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军实行了新式军衔，这一年，一共诞生了17位上将，在这17位上将当中，有一人名叫秦基伟，他不仅是新式军衔的上将，而且还是开国中将。改革开放时期，秦基伟将军为我军的现代化与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我军发展壮大的功臣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秦基伟率领15军参加了抗美援朝，1952年，他率部坚守上甘岭40多天，击退了敌军的攻势，为《朝鲜停战协定》的顺利签订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朝鲜回国后，秦基伟担任了云南军区副司令，率部镇守祖国的边疆。
1955年，全国范围内的军区进行了重新划分，云南军区改为昆明军区，是当时的大军区之一。也是这一年，秦基伟担任了昆明军区的副司令。1957年，秦基伟接替谢富治的职务，成为了昆明军区的第二任司令员。
时间很快就来到1966年，这一年夏天，“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当时昆明因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受到的冲击较晚。不过，到了8月份，昆明军区也开始混乱起来，尤其是8月下旬，昆明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他们与外地而来的红卫兵联合到一起，社会秩序很快就陷入混乱。
当时与秦基伟搭档的人名叫阎红彦，阎红彦不仅担任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而且还兼任了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相当于今天的云南省委书记）。1966年8月的一天，阎红彦对秦基伟说：“你要当心，有人要整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要提高警惕。”
秦基伟听后哈哈大笑，说：“我不怕，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秦基伟是个直性子，在平常的工作中，不管是同级还是下级，对他有意见都可以直接提。因此，秦基伟继续埋头工作，不关心运动的进展情况。不过，秦基伟还是低估了造反派与那场特殊的运动，很快，在造反派的策划下，昆明军区频繁受到冲击，包括秦基伟在内的军区干部也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
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就是兼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作为老革命干部，阎红彦对造反派制造混乱的行为深恶痛绝，他坚决反对造反派冲击军区，也因为这样，阎红彦受到极大的迫害，并在1967年年初自杀。
秦基伟是昆明军区的司令员，面对那场特殊的运动，他也受到造反派的迫害，被搞得心力交瘁，甚至两次昏倒在批斗会现场。1967年1月，昆明军区瘫痪，秦基伟也持续受到冲击，幸亏总理的电话保护了他。
总理通知秦基伟，让他返回北京，远离运动的旋涡。于是秦基伟就把军区事务交给了第二政委李成芳，乘坐飞机返回了北京，被总理保护起来。不久后，秦基伟被下放到湖南常德西湖农场，直到1973年才重新复出工作。
复出之后，秦基伟继续受到重用，被调到成都军区，成为成都军区的司令员。在这之后，秦基伟又担任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以及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务，致力于我军的现代化与正规化建设。
另外，晚年的秦基伟还担任了国务委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官至副国级，他也持续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为我军的建设出谋划策。1997年，秦基伟因病去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