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定都临安，是典型的精神上懈怠、斗争上苟且、战略上失败。
灭南唐时，宋太祖霸气侧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靖康之后，初创时的雄心壮志，早已荡然无存。
澶渊之时，宋真宗尚且御驾黄河、直面辽军。靖康之后，宋朝只有逃跑的官家而无亲征的君王。
庆历之时，宋仁宗可允和亲、可诺增币，但不让关南十县。靖康之后，不要说十县关南就是千里中原也能说弃就弃。
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最直接标志性的事件，同时也是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放弃汴京、定都临安。
“后视”之明我们既哀之又痛之，但处在当时当地的宋高宗未必哀之也未必痛之，反而庆幸自己的英明决定。
正是因为及时逃往江南、逃到临安，赵构才在第四次宋金战争中幸免于难。否则，他大概率会在扬州当了俘虏。
正是因为提前布局江南、逃亡海上，赵构才在第五次宋金战争中幸免于难。否则，他大概率会在江南当了俘虏。
而这还不算完。
公元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海陵王完颜亮四路攻宋，金军东路主力顿兵长江。而南宋的临安朝廷泰然自若，甚至还能派出战船杀到山东击溃女真水军。
所以，赵构终其一生都会庆幸自己的这个英明决定：汴京不安全、扬州不安全，甚至建康也不安全，只有临安最安全。
但赵构没长“后眼”。
自己这个新朝廷到底在哪里定都，不可能是这些“庆幸”所能决定的。那么，放弃汴京、定都临安，到底是怎么发生发展的？
首先，宋高宗赵构在靖康之变后就没有回过汴京，而且他也没法回汴京。
所以，定都汴京根本不可能。
老将宗泽连续上书二十余次力劝赵构返回汴京，但赵构始终不为所动，死活也不愿意重返故都。
根本原因不是赵构不敢回，而是没法回。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四月初一，金军离开汴京。
四月初四，赵构派出的先头部队就抵达汴京外围。之后，赵构的勤王大军陆续开到汴京。
到这个时候，宋军就算收复汴京。
四月十八，赵构的文书帅令传到开封府。而开封府也立即行动，将康王文书贴满大街小巷。
四月二十四，孟太后，也是唯一没被金军掳走的在京皇室宗亲，派人到南京请赵构回京。
四月二十五，见赵构不为所动，孟太后又派遣车驾、法令到南京迎接赵构；四月二十六，早已退位的伪楚皇帝张邦昌率汴京文武大臣前往南京、表示效忠。
然后呢？
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登基为帝。
这之后，赵构仍旧没有回到汴京。
那赵构不回汴京的原因是什么？
一是解不开的心结。
汴京城内的文武百官和满城百姓，他们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竟把两位皇帝和整个皇室送给了女真人。
所以，靖康之变后的汴京，满城都是叛徒，是对皇帝的背叛，更是对至高无上的儒家意识形态的背叛。
四月十八日，赵构的文书送抵开封府。但四月十七的时候，汴京竟给范琼升了官，让这家伙担任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兼四壁都巡检使，相当于卫戍区总司令。范琼是金人策动靖康之变时表现最积极的北宋官员。这时候，给他升官是啥意思？
意思就是：你赵构必须发布赦令，才能得到汴京的拥护。否则，我们汴京就独立了。
二是大家都不干净。
既然满城都是叛徒，那赵构为什么没有兴师问罪？
汴京不干净，赵构也不干净。
钦宗皇帝让他到河北募集兵马勤王救驾。兵马倒是募集了不少，但勤王呢？
勤王仅是摆摆样子。
赵构的军队始终跟女真的军队若即若离，真正的战斗少之又少。即便徽钦二帝被俘北上，赵构的军队仍旧一直跟随，却一直跟不上。
所以，如果汴京军民寄望于赵构的勤王军队，然后跟金军死战到底，那他们肯定会被赵构出卖。
汴京将是一座死城。
既然大家都不干净，那就谁也别说谁。
所以，四月十八日的赵构文书，将所有的罪责推给了女真人的狡猾：金人表面和谈而实际却在下套，竟然套走了整个北宋皇室和汴京财富。
于是，汴京人民有了台阶：我们本可以誓死抵抗，但金人太狡猾，所以没有抵抗。
同样，康王赵构也有了台阶：我本意是要勤王的，但又怕阻挠和谈大局，所以行动不够果决。
这些个“台阶”道理，虚得不能再虚，但只要大家愿意相信，也就硬得不能再硬。
都不干净的的处理办法，就是都不要脸，而且是想着法的、创造性的不要脸。
但是，再怎么不要脸也解不开赵构的心结。
这座能把他们的皇帝送去当俘虏的城市，这座曾把自己的父兄姊妹送去当俘虏的城市，自己还能回去吗？
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
其次，定都江南是两宋政治逻辑的必然结果，只有临安最合适。
南宋定都临安的时间是绍兴八年，即公元1138年。
但在建炎三年，即公元1129年，南宋就升杭州为临安府。而赵构也在这一年闰八月便从建康跑到杭州，并以州治为行在所。
而1129年，也就是建炎三年闰八月，正是第四次和第五次宋金战争的转档期。第四次马上结束、第五次马上开打。
