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病掉队成乞丐，回红军当班长后成中将，两个幸存战士成上将

1955年，新中国首次大授衔，有55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后增补两名，成57位上将）。在上将名单中，“旋风司令”韩先楚排名第11位，“四野第一猛将”刘震则位列31位。

授衔仪式结束后，韩先楚、刘震两位上将纷纷找到一位中将，敬了一个军礼，称呼：“老班长”。中将谦和地笑了，回答：“老班长只是一个中将，哪里领导得了两个上将？”

刘震听后连连摆手，说道：“什么这个将那个将的，我们以前是您的手下的战士，就得称呼老班长。这是历史，是不可抹杀的！”

这是一个奇特又亲切的称呼，不仅是我们，连将军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感到好奇。韩先楚身边的保健医生刘恺就问过不少人，说：“这是首长们之间的尊称，还是他们原来真在一个班？”

这位被韩先楚、刘震称呼为“老班长”的人，是开国中将陈先瑞。

1914年，陈先瑞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比韩先楚小一岁，比刘震大一岁。

1927年，震惊全国的黄麻起义爆发，年仅13岁的陈先瑞也加入其中，是农民赤卫队的一名小战士。两年之后，起义军在大别山深处建立根据地，陈先瑞毅然告别父母，投奔了红军，在红一军军部直属通讯连效力。

1930年，国民党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双方展开激战。第一师在师长徐向前的率领下，顺利攻占信阳县城，占领了信阳火车站。可就在这时，敌人的援军迅速靠近，离信阳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当时第一师正在城内休整，没有察觉，一旦被包围后果不堪设想。

负责殿后的红一军政治部主任曹大骏发现了敌情，决定派一名战士到信阳送信，通知第一师撤退。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交到了陈先瑞的手上。临行前，曹大骏再三叮嘱：“小鬼，外面下着雨，马上也天黑了，山路难行。你一定要及时赶到，否则你和一师都危险了！”

陈先瑞不辱使命，跋涉百余里，于当晚11点抵达信阳，顺利完成任务。徐向前看完信后，当众夸奖他：“小鬼，感谢你！你要是晚来几小时，我们一师恐怕保不住了！”

战役结束后，陈先瑞得到徐向前的赏识，当上了手枪班的班长。红四方面军成立后，陈先瑞跟随总部行动，仍然是手枪班班长。

1932年10月，陈先瑞随总部一起转移，向豫陕边进发。转移途中，因为长途跋涉和秋冬冷热交替，陈先瑞病倒了，发起了高烧。无奈之下，部队只好将他留给总部医院照顾，可医院的人都不认识他，开拔时没有及时叫醒，把他留了下来。

陈先瑞昏睡了一天一夜，直到老乡赶到，才被救了下来。他一心想回到部队，告别老乡，一路行乞终于找到鄂东北游击队。游击队总司令郑位三非常欣赏他，把他分配到特务四大队，被指定为班长。

陈先瑞带领的这个班有9名战士，是特务四大队的战斗班，堪称精锐。不过在后来的战争中，除了陈先瑞，只有两名战士活到了建国后，成了上将。

开国上将刘震是湖北孝感人，因为游击队在鄂东北活动，他熟悉当地情况，被分配到战斗班。韩先楚则是半路被“收容”到战斗班的，多年之后，刘震还因此事调侃过他。

那是在1984年的老战友聚会，韩先楚刚坐下，就兴致勃勃讲述起参加红25军的经历。刘震故意逗他，说：“老韩，你忘了？我们当时路过树林，你躲在哪里喊‘同志哥同志哥，我掉队了，拉我一把哟！’”

就这样，陈先瑞成为韩先楚、刘震的班长，走进了同一个战斗集体，一起并肩作战。1933年10月，三人执行护送任务，有过一段扣人心弦的经历。

当时红25军遭遇重大挫折，湖北省委委员成仿吾准备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因为要穿越“白区”，路途艰险，护送成仿吾的任务落在了陈先瑞的战斗班身上。

