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民工》开拍前,导演管虎带着各位主演与40多个民工,在吉林松原的工棚里同吃同住了两个月。

体验生活的结果是,筹备一年多的剧本被推翻了。

“假,完全像是在扯淡!”说起推翻原有剧本的原因,管虎说:“在我们的心中,对于民工的认识其实都是浅薄的,表面化的,当我们真正和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才发现他们的生活竟然和我们的想象差距是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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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民工兄弟的朝夕相处,管虎改变了自己之前的固有印象:“通常我们都会觉得民工很脏,可实际上他们非常爱干净,每天都洗澡,我们都认为民工没文化,可是他们也上网,每个人都有手机,和我们一样躺在床上发短信。”

管虎觉得之前写好的剧本,过于强调戏剧冲突,强调环环相扣,而且创作思路是想要做一个民工偶像,但如此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民工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然后,主创们重新构思了五个主要人物,寻找母亲的杨志刚、陪伴妹妹的王家才、不放心妻子的陆长有、怀揣梦想的薛六以及儿子患病的包工头谢老大。

再结合那时频繁出现的农民工讨薪等社会关注的事件,这些人物都丰满起来,让整个故事都变得更加接近现实。

《生存之民工》除了要表现对民工的关注和同情,扭转当时某些社会舆论对民工的歧视,同时也要客观地展现出存在这个群体之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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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民工的犯罪、民工的小格局、民工的性压抑,而这些问题,都需要用平视的角度去观察和阐述。

这部剧想要做的,并不只是想让观众木然地被输入,而是跟着民工走,跟着他到住所,跟着他回家,让观众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中去。

同样是管虎的作品,《外乡人》也是一部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民生题材电视剧。

管虎在《外乡人》的导演阐述中这样写到:“如果你有机会,停下来看看你周围的人,猜测一下他们的身份,毫无疑问,他们大都来自异乡。而我们自己呢?父辈们也一定和你谈起过他的家乡,那么,我们也应该算是外乡人了。”

剧中的人物来自四面八方,地域遍及东北、山东、河南、陕西、上海、四川、江苏、浙江、湖南、内蒙等等。

他们当中有为挣钱养家靠拣垃圾为生善良东北女人大徐;有为给妻子治病来上海的河南小包工头谢长发;有一心想谋得一个上海户口却屡屡碰壁的江苏籍裁缝陆文昌;

有为了女儿受到更好教育从湖南小城市来上海的孤傲父亲王冬至;有为爱情为理想来上海拼搏的山东小伙蛐蛐;

有为寻找母亲从内蒙奔赴上海的帅气小伙轮子;有为供弟弟读书给母亲治病来上海打工的四川姑娘叶子;也有如李宝根这样,打着自己小算盘,同时又透着善良和热情的上海本地人。

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背负着各自不同的压力和梦想,汇聚到上海南浔街13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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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异乡经历着十年社会变迁,历经坎坷,屡遭磨难,为了实现自我、实现梦想,倔强而坚强地打拼着,生活着。

在《外乡人》这部剧中,为了还原生活,打造真实自然的拍摄效果,整部电视剧全部肩扛跟拍,不用摇臂,不用轨道。

管虎给演员们提出最基本要求是“别装”,专业演员需要舍弃以往积累起来的表演经验,本色出演,发自内心的演出。

《生存之民工》和《外乡人》,成为当我们讨论现实主义题材影视剧时,不能绕过的两部作品。

每当提及现实主义,总有引起共鸣、共情的声音出现,然而并不是所有观众都是民工,都是外乡人。

现实主义的首要要求和最根本的意义,在于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

对于影视剧来说,为观众呈现另外一种真实的生活,似乎比刻意地追求共鸣更为难得。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筹拍之时,曾有过著名的选角风波。

有人愿意出资赞助电影拍摄,前提是要让大名鼎鼎的加里·格兰特来担任主演。

导演德西卡实在无法想象优雅的英国绅士如何演得失业的劳工,遂放弃投资机会,换了制片人后找来真正的工人马乔拉尼饰演安东尼奥。

而这位马乔拉尼,在影片拍摄之后,真的失业了。

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常在剧情片和纪录片的两种类型之间无意识地徘徊。

2005年,《生存之民工》播出,大部分观众对该剧都评价极高,但也有一些观众认为,该剧存在两个缺点:

一是结尾过于仓促,故事结局没表现清楚;

二是整部戏都在表现民工善良、朴实的一面,但“对民工素质低下和对社会的破坏性表现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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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点,该剧最初版本的结局的确没有表现清楚,并没有说明民工在工作一年后是否拿到了工钱。

对此,管虎称该剧最关键的是表现民工的生命力,表现他们在生存、在工作这个“过程”,而不是拿没拿到工钱这个“结果”。

管虎自然也有苦衷,如果把结果表现清楚,他将会面临很多问题,包括审查问题,包括怎么去解释“三角债”问题等。

这跟《偷自行车的人》结尾异曲同工,父子二人经历风波之后,牵手走进了人群。

没人知道他们是否还能找到丢失的自行车,或者还有什么办法再买一辆自行车。

针对观众“对民工素质低下、破坏性表现不够”的观点,管虎说:“我拍的不是纪录片,表现的真实也是相对的,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如果增加表现素质低下、破坏性的一面,那该剧的文化品位就会打折。”

现实主义不全是脏乱丑恶差,克制悲悯的同时,尽量去发掘真善美,会更加讨人喜欢。

贾樟柯的作品中,有被手铐锁在电线杆的小武,有苦苦寻找幺妹儿的韩三明,也有雪中独舞的赵涛。

在这方面,现实主义先驱者黄建新的爱徒杨亚洲,更为甚者。

他们都肩负着不定额的历史使命感,用强烈的社会关注度、准确的定位和非凡的勇气,给某一个时代赋予烙印。

2013年4月,《生存之民工》时隔八年终于上星,在各大卫视播出,并改名《春天里》,《春天里》的灵感应该是来源于当年走红的旭日阳刚组合。

在这个经过再次剪辑的版本中,结尾处出现了大结局的字幕。

管虎的做法,既是一种妥协,同时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次客观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