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大雅·皇矣》——
大家好，我是姬为毅。
上回说到，周人先公不窋在遭遇夏后氏之衰后，颠沛流离，辗转到了戎狄之间。
然而，戎狄之地虽然远离中原战火，但周人身为农神后稷的子民，自然不愿寄人篱下。于是，当不窋之孙公刘成为周族新首领后，毅然决定率众南迁，最终在一个叫“豳”的地方站稳脚跟，让族人重新过上居有定所、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
那么，公刘是如何选中豳地，并在那里开启周部族二次创业之旅的呢？
01公刘如何看中豳地？
在周人史诗《大雅·公刘》中，记载着公刘迁豳的传说故事。
诗的开篇提到公刘决定南迁的原因，在于他感到戎狄之地“匪居匪康”。
“匪”同“非”，在《诗集传》中，朱熹将“匪居匪康”解释为公刘“不敢宁居”。也就是说，公刘为了重修“后稷之业”，不敢安于现状，故而决定寻找新的聚居地。
但兹事体大，周部族的搬迁大计绝非公刘头脑发热，而是一场经过周密筹划的特别军事行动——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诗经》中说，公刘兵分两路，先让部分族人留守故地，在仓廪中给他们留存足够的粮食，有备无患；而公刘则亲自率领另一部分族人，带上干粮，奔赴远方。这就是《周本纪》所说的“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
迺埸迺疆，迺积迺仓；迺裹餱粮，于橐于囊。（《史记·周本纪》）
或许是怕行路艰险，或许是担心争夺土地时会引发流血冲突。公刘出发时，同行的族人们都带上弓矢、干戈，可见这次寻找新地盘的行动，还是带有极高风险系数的。而《毛传》中认为公刘迁徙途中，顺道平定了西戎，成为这次武装移民的成果之一。
“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大雅·公刘》）
“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毛传》）
很快，公刘找到了一片物产丰饶的土地，诗中说这里草木丰满茂盛，是个适宜耕种的好地方。
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大雅·公刘》）
不过，公刘对新都邑的要求很高，除了土地要适宜耕作之外，还需要具备军事功能。因此依山傍水、视野开阔也成为选址工作的重要考量。最终，公刘选中一处南面向阳的台地，拟在其上建立城邑。
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大雅·公刘》）
《诗经》中详细还原了公刘勘测土地的经过，比如在高冈上用测量日影的方法确定方位，既观察其阴面，又观察其阳面，还考察流动的泉水，以作水源；此外，还丈量了低湿之地和平原之地，这样才能在上面开垦田亩，生产粮食。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大雅·公刘》）
总而言之，豳地就是这么一处面积宽广、可以兼顾农业和军事的风水宝地。
在完成一系列堪舆工作之后，公刘要在这里大兴土木了。
周部族是典型的农耕、定居文明，自然也擅长建设工作。《大雅·公刘》中说，周人营建了许多叫“馆”的房舍，除了就地取材，还横渡渭水，取来石材和金属，为建筑奠定基础。族人沿河而居，垦荒播种，很快就民康物阜，人丁兴旺起来。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大雅·公刘》）
此前第10集中提到，陕西咸阳境内的碾子坡遗址是目前最接近豳邑原貌的先周遗存，在这个16万平方米的遗址中，发现大量先周的居址和墓葬。其中有十多座土窑式和半竖穴式的房基址，它们的建筑形制，既属于《大雅·公刘》中说的“于豳斯馆”，又与《大雅·緜》中描述的先周“陶复陶穴”式的居住环境相吻合。
那么，有了根据地之后，公刘是如何治理豳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邦国的呢？
02周人如何建立邦国？
由于周族人擅长农耕，所以公刘治理下的新兴城邑，很快就有了富足的物质储备。
孟子对公刘评价很高，他在回答齐宣王“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时，举的就是公刘的例子。但孟老夫子所谓的“公刘好货”，并不是说他贪爱钱财，而是公刘善于管理财货，积蓄粮食，藏富于民，因此孟子也借公刘的例子劝谏齐宣王，“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除了积累物质财富，公刘在精神、文化的塑造上也很下功夫。
有史学家认为，公刘在豳地建立了尊敬族长和宾客的礼节，用以分别贵贱、长幼，成为周礼中重要的乡饮酒礼、飨礼的原型，也就是《礼记·礼运》中说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而《诗经》里，也还原了公刘在名为“依”的集会之地宴请族人的场景，礼节可谓十分繁盛。而礼法是统治的基础，通过族众的宴会，就可以用礼和乐来潜移默化，起到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大雅·公刘》）
