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我来到了自己的40岁，不惑之年。
在阿信的40岁，他写出了INFJ国歌《顽固》：“走过的叫足迹，走不到叫憧憬。”据可靠消息，在《顽固》未最终定稿时，五月天内部把它称作“倔强2.0”，可和《倔强》“我就是我自己的神”的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相比，《顽固》里是一个挨了暴揍后鼻青脸肿的中年人，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而有限，一边哭泣着一边大口吃饭，和自己颠簸不破的梦想一起活下去。
另一位INFJ，安溥，她40岁时正在忙着《9522》。用40岁的心境唱《最好的时光》，面对曾走过的路，她的回答更为简单有力：“亲爱的你想念自己吗？”在年过四十之后，依然能有勇气去谈论梦想和爱，在回望似水年华时依然能够直视自己的伤痛和遗憾，《最好的时光》不愧年度歌曲奖。
ESFP的陈奕迅不会有阿信和安溥这么多的内耗。40岁的时候，他正踏上“Eason's Life”的全球演唱会旅途，唱着这一年发的新专辑中的主打歌《任我行》：“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顽童大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雨伞外独行。”
相比已经遁入老庄无我之境的尘大师，我的另一位爱豆林生祥，他的40岁则战意正浓。前一年的生祥刚发完《大地书房》，觉得自己的声音弱爆了，他要重新组乐队！生祥乐队从此宣告成立。生祥也造出了自己的电月琴，向1965年给自己吉他通电的“民谣叛徒”鲍勃·迪伦遥相致敬。
诶，说起迪伦，40岁的那一年，应该是他这辈子混得最差的时候。发的唱片《Shot Of Love》几乎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大耻辱，拿着玫瑰花的宣传照更是有辱教父之名。且除了专辑巡演双扑街之外，还陷入子女监护权的纠纷当中，迪伦从此进入自己事业的冬眠期。
这样看来，一个人到了40岁，大概率是要进入破败的风景。
但是呢，过去的几年，我最大的体会，却是： 知道自己的有限，才更明白自己可以去跨越的界线。
因为年轻，所以有无限可能——这是media一直在灌输给年轻世代的广告词。可实际上，我们发现了：人生的可能性其实是极小的。不是羽绒服穿不起，而是军大衣更有性价比——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宽慰自己，把选择权的拮据稀释在玩梗里。但你比谁都了解，越来越小的公园，越来越深的幻灭。承认吧，是真的穿不起。
那就转身向山海走去。人生到了后来，所谓的“任我行”，并非是CBD的甲级写字楼里刷脸随便进，你还羡慕那些人模狗样、西装骨骨的满街赶路人呐。夕爷谈《任我行》，他说，都活到这个份上，还在讲什么自由飞翔，一眼假嘛。所谓任我行，这三个字的意思是： 其实我又能行到哪里呢去？ 于是，夕爷用血淋淋的方式写出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但凡有理想的人，必然不是自由的；因为有理想就会有索求，有索求就会有条件、代价、限制。《任我行》想要探讨的就是“自由的代价”，即使是给你无限制的百分百自由，但你还是会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放弃其中的部分或者大部分自由。就像Eason唱的：你明明可以在酒店里舒舒服服泡温泉，为什么要选择在外头淋雨？难道真的是因为不打伞更有性价比？
“任我行”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道门面前寻求答案，就像卡夫卡在《在法的门前》所描述的那样。
就像阿信始终想要带领千万人往柳暗花明山穷水尽去，结果换来假唱天团之名，留下了大摆锤的名场面和十拍E6的余音袅袅；就像安溥把自己燃尽，奋力喊出“你要不要我”，可最终还是收获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就像尘大师，他脑子里就想着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可我们都知道，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唱不了，真的不可。
最终，我们回到了佩索阿的那一句警世恒言：
“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人之间的裂缝。”
两年前，在剑烧的推荐下，我开始读佩索阿。你如果有留意的话，你也许发现我越发肆无忌惮地、丧心病狂地全方位抄袭、化用佩索阿。剑烧说：“佩索阿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他就是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救世主。”我赞同。正如前面这一句，佩索阿举重若轻地，不仅道出了我们所有生而为人的困境，更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所谓的不惑之年，并非对世界的不惑，而是对自己的不惑：所有的怀才不遇，不过是因为我的欲望与我付诸的实践，在他人脑海中投射出来的影子的距离。
那么，该怎么办？也很简单，那就 让裂缝存在，让宇宙扩张。 佩索阿不是兰波，他并没有陷入“我是他人”的极端异支里，不会有“如果木头发现自己是小提琴，那对木头来说可就糟透啦”之类的困扰。毕竟生活就是这样一个让你还不了手的敌人，这注定是一场不公平的角力，个体要用极度有限的生命去对抗无限的宇宙，开什么玩笑嘛。
深知这一点的佩索阿，他的《我开始明白我自己》原诗如下：
我开始明白我自己。我不存在。
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裂缝。
或半个裂缝，因为还有生活。
这就是我。没有了。
关灯，闭户，把走廊里的拖鞋声隔绝。
让我一个人待在屋里，和我自已巨大的平静待在一起。
这是一个冒牌的宇宙。
假唱天王陈信宏，婚姻鲁蛇焦安溥，词神连坐陈奕迅，一贫如洗林生祥，时代弃子鲍勃·迪伦，他们最后的选择，都是关灯，闭户，和自己巨大的平静待在一起，完成自己冒牌的宇宙。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遭遇了现实生活给予我前所未有的混乱能量，我被迫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倒性力量抗衡，真正意义上的“不自量力地还手”。除了那些在耳机里赋予我勇气的歌，读了二十多年的卡夫卡和读了两年的佩索阿，《白鲸记》依然是我的圣经，以及2023年新读的《史记》，我在《李将军列传》里同样找到了那种裂缝。我所认为的“我”，无论是我心目中的“冼村福克纳”还是“猎德秋元康”，还是简中网路的路人老师们口中的“盲评大师”、“尾行跟踪狂”、“绝顶大傻波”，仅仅都是裂缝而已。
在裂缝的对岸，也总是会有人想念你的名字。比如达达乐队，2023年他们巡演至广州，吉他手吴涛老师在台上talking的时候忽然cue我，说“今天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来，比如著名的乐评人邹小樱老师……” 害得我差点被现场观众毒打。在裂缝的另一端，在一个专辑企划会上，大家聊至半晌，和我第一次见面的火星电台黄少，忽然冒出一句，“小樱，你以前是写乐评的呐”——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用企划的身份跟大家聊天了。至于我自诩的严肃写作，我得知自己竟收获了一些挑剔的读者，其中还有北大的历史学博士！这会激励我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也是我所信奉的“为50个人歌唱，比为2万人歌唱更难”（鲍勃·迪伦）价值主张。
这一次，真的不是正版用不起，确实是冒牌的宇宙更有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