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从人和故事出发——推理文学的生命力”主题座谈会在北京红楼藏书阁举办。
作家止庵、陆烨华、番茄小说头部悬疑作品《十日终焉》作者杀虫队队员、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王雨童、北京语言大学讲师苏展等五位嘉宾在座谈会上结合自身经验，探讨了在网络文学背景之下，推理文学近些年来的发展与未来趋势。
《十日终焉》
推理小说以其严谨的结构、紧凑的叙事节奏而得到读者的喜爱，近些年，多部推理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抵达了更多的观众，也引起读者们对于“怎样的小说才是优秀的推理的小说”、“当代的推理小说如何发挥它的创新性力量”等话题的讨论。
现场
实证、逻辑：传统推理小说的核心
止庵介绍，相比于一般的小说，推理小说必须得有一个更加周密的故事，故事中将涉及若干个人物，这些人物的性格和形象有时重要，有时不重要，但是读者阅读推理小说时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是相信善能够战胜恶；第二是相信世界可以被理性所认知。
“传统推理小说的核心，一个叫实证、一个叫逻辑。这两个东西是我们整个世界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大家对于理性和秩序的需要所导致的结果。”止庵在座谈会上表示，推理小说从这个意义来说是我们整个现代文明的反映。推理小说的人物是逻辑和实证的化身。
“比如说福尔摩斯，他虽然被赋予了很多特点——拿一个烟斗、戴一个礼帽或者拉难听的小提琴，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丰富人物而做的浅显表象。他真正重要的是一个逻辑的化身，能够根据既有线索，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分析和推理，这就是推理小说的本质。”止庵谈道。
此外，止庵也认为，推理小说的魅力在于它的悬念：“——读者进入这个故事时，主角、作者、读者是处于同等位置上的，彼此之间进行着智力竞争，让阅读的过程如同一场智力竞赛或者智力游戏。”止庵谈道。
关于推理小说在经典文学史中的地位，苏展认为，推理小说继承了启蒙以来科学理性的精神，“此外，它与文学的生产尤其是类型化这个问题高度的绑定，所以成为大家看到的推理小说在当代的展现形态转向到了更为类型化的影视工业中，这也是更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推理小说的新的媒介形式。
“在如今这个时代，推理小说的创作者用纯熟的技巧，创作一个个逻辑谜团。”苏展表示，“但其实，他们更深承载的是对社会、人性等价值观尺度的思考，而在这种理性精神被引入的过程中，它在我国、在这个网络时代，也开始生发出更广阔的生命力和本土性特征。”
推理文学的发展演变
“推理小说传入中国其实并不比它的诞生要晚太多，早在1896年，我们就已经翻译了福尔摩斯的故事。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上有一篇英包探案，其实就是福尔摩斯系列中的海军协定那篇，当时是用文言文翻译的，引进之后迅速在文化领域形成潮流。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这是非常独特的新颖的模式，因为它具有科学性、巧思性，同时又有通俗文学接地气的成分在里面，非常适合推广和普及。”
陆烨华介绍，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了一套陈筱卿等人翻译的福尔摩斯全集，相当于阿瑟·柯南·道尔本人写完福尔摩斯就已经同步引入了。所以中国的读者和西方的读者同时经历了推理小说从诞生到兴盛的过程。
陆烨华也提醒读者注意1923年，“这个年份很重要，这一年，在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江户川乱步创作的《两分铜币》，被誉为日本原创推理的开山之作，因为它，才有了真正意义上属于日本的推理小说。之后，西方推理小说还做出了很多成绩，尤其是本格推理，在欧美变成了硬汉派，在日本变成了社会派，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社会的格局，老百姓普通人的审美发生了剧烈改变，原来那套行不通了，在中国的演变是，有一段时间反特文学比较流行。
而第二轮流行，则是改革开放以后，以阿加莎克里斯蒂《尼罗河上的惨案》为代表，让更现代的、影视化的推理文学进入读者们的视线。
《尼罗河上的惨案》剧照
陆烨华表示：“从以前的电视、杂志，后来可能变成网络BBS，推理文学也随着时代发展完成了媒介迭代。而其形态也从最初的短篇慢慢变成长篇。今天我们能看到推理迷比我小时候更多了，市面上的推理作品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应该感谢行业里每一个付出的人。读者、作者、译者、推理普及者，这群人合在一起，将推理文学在中国向前推进了许多，并且形成了自己新的风格。”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青年学者王雨童则从文学爱好者和文学大众化研究者的角度分析了近五年内推理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近五年内，有一种融合了推理、悬疑、惊悚，尤其是所谓烧脑智斗的跨媒介文化类型在大众文化里开始占据更高的份额。在欧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像《饥饿游戏》《分歧者》这一类青少年文学被改编成现象级电影。日韩有《鱿鱼游戏》《弥留之国的爱丽丝》或者日漫改编成的《赌博启示录》这样的系列。中国也有《开端》《漫长的季节》等风格化浓重的本土原创作品。”王雨童表示，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广，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代表作品和现在年轻人流行的娱乐项目——如剧本杀、密室逃脱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大家在非常紧张的环境里进行逻辑推演，寻找生存机会。
网络语境下的推理故事
“我其实一直有所疑问，为什么大家在当代社会，生存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依旧沉迷于乐此不疲的高效率、高度紧张的探案游戏呢？包括杀虫队队员的《十日终焉》，明显更具网络时代推理小说的特征——它高度契合网络相关经验，具有密集的设定，让普通人不再挑战金字塔更上级的人物，而是彼此之间互相竞争，用自身能力去斗智、去胜利。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新的推理小说，正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映射。而一上来如游戏开场般展开，可以说是这一代互联网原住民们最能接受的一种表达语境。”王雨童在座谈中分析道。
对此，《十日终焉》作者杀虫队队员则表示，网络语境之下的推理故事创作相比之前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比如，我这部作品本质上用的是《暴风雪山庄》的模式。但这个山庄很大，上万人困顿其中。故事就在这座城市里展开，十天之内，它的世界观可以从一间密室膨胀到一座城市，尽可能去脱离寻常的范畴，将悬疑、超自然这些网络文学中的流行元素融合进去，通过悬疑设定、剧情推演上的创新，给网络时代的读者带来一些新鲜的阅读体验。”
在谈及是否有一些新的写作经验可以分享的时候，《十日终焉》的作者表示：“我入行比较晚，也没有太多参考。只能先往前走着，试下这种路可不可以走得通。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更多推理作者能够打开自己的脑洞，通过架空设定，去挑战自己和读者想象力的极限。”
杀虫队队员认为，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创作推理文学的过程就是与读者博弈的一个过程：“作为推理小说作者，我肯定是希望剧情不被读者猜到，所以我设计的时候，必须让每个反转、每个悬疑、每个推理都非常巧妙，让读者跟着你写，最后还是输给你……这种博弈的过程，我觉得不仅读者着迷，作者也很着迷。写作的时候，跟他们有一个看不见的互动。”
从人和故事出发，中国的推理文学已经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推理文学百年发展过程。陆烨华觉得，中国的推理文学也许用不着百年就能出现如柯南·道尔这样的大师。而止庵则在展望推理文学未来发展时强调，推理小说最好的地方在于，它通过精巧的逻辑故事与文学手段去反映人性之恶，在这些“恶”的后面，却不断地巩固我们对于人性与秩序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