另外，由于公刘是第一个被尊称为“公”的周人领袖，所以杨宽先生在《西周史》中认为，“周族创建国家，当在公刘时代。”
既然周部族有了国家雏形，自然就少不了“祀”与“戎”这两件国之大事。
在祭祀方面，碾子坡遗址出土过一个重约10.75公斤的乳纹鼎，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重器之一。与此同时，遗址中也发现不少与商代卜骨形制相似的先周卜骨，由此可见，受到殷商祭祀文化的影响，此时周人的豳邑，也已经出现了丰富的祭祀活动。
而在戎事方面，公刘也有一项名垂后世的重要举措，那就是开创了“京师”制度。
《诗经》中提到“京师之野”，就是指的这种在都城周边驻军的防御体系。
所谓“京”，就是建造在高地之上的半地穴建筑。《说文解字》中认为，“京，人所为绝高丘也”。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京”是建筑物建于台地的形状，有着高地上半地穴式的建筑结构，下端像一种中间有立柱的地穴，而上端像地穴上出入有土阶、并有屋顶覆盖的形状。可见，“京”是豳邑的制高点，有着很强的军事防御功能。
而京师的“师”，最早并没有教师的含义，而是指在京城驻防的军事编制。在周朝的军制中，军队都以“师”为单位，西都镐京和东都洛邑常年由“宗周六师”、“成周八师”镇守，而军事统帅大多称“师某”，军事方面的总负责人称为“太师”。那么所谓“京师”，自然是首都的卫戍部队。
“师”在金文中作“dui”,即“阜”字的上半部分，原意是土堆，有屯聚的意思。
《大雅·公刘》中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的记述，丁山先生认为，这里的“单”字是“㫎”字的简写，与甲骨文中“族”字旌旗加箭矢的字形相似，也就是“族旗”。而所谓“三单”，类似于商人左右中的三军制度，可能是周部族所包含的三个胞族，是氏族军事化的组织形态。
由此可见，公刘麾下的“其军三单”亦农亦兵，承担拱卫豳邑的职责，可谓周朝王师制度的雏形。
自豳邑之后，周人后来的都城丰京、镐京也都以“京”为名，以取代商朝将国都称为“大邑商”的传统。后世历代王朝也都将国都称为“京师”，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先周时代。而公刘麾下“其军三单”的氏族军事化的组织形态，又被看作是周朝王师制度的雏形。
就这样，公刘治下的豳邑，成为了既富饶又安全的新城邑。
很快，周部族不仅迎回了他们留守戎狄之地的同胞，周边的族群也纷纷慕名来投，《周本纪》说，“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
只不过，花无百日红，周族在繁衍生息几代人后，再次来到了族运存亡的十字路口。
03公亶父如何再创业？
如果说，公刘营建豳邑是周部族重振“后稷之业”的二次创业的话，那么公亶父迁徙周原，应当算是周代先公的第三次创业。
在周朝的祭法当中，除了禘祭帝喾、郊祭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报祭”仪式，与“禘、郊、祖、宗”合称五大“国之典祀”。而周人报祭的对象是两位先公，一位是高圉，另一位，就是被追谥为“太王”的公亶父。
《国语·鲁语上》中，鲁国大夫展禽说“高圉、太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
而报祭在商朝时就已经存在，商王报祭的对象，正是第一位受日名祭祀的先公上甲微。
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高圉、太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
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
根据《史记·周本纪》的世系记载，公亶父和公刘之间，隔了九代先公。而《史记·匈奴列传》中则说，从公刘到公亶父的时代，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的时间。
“（公刘）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
由于周部族受到戎狄的不断骚扰，豳邑的生存条件极度恶化。在存人失地还是存地失人的两难抉择中，公亶父毅然决然选择放弃土地，率领族人再次踏上南迁之路。这一次，周族人迁徙的终点选在了岐山脚下，是为周原。而公亶父先是与盘踞此地的姜姓族群联姻，建立稳固的周羌联盟，又借助岐山这个天然屏障，总算能够抵御北面戎狄部落的袭扰。关于周人的搬迁之旅，第10集已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和祖先公刘一样，在营建周原城邑之时，公亶父同样展现出基建能手的天赋。
《诗经·大雅·緜》中自第三章开始，就详细描写了周族重兴土木的经过：
公亶父先是用龟甲占卜，结果显示：此处“曰止曰跱”，适宜在周原之上“筑室”。
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跱，筑室于兹。（《诗经·大雅·緜》）
于是族人们放心安顿下来，在周原左右划定田界、修筑田沟和陇亩，自西而东，人人都开始劳作。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诗经·大雅·緜》）