陈先瑞有勇有谋，立即作出部署。他给成仿吾精心打扮了一番，戴上礼帽，穿上大褂，换上新鞋，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坐轿子到武汉，再乘火车去上海。韩先楚和刘震一个扮书童，一个扮家丁，护卫在轿子左右。陈先瑞则和另外几名战士轮流抬轿，向武汉进发。

这一路上，陈先瑞一行屡屡遭到关卡国军士兵和军警的盘查。陈先瑞交代韩先楚、刘震，每每到这个时候就大喊：“让开，让开！我们先生的轿子来了！”敌人一听，以为轿子里坐着一位大人物，随便撩开帘子应付一下，就让他们过去了。

临上车时，陈先瑞还交给成仿吾几包麻糖，掩人耳目，顺利完成了护送任务。

革命年代，陈先瑞在陕南战场“四进四出”，取得傲人战绩，被毛主席誉为“陕南王”。

陈先瑞第一次进入陕南是在1934年12月。当时，他在红25军政委吴焕先的指示下，带领六七十名战士抵达陕南，开辟根据地。不到一年时间，陈先瑞就拉起一支上千人的部队，合编为红74师，陈先瑞任师长。

从1935年12月起，红74师连续作战，打败了几个保安团，又向华山附近进军，试图吸引国军注意力，为中央红军在陕甘宁的活动赢得时间。

红74师长途奔袭作战，西安、宝鸡之敌乱了方寸，连忙派兵增援。得知华山附近活跃着一个红军师，蒋介石大发雷霆，悬赏一万大洋，企图活捉陈先瑞，奉上人头的奖5000大洋。然而陈先瑞率领部队神出鬼没，在敌主力到来前就掉头折返，胜利返回宁佛地区。

当时中央红军刚刚抵达陕北，不熟悉74师这支部队。直到74师在华山闹出动静，毛主席才了解事情原委，感慨说：“在没有接到中央命令的情况下，74师主动暴露位置，吸引敌人主力，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时间。”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为了阻止国民党“讨伐军”进入西安，陈先瑞又率部进军潼关、灵宝，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作战，有力促进了西安谈判的成功。

抗战全面打响后，红74师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第四团，继续在陕南作战，保卫延安的南大门。此后十多年间，陈先瑞又三出陕南，三进陕南，到1949年，他已经是一野19军副军长了。

上世纪60年代，陈先瑞调任北京军区副政委。1969年军区政委空缺时，毛主席第一时间想到了他，问：“那个大闹华山的师长在哪？”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亲自任命下，陈先瑞出任北京军区政委。

1955年授衔时，陈先瑞是副兵团级干部，根据资历、战功、职务被授予中将军衔。当年的那个战斗班，只有两名战士幸存，一个是韩先楚一个是刘震，后来都在东北战场打出赫赫威名，授上将军衔。

当时的韩先楚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震是空军副司令员，职位都比陈先瑞高。可在授衔当天，二人领过军衔后，结伴找到陈先瑞，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称呼：老班长。

三位从一个班里走出来的将军，直到建国后感情依然深厚。陈先瑞称他们为“老韩”“老刘”，刘震则直呼韩先楚大名，韩先楚也不客套，喊刘震的绰号“歪嘴子。”

值得一提的是，韩先楚在兰州军区当司令时，陈先瑞因为身体原因退居二线，在军区当顾问。尽管职务上有区别，但韩先楚敬重“老班长”，军区的大小事宜都会请教陈先瑞。

晚年的陈先瑞将大半精力用来编写红25军军史，韩先楚、刘震也提供了宝贵意见。遗憾的是，这两位上将先一步离开人世，令陈先瑞十分悲痛。

韩先楚逝世后，有人曾建议陈先瑞，可以着重写一写将军班的故事。陈先瑞不同意，回答说：“将军班有什么可吹的？我们一个班只活下来三个人，那些牺牲的战士，别说名字，连外号都没有留下......”

1996年，陈先瑞也离开人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