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要理论刊物,“两报一刊”中的“一刊”指的就是《红旗》杂志。《红旗》杂志正式创刊于1958年,属于半月刊,陈伯达、姚文元等人都曾担任《红旗》杂志的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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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也曾担任过《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他的名字叫熊复,是一名优秀的宣传工作者与思想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熊复曾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以及新华社社长等职务。那么,熊复的身上都有什么故事呢?

熊复出生于1915年,四川邻水坛同镇陡水坡村人,早年时期,熊复主要在家乡求学,1936年,他考入四川大学,也是这一年,熊复开始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熊复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熊复被分配到宣传部门,此后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熊复以手中的如椽大笔为武器,为革命的胜利做了很多辅助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熊复继续从事宣传工作,陆续担任了中宣部副秘书长、秘书长以及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副部长等职务。1966年,熊复出任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不过,一段时间后,熊复就受到冲击,身心受到迫害,并被暂停了工作,直到1975年才重新复出。

粉碎“四人帮”后,熊复受到重用,1978年,他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总编辑。也是这一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值得一提的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阶段,熊复执行了华主席的指示,即《红旗》杂志不许介入这场讨论,也因为这个原因,1978年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熊复受到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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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不仅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而且也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过,这次会议结束后,少数坚持“左倾”错误的人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我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简称为“理论务虚会”。

作为《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熊复自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期间,熊复也主动检讨,就真理标准大讨论期间的错误自我批评。1月22日,熊复在第一组会议上发言,他说:“我是一个思想没有解放的人,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上,犯了思想路线不端正的错误。我非常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使自己受到教育,把自己从思想僵化的精神状态里解放出来,以便做好党的理论宣传工作。”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熊复是执行别人的指示,没有介入这场讨论,他高风亮节,主动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没有讲出具体的情况。而且,不管是1978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还是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熊复都有自我批评,然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抓住这一点不放,持续攻击熊复,甚至说熊复是搞“理论阴谋”。

听到这些不同的声音后,熊复一方面请求中央对自己进行审查,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辞职的想法。中宣部专门派出一位副部长,到熊复的家里看望了熊复,并希望熊复放下心来,好好工作。同时,也对所谓的“理论阴谋”进行了调查,查明这完全是对熊复的诬陷。

在这之后,熊复继续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于1987年退休。退休之后,熊复主要生活在北京,于1995年因病去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