所以，定都临安，与其说谋划良久而逐渐完成，不如说事急从权而临时起意。
事急从权的原因就是女真人的战法太诡异。
虽说擒贼先擒王，但把擒王作为战略目标的，可以说前所未有，甚至后世罕见。
刘邦白登被围，那是刘邦主动跳进了匈奴人的埋伏圈。人家只想来个诱敌深入，谁知诱到了一个皇帝。同理，后世的土木堡之变也是如此。鞑靼人就想来个包围歼灭战，哪成想把明英宗给包围了。
所以，斩首行动，多是战术层面。即便“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那也是两军阵战或两军大战。而千里奔袭、闪击首都，然后捉人家皇帝的战法，也就女真人敢这么想、敢这么干。
关键是屡试不爽且游刃有余。女真人捉皇帝捉得特别专业。
金辽战争捉天祚帝，靖康之战捉宋徽宗、宋钦宗，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宋金战争捉赵构，全都是在捉皇帝。
因此，之所以定都临安，就是因为事急从权。
女真人都已经搜山检海了，那赵构也只能跋山涉海。最后跑到了杭州，那就定都在临安。
但事急从权，仅是一种表面上看似很通情理的解释。表面之下还有一个更硬的解释，那就是两宋的政治逻辑。
一是两宋定都与秦汉隋唐定都非常不同。
秦汉隋唐是封建社会的尾巴和豪族社会的主流。所以，帝国朝廷实际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外部的草原，一个是内部的豪族。内部矛盾从来都是主要矛盾。于是，内部的豪族就是最需提防的对象。
而定都长安就是在防备豪族。豪族是不可信的，皇帝必须以关中形胜对抗豪族的叫板。而定都洛阳则是在依赖豪族。豪族是有力量的，皇帝必须主动接近豪族才能得到支持。所以，定都长安的朝廷，很强势；定都洛阳的朝廷，很弱势。
于是，秦汉隋唐，要么定都长安、要么定都洛阳。
但是，安史之乱加五代十国，终结了豪族社会。宋朝是个平民社会。面对一个没有豪族的社会，那定都在哪里就成了一个成本优先的问题。
成本优先就是：在政治允许的前提下，哪里富庶就定都哪里。
所以，北宋定都汴京。
这里是隋唐大运河的关键枢纽。物资都在这里集中、商品都在这里集散。首都定在这里，能够轻松解决养官、养兵、养皇帝的任务。
这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重合。
然后，顺着这个逻辑，我们也就能找到南宋定都的最佳地点。
二是南宋只能把首都定在江南地区。
· 方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常熟，天下足。
· 在北宋的时候，也就是“方朝廷在故都时”，已经是“苏湖熟、天下足”的局面。简单说就是南方的经济权重已经彻底超越北方。
而之所以继续定都汴京，一方面因为国防，西北有西夏、东北有大辽，首都就不能偏安；二是因为政治，远离中原故土还怎么中国，所以饿死也得扛住。关键是开封不错，是大宋的第一城市，根本到不了饿死的地步。
但是，当汴京不可能成为首都，黄河和淮河都成了前线呢？
那就只能定都江南。
因为江南最富庶。
既然是江南，那为什么不是六朝古都建康？
第五次宋金战争，建康直接跪地向金兀术投降了。这时候，你再怎么强调建康“王气龙盘”也没用，建康“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阻”。
而最主要的还是杭州的经济权重比建康更高。成本优先的考虑，临安就要比健康更好。因为无论是商税、酒税、粮食以及人口，当时的杭州都要碾压建康。
此外，宋灭南唐，围攻建康一年之久，彻底打烂了这个六朝古都。所以，建康人民太有理由出卖南宋皇帝、归顺大金。而曾为吴越国都的杭州是直接投降了北宋。所以，对于赵构来说，杭州人民总比建康人民更可信任。
因此，对赵构来说，临安也就成了最为合适的选择：安全、富庶以及可能更加忠诚。
既然是平民社会，既然是成本优先，既然是哪里富庶定都哪里，那怎么解释元明清定都北京？
平民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原与草原的矛盾。
所以，首都首选在枢纽地区。
这样才能最高效率、最为及时地响应四方。草原鞑靼闹事、东北建奴闹事，在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现代通信的古代，定都南京还怎么响应？
因此，元明清就是修条大运河也要把首都定死在北京。否则，就无法兼顾中原、草原以及东北这些各具特色的政治板块。
但是，从未染指幽云十六州的两宋王朝，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草原到底是个什么生态，更不会也无心去处理草原问题。
两宋的一贯逻辑就是用钱解决一切问题。
对内招安、对外岁币，总比自己直面问题更容易。
而定都哪里，实际又可以转换为钱的问题。成本优先说白了就是一个钱的问题。自己直面女真铁骑、解决北方问题，这太困难、也太费钱。而偏安一隅则安全第一，岁币赎买则成本最低。
赵构是要求和的。既然是求和，那为什么要定都淮河以北的开封、又为什么要定都长江边上的建康，直接定都临安才是“中兴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