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
——《国语·周语上》——
大家好，我是姬为毅。
上集说道，周始祖弃擅长稼穑之道，生前被尧、舜重用为“农师”、“后稷”，死后又被奉祀于社稷坛中，成为“稷神”，享受周朝及后世历代王朝统治者的祭祀。但在后稷死后，他的后代却家道中落，只得背井离乡，另寻出路。这其中，发生了怎样的坎坷故事呢？
01后稷之业为何中衰？
关于先周族运中衰的原因，被记载在《国语·周语》中，周穆王的卿士祭公谋父是如此说的：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
从这句话的文本中，我们大体可以提取出几个重要信息：
其一，后稷之业中衰，与夏朝衰败息息相关；
其二，被迫丢弃后稷事业的，是一位叫不窋的先公，后来被周人追认为先王；
其三，不窋流亡的方向，是一个戎狄聚居的地方，或许这次出逃十分仓促、狼狈，所以原文用了个很生动的“窜”字。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这次“不窋失官”事件的前因后果。
首先要解决的，是《史记》中记载的周族先公世系悬案，历朝历代为此争论不休。
在《史记·周本纪》的世系中，后稷自帝尧时为官，死后传子不窋，其后经过十三世，传位于文王。如此算来，武王伐纣之前，周族总共只有十五代先公。《国语·周语下》也有“自后稷之始……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以及“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的说法，《史记·周本纪》基本参考了《国语》的记载，可以整理出周人的世系顺序，如图所示：
于是问题随之而来，从帝尧时代到周文王所在的商朝末年，期间有多少年头呢？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夏代经历十四世、十七王，商代经历十七世、三十一王，夏、商政权跨度超越十个世纪。如果《周本纪》记载属实，也就是说在一千年里，周族每位先公平均要在位65年以上，才能做到只传十五世的奇迹，这显然是有悖常理的。
可即便在《史记》中，太史公关于先周世系，也有逻辑不能自洽的地方。
比如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司马迁写到，“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具豳”。这里的公刘是不窋的孙子，也就是说，周人从先祖后稷到公刘，期间隔了“十余世”，而不是像《周本纪》中说的那样，公刘是后稷的曾孙，期间只隔了三代人。
同一本《史记》中，司马迁对周人世系的记载竟然有如此大的出入，到底哪里出了差错？
02此后稷非彼后稷吗？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上古典籍要想流传后世，只能靠古人徒手誊抄，因此，抄错、抄漏之事常有，古籍版本也常常需要不断勘校。就拿《国语》来说，关于后稷事迹的记载就有两个主流版本，较早的北宋“公序本”中记载的是，“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而稍晚几年的“天聖明道本”据说得了《国语》真本，同一句话中多了一个“王”字，即“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可别小看这一字之差，得出的结论却是大相径庭。
按照后者的说法，祭公谋父此话的意思，是周朝的先王在虞夏之时，世代担任后稷。
换句话说，这里的“后稷”不再特指周始祖弃一人，而是在夏朝时，周人首领世代担任农官，都被称作“后稷”。而这种情况在上古并非罕见，其他诸如“共工”“四岳”“祝融”这些称呼也有同样用法，其得名来自某个有特长或杰出贡献的部落首领，其后代便可以继承这个名号，世袭从事某项专业事务，因此史书上的火神“祝融”也好，水神“共工”也罢，往往不止一个人。有学者认为这是后世宗法制父死子继的雏形（祝中熹《公刘与先周史》），是父权继承制度的早期形态。
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史记》中关于先周世系记载的矛盾，也就有了以下合理解释：
不窋的确是后稷之子，只不过此后稷非彼后稷。不窋的父亲不是帝尧、帝舜时期的周始祖弃，而是夏王朝的最后一任后稷。由于夏朝中衰，商朝崛起，不窋因此失去“后稷”之官，自窜戎狄之间，从此天下再无后稷之职。直到周朝定鼎天下，才追认始祖弃、也就是第一任“后稷”为稷神，以郊祭奉祀这位远祖。至于担任过后稷的其他祖先，或许因为年久失考，被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再也无人提及。
从这个角度说，不窋算是历代“后稷”之后，第一个有名字的周人先公，自他以后，周族首领的世系和名讳也基本得到完整记录。因此我们大胆猜测，不窋是周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可谓白手起家、二次创业的开拓者。
另外，按照《国语》的说法，不窋是“自窜”于戎狄之间，故而学界多有猜测，不窋走得匆忙，这次奔逃或许并没有带上族人，而是孤身前往戎狄之地。祭公谋父接着说，不窋即便身处异乡，也“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继续修身养性，总结后稷之道。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当不窋之孙公刘接过周族的权柄时，他再度发扬祖传天赋，播种五谷，安居乐业，其结果就像《周本纪》所说的那样，“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
也就是在公刘的领导下，周族人在“豳”地建立城邑，重新过上定居农业的生活。
周人逢凶化吉，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那么，周族史诗中描述的这次迁徙，是否得到考古学的印证了呢？
03周人的祖地在哪里？
在先周史的众多研究中，有两大核心课题相对重要。
其一是先周的分期问题，是时间概念；其二是周人活动区域的地理位置，是空间概念。
