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25日,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一篇《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特别指出,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粟裕的批判是错误的,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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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粟裕受到了批评,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在部署攻打马祖列岛的时候,粟裕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向福州军区皮定均、南京军区等前线部队下达了作战部署。

第二个就是属于在陪同访问苏联期间,擅自向苏总参谋长要军事资料,这是违反外事纪律的,如果上升到两国关系问题上,就是外交大事,第三个是粟裕以总参谋部的名义调志愿军回国,应该由军委或国防部下令才行。

这三个问题可以归纳为“越权”,在批评粟裕的时候,有人批判他向上要权,找依据找到国外去了,其根据就是他找苏总参谋长要材料,客观上粟裕这三件事做得确实不妥当,而且这些问题可以被放大。

一开始对粟裕的批评仅限于少数将领,然而随着参会人数的增加,会议上的发言越来越杂乱无章,后来会议人数增加到了1400多人,几乎军队的高级将领都被通知参加,要求他们从三个方面揭发粟裕。

第一是粟裕不尊重领导,不团结队伍,第二是伸手要权,第三是挟洋自重,典型的就是粟裕找苏联总参谋长要资料,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粟裕的问题放大,尤其是追究细枝末节。

导致粟裕的问题被夸大,造成了对他错误的批判,在一些人别有用心的鼓动下,一些老部下也站出来批评粟裕,也有人拒绝落井下石,尤其是“叶王陶”三人,他们在当时的表现令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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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王陶”分别指叶飞、王必成和陶勇,他们三人都是粟裕的老部下,在抗战时期就跟随粟裕作战,是粟裕战胜敌人的三把尖刀,他们对粟裕的为人是清楚的,自然不愿跟风去批判粟裕。

他们被强制要求站出来揭发粟裕,叶飞的办法很简单,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不管是谁来劝,以什么理由劝说,叶飞就是不开口,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他们想给叶飞定罪,可是找不到理由。

王必成的面对这样的强制要求时,他应对的办法让人意外,他胆子很大,王必成在会上发言,直言自己奉命揭发粟裕的“大阴谋”,但是他却说粟裕向军委提出进行淮海大战,这是功劳大。

接着他说粟裕的“谋”,王必成搬出了伟人,说这一点他老人家最清楚,至于粟裕“阴”的一面,王必成自称没有体会过,请那些知情者出来揭发,供大家学习,王必成的发言令许多人都感到佩服。

陶勇应对的方法则显得高明许多,陶勇表示自己识字不多,不会写材料,让他们把东西写出来,自己念就行,没想到陶勇在发言的时候,直接说这是某某领导的秘书写的材料,我有些字不认识,念错了大家别笑话。

结果陶勇才开口念了几句,原本严肃的批判大会就顿时笑声一片,陶勇把一些字念成“圈圈”,引起哄堂大笑,他们批判粟裕的目的自然落空了,三位老部下用自己的方法维护了老上级粟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