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文
一
中国历史叙事传统是务求其大，追求宏大叙事，甚至散文都要标榜“大历史”散文。故我们看很多历史书写，往往取其“大”，并且惟恐其不大。这里所谓“大”，又并非仅仅指规模宏大，关乎国家兴亡、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还有那些横空出世，指点江山的大人物，以及作者之抱负之大、野心之大，动辄要构建理论体系，发现历史发展规律，让历史告诉未来，为未来指引方向。
王熙凤说：“大有大的难处。”诚哉斯言！而难就难在，脚下立足未稳，未来扑朔迷离，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又何其不自量哉！进入新世纪以来，本土历史书写中雄心勃勃、志存高远的宏大叙事似乎不多见了，很多写作者都在尝试新的讲述历史故事的方式，认知历史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今年读到的书中，有一部赵柏田兄的《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可以称作“新历史书写”的代表作。张嘉璈不是一个显赫的人物，知道他的人不多，他的哥哥张君劢名气要比他大很多。我对他的了解，最初只知道他曾做主把妹妹张幼仪嫁给了中学尚未毕业的徐志摩。他这一生基本上是在银行业摸爬滚打，事事离不开金融与银行。作者选择张嘉璈的银行生涯为叙事角度，使我们了解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另一面，有可能纠正以往宏大历史叙事给予我们的误导，补充新的历史知识，使叙事更接近历史真相。比如洪宪皇帝何以短命，固然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种因素有关，但很少有人提到银行对停兑的抵制所产生的效应，给了袁世凯致命的一击，而这本书对此则有生动、细致的描述。
《银魂：张嘉璈和他的时代》
赵柏田｜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2年9月
又如北伐军打到上海，传统流行的说法是江浙资本家与蒋介石如何沆瀣一气，断送了北伐革命。实际情况可能复杂百倍，蒋介石曾以革命的名义绑架银行家，武汉政府则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了银行资产。夹在宁、汉两种势力之间的银行家们，日子并不好过。他们忍受着由衷同情、支持北伐，却又反感国民政府强行野蛮掠夺的内心矛盾的折磨，尽全力为北伐军筹集军费。书中对传主矛盾心理的剖析和表达，给我很强烈的触动。他们无法用对待袁世凯的办法对待蒋介石，除了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恐怕还有国人心理上对革命的盲从。而张嘉璈的个人命运，就和这种历史大势纠缠在一起，山河破碎，身世浮沉，都在作者的叙事之中，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另有一部《古巴唐人》，看书名，并不引人瞩目。打开印制精美的书册，看到一帧帧弥漫着灰蒙蒙历史光影的照片，恍惚间我才意识到，这是一部关于海外华人离散漂泊之路的真实记录。书中讲了许多生活在古巴的唐人和他们后裔的故事，唐人近二百年来颠沛流离、浪迹海外的苦难史，就散落于每个人的故事中，非常感人。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这些海外移民经过两代、三代，甚至更久的混血之后，面目已非唐人的模样，却仍然坚持着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希望有一天能回到故土拜山（祭祖），认祖归宗。书中讲到何秋兰女士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她是两代混血，是个土生土长从未离开过古巴的“鬼婆”，面相已非华人模样，更像个白人了，但她喜欢了一辈子的粤剧，到晚年还在唱，而且她坚持讲养父的家乡话，即广东台山粤语。她已是个八、九十岁的老人，仍惦念着回到养父的家乡，替他祭祖。当作者问她养父家乡何处时，她更不加思索地道出：开平石塘里。
《古巴唐人》
刘博智｜口述、摄影，黄丽平｜编撰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10月
书中很多照片也表现了古巴唐人对自己固有身份的在意，比如有人在照相时特意拿着自己祖先的照片，更让人感慨万千。该书的摄影、口述记录者均为刘博智先生，编撰者为深圳市越众历史影像馆馆长黄丽平。刘博智先生是一位旅居美国的摄影家，他自2009年至2019年，十年间五次赴古巴寻访“唐人”遗迹，致力于研究十九世纪以来在古巴生活拼搏的华工，其间历尽艰辛，拍摄了大量照片，访问了许多唐人和他们的后代，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终于完成了这样一部巨著。在此期间，他还邀请“白人花旦”何秋兰和混血儿黄美玉到香港、广州、佛山演出粤剧，陪同何秋兰到她养父家乡开平寻根祭祖，帮她完成了多年来的心愿。
我不知道如何从理论上界定他们的历史书写，或如何为他们的历史书写命名。前不久看到一个讲“文献学派”的节目，其中特别讲到这个学派对基础文献的采集、归纳、分类和整理，而并不追求提供所谓的历史结论。这样看来，刘博智的调查虽然并非如文献学派的学者那样专业、系统和自觉，但其努力方向是尽其可能记录、收集、整理古巴唐人原生态的生活材料，并为后人研究古巴移民生活提供了可靠的历史原貌。也可以这样说，刘博智和赵柏田的写作顺应了当下历史书写的新的潮流，即从宏大叙事和目的论转向个人史和日常生活现象的书写，并通过个人史和日常生活现象透视和重新审视被宏大叙事边缘化或扭曲了的重大历史事件。
