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要理论刊物，“两报一刊”中的“一刊”指的就是《红旗》杂志。《红旗》杂志正式创刊于1958年，属于半月刊，陈伯达、姚文元等人都曾担任《红旗》杂志的总编辑。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也曾担任过《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他的名字叫熊复，是一名优秀的宣传工作者与思想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熊复曾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以及新华社社长等职务。那么，熊复的身上都有什么故事呢？
熊复出生于1915年，四川邻水坛同镇陡水坡村人，早年时期，熊复主要在家乡求学，1936年，他考入四川大学，也是这一年，熊复开始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熊复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熊复被分配到宣传部门，此后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熊复以手中的如椽大笔为武器，为革命的胜利做了很多辅助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熊复继续从事宣传工作，陆续担任了中宣部副秘书长、秘书长以及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副部长等职务。1966年，熊复出任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不过，一段时间后，熊复就受到冲击，身心受到迫害，并被暂停了工作，直到1975年才重新复出。
粉碎“四人帮”后，熊复受到重用，1978年，他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总编辑。也是这一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值得一提的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阶段，熊复执行了华主席的指示，即《红旗》杂志不许介入这场讨论，也因为这个原因，1978年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熊复受到了批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不仅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而且也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过，这次会议结束后，少数坚持“左倾”错误的人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我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称为“理论务虚会”。
作为《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熊复自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期间，熊复也主动检讨，就真理标准大讨论期间的错误自我批评。1月22日，熊复在第一组会议上发言，他说：“我是一个思想没有解放的人，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上，犯了思想路线不端正的错误。我非常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使自己受到教育，把自己从思想僵化的精神状态里解放出来，以便做好党的理论宣传工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熊复是执行别人的指示，没有介入这场讨论，他高风亮节，主动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没有讲出具体的情况。而且，不管是1978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还是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熊复都有自我批评，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抓住这一点不放，持续攻击熊复，甚至说熊复是搞“理论阴谋”。
听到这些不同的声音后，熊复一方面请求中央对自己进行审查，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辞职的想法。中宣部专门派出一位副部长，到熊复的家里看望了熊复，并希望熊复放下心来，好好工作。同时，也对所谓的“理论阴谋”进行了调查，查明这完全是对熊复的诬陷。
在这之后，熊复继续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于1987年退休。退休之后，熊复主要生活在北京，于1995年因病去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