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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

《红楼梦》是主席最爱读的古典小说之一,仅在中南海的主席故居中,不同版本的线装《红楼梦》就有20种之多。

1954年,主席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善本的《红楼梦》,据称是胡适来不及带走的藏书,便让田家英持介绍信去借。但图书馆馆长不愿意,理由是按照图书馆规定,“善本书可以抄、不可以外借”。后经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斡旋,馆长才同意破例,但要求一个月内还回。

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馆长叫向达,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1900年2月19日生于湖南溆浦县麻阳水乡一个小官吏家庭。

向达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专家。1924年,他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开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研究。

夏鼐与向达在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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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达(左二)和王驾吾、陆维钊、胡士莹(左起)

那个时期,他除了翻译《世界史纲》《印度现代史》之外,还开始接触到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西北考察的著作。

1930年,他任职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丰富的资料,加上身边的一批潜心治学、互相切磋砥砺的青年学者,使向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到了1935年,向达因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

在别人的国土上研究自己祖先留下的遗产,个中滋味向达体会很深。那些劫去了中国文物的外国学者,在国际上掀起一次次的“学术新潮流”,形成专门研究敦煌资料的“敦煌学”,但在字里行间对中国的学者却是百般嘲讽、极尽刁难。

在大英博物馆,向达为查阅敦煌卷子,受尽了时任管理者Dr.Lionel Giles的种种冷遇。在从1936年9月到1937年8月的整整一年,他能看到的相关卷子加起来还不到500卷。后来,向达在文章中曾多次提及这段伤心往事。

但是,即便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向达靠信念和意志、硬是得以抄录了几百万字的敦煌资料,并于1938年携带回国。

向达“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但也被认为“自恃毕生独立治学,一向出言无忌,秉性狷介”:他曾当面向北大校长胡适质问图书经费的事情,表情严厉、完全不留余地;也曾因张大千在敦煌时,揭掉表层的宋代壁画、露出盛唐时画而被激怒,通过多个渠道向张施加压力,最后将张大千从敦煌赶走……

关于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之事,如去在这里多说一句:敦煌参议员郭永禄在甘肃省一届六次参议会上,指责张大千破坏敦煌千佛洞壁画。十名参议员联名附议要求“严办”。《西北日报》以《张大千何如人也》为题,披露常书鸿、窦景桩(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为张大千辩诬声明与讲话。甘肃省一届七次参议会作出“张大千在千佛洞无毁壁画事”的结论,但未公诸于世。

新中国建立后,曾深受北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影响的他,曾公开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

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指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5个方面的讨论),在学术观点上,也应百家争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还为此举例说: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

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向达曾把中国科学院的一些行政干部比喻为“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他还形容某些“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如“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等等。

向达夫妻

如去看到有文章称:“(当时的)文教部门的一些党员领导人员无不被他诬蔑谩骂,和他接触过的四五十个共产党员中除两人以外,都有遭受过他恶意攻击”。

向达的言论遭到反击,被当时北大历史系的另一个一级教授翦伯赞等人的批判,被视为“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后来,向达被划为为史学界五大右派(其他四人是:黄现璠、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中的第二号,遭到批斗。

1966年11月24日,一代史学巨匠向达因身患尿毒症未得到及时治疗而去世。在此之前的1964年。向达曾为校订《大唐西域记》拜访陈寅恪先生,久已不作诗的陈寅恪特赋诗云:“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公参。”

向达是一个近乎纯粹的学者,他用童真般的热情,一生践行学者的良知、追逐自己的学术梦想。值其忌辰,如去愿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