先说分期，从近及远回溯，先周时代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四阶段自公亶父迁周原起，直到武王伐纣为止，周人活动范围位于关中盆地，时代大致对应殷墟三期、四期，考古遗存较多，真实性较为确凿；
第三阶段自公刘至公亶父，周族定居豳地，活动区域在泾渭之间，对应中商时期，这部分的史实脉络和考古发现也基本吻合；
再往上，先周史的第二阶段，也就是从不窋窜于戎狄之间开始，直到周人定居豳地前的历史，这是周族最动荡不安的时代，史籍中也不过寥寥数言，因此这段时间的先周史基本处于真空状态；
而先周史的最早阶段，自然是《国语》中“昔我先王世后稷”的时代，此阶段的史料大多出于传说，真假难辨，因此也难有定论。
说完历史，接着说地理。
在第三、第四阶段中，周人先后定居在豳和周原，关于这些城邑的具体位置，学界基本上达成了一定共识，此前的第9集、第10集中也有相关讲解。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在公刘迁豳之前，不窋“窜于戎狄之间”的戎狄所在，具体是哪里呢？
早在唐朝，《史记正义》就引《括地志》说，不窋、公刘所在的戎狄之间，即原先义渠戎所在之地，位于陇东高原之上，大概在今甘肃省庆阳市的董志塬附近，那里自古就有“北豳”的叫法。后来公刘率众迁徙到陕西彬州市附近，建立新的“豳”邑，则被称为南豳。这个共识在当地源远流长，庆阳城内也有多处与不窋、公刘相关的历史遗迹，学界对此罕有异议。
宁、原、庆三州，为义渠戎之地，周不窋、公刘居之。（《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戎狄位置已经确定，那么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即不窋失官之前，历代后稷的封地在哪里呢？
在史籍中，与后稷活动区域有关的地名或氏族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邰，一个是姞。
邰，夏时称有邰氏，既是周始祖弃母族的名称，也是弃的封地。而姞姓，传说中是与后稷联姻的部族。
周后稷，……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周本纪》）
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左传·宣公三年》）
关于有邰氏的地望，依旧援引《括地志》的说法，即在今陕西武功、扶风之间，即秦汉之时的“斄城”，那里据说有后稷和姜嫄的祠堂。
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县西南二十二里，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原祠。（《括地志》）
与此相应的，后稷妻族所在姞姓部族，也被历代学者认为是上古时期的密须国所在。这个密须国据说是姞姓部族，在如今甘肃省灵台县境内，后来被周文王所灭。
综合以上观点，自汉代以来的学者大多认为，周族先民自始至终都活跃在于关陇地区，哪怕是不窋短暂窜于“戎狄之间”，也没有离开故地太远。
但到了1931年，钱穆先生提出了周族起源于晋南说的观点，自他之后，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都刮起一阵“周族源自山西说”的浪潮，这个学说影响力极大，支持者中名家云集。
那么，钱穆先生的观点，为什么如此风靡呢？
04周族是源自山西吗？
关于后稷和山西的关联，其实在古籍中不难找到蛛丝马迹。
《国语·周语上》中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后稷创业于唐。”
而传说中“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唐、虞、夏三代都城都在晋南，可见在古代，山西是华夏族群的重要聚居地。而《国语》中说历代后稷“服事虞夏”，这里的“服”很可能是指《禹贡》中大禹制定的“五服贡纳”制度，也就是说，后稷担任虞、夏的诸侯，定期朝贡粟米等物，以示臣服。而由于虞、夏时期的实际控制面积并不算大，因此后稷的封地想必不会距离国都太远，所以说周人始祖的活动区域在山西境内，也并非毫无可能。
在《周初地理考》中，钱穆先生通过将文献记载同山西南部的古地名相对应，提出了“邰地山西说”和“豳地山西说”两个观点。其中“豳地山西说”暂时得不到考古发现的支持，因此豳地大概率还是在关中地区，具体可以参见本系列第10集。但钱先生关于后稷活动区域在山西的提法，却得到了诸如吕思勉、陈梦家、邹衡、徐中舒等著名学者的支持。
“周人盖起源于冀州，在大河之东。后稷之封邰，公刘之居豳，皆今晋地，及大王避狄居岐山，始渡河而西。”（《周初地理考》）
而在这股风潮的引领下，随着越来越多考古遗址的发现，关于周族源流何在的说法反倒愈发纷繁。有的说周族来源于山西的光社文化；有的说渊源于甘肃境内的寺洼文化；有的说来源于陕西的客省庄文化；还有说法认为，周人来源于汾河中下游的晚期龙山或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
但周人山西说的争论还未休止，又有更大胆的假设随之而来，那便是“周人戎狄说”。
起初，徐中舒先生在《先秦史论稿》中就对“周人和白狄可能同宗”进行过论述；其后有学者进一步列举相关证据，比如在《山海经》中，北狄、犬戎都出自黄帝，与周人同源；又比如在周人的典籍中，白狄、骊戎、鲜虞等晋陕一带的戎狄部落也和周人同为姬姓。而这些史料糅合之下，又和周人口中“黄帝姬姓”的传说颇有相通之处。
如此看来，周人就是戎狄的说法有暴论的潜质，但是仔细推敲之下，又颇有几分道理。
总而言之，关于周人最初活动区域的争论，虽然众说纷纭，但也都在情理之中。毕竟，由于夏朝末年局势动荡，不窋失官、自窜戎狄之间的经历太过突然，再加上，早期的周人既不具备充分的地理知识，也尚未掌握文字以记录历史，所以关于祖先封地的记忆，自然变得久远与模糊。
随着周人在关中站稳脚跟，他们经略天下的第一步，恰恰是将势力范围延伸到晋南之地。如此看来，钱穆先生在山西境内考证的姜嫄、后稷遗迹，究竟是周人最原始的种族印记，还是周人追忆先民事迹的怀念之举，就期待未来新的考古证据，来揭开其真实面貌吧。
好了，周人迁徙之谜依旧扑朔迷离，本系列也就此点到为止。
我是姬为毅，《大周八百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