还可以周轶群先生所著《吴宓的精神世界》为例，这是一部试图照亮吴宓精神世界的著作。吴宓这个人，尽管有“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的美称，但其中国现代著名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身份，以及他与“学衡派”、老师白璧德的关系，都使得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居于被冷落、被排斥的处境。而近年来，随着对新文化运动研究范式的反思，吴宓正在成为被瞩目和重构的对象。周轶群的这部书或许能为这种重新审视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视角。周著的整体性，首先是表明构建吴宓精神世界的，不止一个白璧德，还有穆尔和阿诺德。他们三位的思想和学术，有相同之处，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都想救世，都想抵挡住物质化、机械化和市侩化的大潮，为人类保留一个精神家园，但途径和方法不同。阿诺德是诗人、文学家，他希望文学可以成为宗教的替代品，从而探索一条能让宗教复归的路；白璧德则寄希望于哲学，以为哲学可以作为重建标准和信仰的基础；至于穆尔则坚信宗教是解决现代问题的必由之路。吴宓对三位老师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有所侧重。阿诺德且不论，对于另外两位，吴宓曾表示：“惟然，故宓之受穆尔先生之影响，恐尚过所受于白璧德师者。”周著即以吴宓的这一自我定位为出发点，围绕文学、道德和宗教三大主题，为他提供一幅新的精神画像，展现这三大主题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塑造了他的学术生涯和文化事业。
《吴宓的精神世界》
周轶群｜著
商务印书馆
2023年6月
二
很多时候，人们会觉得，如果一部历史著作没有提供某种观点或结论，总会令人感到遗憾和有所欠缺，其实不然。近日读了刘宗坤的《追求幸福：“小人物”在美国法律秩序中争取平等权利的历程》，这本书借助百余年来若干有标志性的司法案例，探求美国底层民众是如何通过司法程序，一步步争取个人幸福和平等权利的，从而形象生动地展现了美国建国理念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宪法的意义和内涵是如何在司法实践中不断被强调和展开的，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进步的美国。
作者很善于讲故事，在他的笔下，枯燥乏味的法律文书和法院判决书，变成了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故事。但他的叙事又非煽情的，而是历史的、理性的，是对故事所蕴含的政治、法律、社会及文化风俗等诸多内容的思考和揭示。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在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中，往往需要求助于行政当局、各级法院和国会等政府权力机构，很多官司都是从县法院、州法院、联邦法院，直到联邦最高法院，一级一级诉讼，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正是这种持之以恒、永不言弃地抗争和各级法官不断完善的司法解释，为《宪法》注入了生命，使《宪法》成为活的法律，而不是一件文物。作者的讲述启发我们思考许多问题，如果我们联系自身生活中的感受，能从中领悟到许多不仅仅是对美国的新的认识。
英国记者、作家理查德·劳埃德·帕里所著《吞噬黑暗的人》，也是一部值得特别关注作品。此书记述一个名叫露西的英国女孩儿在日本的失踪案。露西曾是英国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因厌倦了这种飞来飞去的生活，在一个朋友的鼓动下，二人双双来到日本，寻找新的生活。她们在东京六本木一家叫“卡萨布兰卡”的酒吧做女招待。两个多月后，露西神秘失踪了，故事便由此开始。作者很有抱负，他显然不满足于记录一起失踪案的侦破过程，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与此相关的社会、家庭、国族和人的内心世界。我们最先看到的是生活在遥远的英国本土的露西的家庭：她的已经离异的父母、姊妹，以及其他亲属，她的成长经历，她的家庭背景，乃至她的中小学的同学和老师，举凡和她有关的人和事，他们在听说露西失踪后的不同反应，都被作者记录下来。
接下来，作者把目光转向日本，露西工作、生活过两个多月的六本木。这里相当于当代日本都市生活的缩影，几乎每一家酒吧、歌厅、咖啡馆等娱乐消费场所都在作者笔下粉墨登场，包括它们的经营者、消费者和提供服务的招待员，自然还有他们的经营内容，合法的、非法的、公开的、私密的、地上的、地下的，等等。露西在这里的工作也得到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她接触的每一个客人都未能漏网。然后是日本警察和媒体，也包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媒体，他们的工作方式和具体表现，都被揭露无遗，充分曝光。有意思的是露西父亲与媒体和警察的周旋，蕴含着许多意味深长的信息。第一个嫌疑人出现在全书的200页以后，这个叫知原城二的人，来自一个“在日朝鲜族人”的家庭，作者探讨了这个家庭与日本的关系史，包括他的祖父和父亲是如何通过打拼在日本扎根并致富的，特别写到知原和几个兄弟的性格、心理及生活习惯。至此，露西失踪案的结果已不重要，作者借助露西失踪案写了一部日本、英国的社会史、文化史，以及若干相关人物的心理成长史，当然还有更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应当承认，历史书写从宏大叙事和目的论转身，寻求对个体和日常生活的历史真相的开掘和发现，是历史观念的一次拓展和开放。马勇先生在今年出版的《明夷：新史学的重建与开新》一书中亦表示，百余年来，历史风云变幻，沧海桑田，而历史观的重建与开新至今仍在进程之中。大固然有大的难处，小也有小的不易。而且，大与小本是相对的概念，小题目未必不能做成大文章。小中见大，小亦离不开大，或许正是未来历史书写的一条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