拖累”（后来才知道，春叔并不是拖累，反倒是很有远见地在帮我），我心里轻松了许多，把大家叫到一起商量说，春叔和顾哥已经留在这里了，我们六个马上去找厂。

因为春叔两个留下了的缘故，我们的行李就寄存在这里，五个人有说有笑轻轻松松地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