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杜伯伯相识在一九七二年。

我在部队干校，从元月一日到二月十一日被连续斗了四十天，生不如死。就在这期间，居然有一个少年时一起长大的朋友K君来连里看我。五年前也是K君曾到劳动队看过我，五年未见，再见面我还是“反革命”，太难堪了。他心肠太好，太善良，探望一个“反革命”，那时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他告诉我，我母亲由于思念我，眼睛要哭瞎了，我心如刀绞。

二月十一日开了最后一次批斗大会，此后开始了监管劳动，月底竟得到女朋友到了北京的信息，望能见个面。思母会友请假是不可能的，我决定潜逃，送三个同学回京去火车站的时候，借帮助扛行李的机会摆脱了监管的人。当列车刚刚启动时，我猛地蹿出跳上了火车，三个同学在车厢里见我走来，都目瞪口呆。一个同学瞪大了眼说，我不是做梦吧。另一同学说，你刚被批斗完，也敢逃跑？你不要命了！我说不要了。

K君和女友陪我去见了已经三年未曾见面的母亲，抄家后她已被赶到七平方米的简易房中。家中狭小，女友只能借住K君的三姨家，我去拜见了三姨。三姨住和平里，这栋宿舍楼住的全都是一九六三年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三姨嫁了一位国民党将军，此人已于“文革”初期过世，隔壁一个单元住的就是杜伯伯——杜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