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说塞翁失马：在我海空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要仅仅靠木帆船横跨台湾海峡解放台湾,恐怕是会吃比攻打金门失利更大的苦头的。
1949年10月29日，中央军委下发了一份毛主席亲自起草批转全军的《军委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
据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三同志十月二十八日致第十兵团叶陈及福建省委电称,十月“廿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急躁轻敌,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1949年11月1日，第十兵团在厦门老虎山举行了兵团党委扩大会议，第一个发言的是萧锋。他说:
“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错误，指挥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也违背了粟裕首长批示的三个条件。”
“我作为直接指挥官，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下一个极大的罪，我请求十团党委、三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
叶飞第二个发言，他说：
“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是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萧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两个营，萧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予严厉处分。”
叶飞为这次金门失利一再向华东军区和党中央请求处分。
负责指挥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粟裕副司令员，尽管未指挥金门之战，事前还作过如遇敌增援、船只不足、老区的船工不到都不能打的指示，战后却主动向中央承担金门失利的责任。粟裕说：
“金门失利，不能归罪叶飞，更怨不上萧锋，主要责任在三野前委，特别是我这个主管作战的人……我由于背上了上海、南京、杭州这些大城市的包袱，怕这些地方出了乱子影响坏，所以没有挤出时间到那里去检查一下战前准备情况，因此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金门失利，原因多多。
11月19日，二十八军党委经沉痛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应该从悲痛事实中，吸取如下教训：
(一)只要有敌人存在，在具体的战役与战斗上轻视敌人的急躁思想是极其危险的。
(二)如果违背了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就必然打败仗。金门战斗的失利，就是违了“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一原则。
(三)打胜必须靠军事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
(四)执行上级的命令，必须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以对党、对人民、对部下十分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正确地分析当前情况，积极地向上级提出处置的意见。
(五)在最危险的情况下，共产党员特别是主要的负责同志，应该挺身而出，与部下共生死去挽救危局，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二十八军以上的教训是在金门失利后20来天作出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比较深刻地触及了导致金门失利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但由于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且是从参战部队自身角度来检讨的，因此，这些教训不可能反映问题的全部。
几十年后，叶飞说：“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不能仅从微观上看，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50年代初,在我海、空军正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要仅仅靠木帆船横跨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现在看来,恐怕是会吃比攻打金门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接受攻金失的经验教训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这里。”
金门失利，也是塞翁失马，也是亡羊补牢，规避了更惨重的损失，因为叶飞的这番话，道出了金门失利偶然中包含了必然因素。攻打金门虽然失利，但攻岛部队不怕牺牲、拼死作战的精神是永存的。
几十年后粟裕说：“二十八军是支好部队，在金门战斗中英勇善战，宁死不屈，面对几十倍的敌人打得极其顽强，他们歼灭的敌人，连台湾的报纸也承认有2.6万多名，真是打出了军威，我若再带兵作战，一定点名要二十八军，并委以重任。”
开国领袖和名将们的评论，为金门之战盖棺论定，为解放台湾绘就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