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的万圣节活动吸引了不少人前往化妆狂欢，自然也有很多人引起了“文化入侵”的担忧。
不过个人认为，单纯的节日并不会引发真正的“文化入侵”。原因很简单，中华文明的内核是历史的、是世俗的、实用的，是国家形态的而不是宗教的。中华文明以特定的国家形态延续，不论改朝换代，新兴的政权基本上依然按照相似的观念进行组织重建，汉武以来都维持着相近的核心控制范围、都有着类似的官僚组织模式、有着类似的开放式吸纳人才的通道。中华文明这种独特性通过这样的实践存续了下来，并与国家有着直接的关联。中国的主体性，主要来源于国家实践的有效性以及历史正当性，对统一国家的实践才是最根本的。
所以中国对于外来文化、外来民族本身有着较大的包容性，甚至可以说来了就会转变为中国自己的一部分。最典型的案例是来源于印度的佛教，一开始对于中华文明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而后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明之中，儒释道三者可以有效共存。不仅如此，包括之后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播，都始终处于世俗政权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如果少数民族要在中原组建政权，那么他们也必须接受中华文明核心的意识形态，如果说蒙古人因为什么都没有而迅速接受的话，那么从满清则是率先汉化之后才具备统治中原的能力，哪怕他们的军事基础在于满蒙同盟。
所以相应的，中华文明本身对于各种文化有着自己的接受度，只要不影响世俗政权的权威，那么各种各样的文明所有的概念、符号则都可以借鉴、吸附乃至本土化。但是，中华文明对于历史态度则是极为严格，绝不能丧失对历史的定义权，也不能容忍“岁月史书”。这是我们的特点，国家越强大，对外来的概念和符号就越包容。
西方文明则是在缺乏统一帝国的历史中衍生而来，西方需要靠宗教才能跨越国界实现观念的粘合，宗教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要远高于我们。同时，西方缺乏统一帝国的历史衍生出了民族国家，这是与多元帝国相反的国家形态，强调单一且排他。虽然在实践层面并不一定，但确实民族主义在欧洲产生了不少后果，从族群强制迁移到种族灭绝，都是如此。只是这种民族国家组织实现的单一性，确实可以满足欧洲自下而上、强化国家能力的结构需求，让先出现民族主义的国家抢占先机。
现在中国则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再度冲击，这种冲击对于中华文明本身的影响也是很严重的。不过整体来看，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文明对于西方冲击有了阶段性回应，一种部分融合的新模式正在形成。这其中自然会有一定的主体性阶段性丢失，然而相比于19世纪末期殖民主义高潮时，我们的主体性要强大很多。这种争议本身，就是主体性本能的敏感。
不过这种主体性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会导致一定程度上偏离我们原本的逻辑，导致我们抓不住问题的真正重点。过洋节本身其实就是一群闲着没事的人过一过狂欢、消费的契机，我们本土节日则有非常明确的规则和规范，这是因为“洋节”的文化内核嵌不入我们的文明，而我们的“肤浅”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文明的内在强大之处。
真正需要关心的还是历史观，过个洋节如果触及了这点那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