垦荒之后，周族人填饱了肚子，便有余力建设国都。
于是公亶父任命了专职的官员来督造各项工程，比如任命司徒来管理土地、征发力役；任命司空管理工程的大小事务。在古文中，司徒常常作“司土”，司空本意也是“司工”，他们在《周本纪》中被称为“有司”，成为后来周王朝周官制度的发端。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诗经·大雅·緜》）
随后，《大雅·緜》中不吝篇幅，详细描写了周人在修建宗庙、宫门、大社、行道的经过。而其中以“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为代表的丈量和版筑技术，更是体现了周族工匠们的严谨作风和精湛技艺。
在公亶父的带领下，周部族逐渐摒弃了残存的戎狄习俗，修建了和原先穴居时代大为不同的“城郭室屋”，《周本纪》说百姓载歌载舞，歌颂公亶父的德行；而《大雅·皇矣》的颂词更加夸张，说上帝在对比商王和周人治下的土地后，“乃眷西顾”，将胜利的天平向西土倾斜。
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史记·周本纪》）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大雅·皇矣》）
那么，考古视角下的周原遗址，能否反应出公亶父治理下的岐周盛况吗？
04周原遗址有何发现？
在先周时期的众多遗存中，周原遗址所在的位置，想必是最没悬念的那一个。
早在西汉宣帝时期，周原就开始发现西周的青铜器，到了清代道光年间，这里又出土了大盂鼎、大丰簋、毛公鼎等国之重器，建国之后周原附近的庄白村、董家村又有大量青铜器被发掘出来，因此周原也得了“青铜器之乡”的美名。
尽管，这些青铜器大多为西周时期的器物，但在先周到西周灭亡之前，周原作为周人重要的发祥地，自始至终都是周王室祭祀天地、祖宗的重要圣地，这些出土青铜器的规制，足以体现当时祭祀活动之盛大。
到了1976年，考古学界对周原遗址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在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发现了先周及西周的宫室、宗庙遗址。值得一提的是，在凤雏建筑遗址的窖穴内，还出土了17万片卜甲和卜骨，被称为“周原甲骨”。其中，200多片卜甲上刻有甲骨文卜辞，成为研究晚商殷周关系的重要素材。
而其中，岐山凤雏村的甲组建筑基址，可谓是对《大雅·緜》中公亶父营建周原的完美注释。
整个宫殿遗址，光是房基部分，就占地1469平方米，以门道前堂和过廊构成中轴线，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和厢房，左右对称，整齐有序。堂前有大院，由三列台阶登堂，堂后有过廊通后室，过廊两侧为东西两小院。台基由夯土筑实，隔墙则是分层夯实，全部建筑都有良好的排水设施。建筑学家傅熹年先生认为，凤雏村甲组建筑构成四合院的基本特点，堪称后世中国建筑最为正统的经典布局。
而结合文献及金文资料，凤雏村建筑的各个部分都可以同古史记载的屏、门、塾、庭、室、寝、闱、厢、阙、庑等建筑名称相对应。因此著名考古学家王恩田先生下断言，凤雏村的建筑，“颇堪证实《诗经》‘緜’所描述（古）公亶父统治岐下的景象。”除此之外，凤雏村的建筑基址中夯土墙和垛泥墙的遗迹，与《大雅·緜》中所谓“削屡冯冯”的记述如出一辙。而遗址中还用陶管作下水道，用土坯砖砌墙、用烧石灰作灰面、以及建筑史上最早出现的陶瓦，都足以证明这个先周宫殿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和建筑水平。
除了建筑之外，先周族人还在周原拓展了各种各样的特色产业。
周人精湛的农作技艺，以及对时令、礼法的准确掌握，在《诗经》的《豳风·七月》中有着详尽的记述。如果说商代的农耕技术普遍不高，只是将新石器时代“刀耕火种”的游耕方式略微改进，远算不上“精耕细作”的水平的话。那么此时远在关内的农夫，就已经能按照气候、物候的变化来安排生产，不仅种植的种类多，产量大，还开发出各种各样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桑蚕、纺织、畜牧、酿酒等一系列根据经济附加值产业的繁荣。甚至在在岐山凤雏村的宗庙遗址中，还发现了原始瓷器、着色丝绸、漆器、琉璃、金箔等先进手工业的少量遗存，足以证明从先周时期到西周初年，周原上的先民就是当时天下先进生产力的代言人了。
在此基础上，先周史的黄金时代，正式拉开了序幕。
周族人在公亶父的带领下，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可以考虑经略关中。
正所谓“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诗经·閟宫》）
始终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周人，已经悄然开始筹谋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了……
我是姬为毅，《大周八百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