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织绣文物太美了，能尽自己的一份力修复它们，真的很自豪。”王旭觉得，做好这份工作要有耐心，有敬畏心，还要有“医者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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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郭薇 编辑 白爽 校对 吴兴发
▲2022年3月，故宫文物医院织绣修复室，织绣修复师陈杨在用真空高压液态过滤吸尘器给清代的缂丝花鸟图槅扇心除尘。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历史悠久的传统文物修复技艺、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众多从事各类文物保护修复与研究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共同组成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修复团队。
故宫文物医院坐落在占地72.4万平方米的皇家宫殿里，拥有以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青铜器修复技艺、古代钟表修复技艺、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等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代表的10多个门类的保护修复专业队伍。多年来，许多国宝在这里得以延年益寿。
今年夏天，香港女生张仲倩在故宫度过了充实的一个月。
她在故宫博物院世界遗产监测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了东西六宫外檐门窗专项调查与评估工作。“绛雪轩门窗为楠木本色不加油饰，与柱、框、梁、枋的斑竹纹彩画相得益彰。”一个月时间，张仲倩已经对故宫的门窗形制有了一定了解。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军曾介绍，为了实现故宫世界遗产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自2011年起，故宫博物院开始进行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项目的系统建设。
监测团队确立了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中心的监测框架，将文物建筑、室外陈设、古树名木等遗产要素和影响要素纳入监测范畴，对传统匠艺“八大作”，即“瓦、木、石、扎、土，油漆、彩画、糊”的研究、保护与传承，也在有序展开。
随着2016年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播出，宫廷钟表、漆器、宫廷织绣等文物的修复成功“出圈”，人们发现，有这样一批人，在为故宫600年的传承默默贡献自己的技艺和青春，只为把故宫的文物完美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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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事，“钟”一生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热播之后，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收获了许多“铁粉”，网友称他为“故宫男神”。
故宫的文物钟表修复室在被称为西三所的小院里。1977年，在故宫文物修复厂老厂长的带领下，16岁的王津第一次走进这座小院，一干就是40多年。
“我们家从曾祖父到我，几代人都在故宫。我印象中最早是在上世纪60年代进宫，还在神武门广场看露天电影。1972年前后，因为帮病休的爷爷来宫里办些领工资、领物品、交看病单的事，往来宫中就比较多了。1977年爷爷去世，我只有16岁，院里照顾我让我接班。当时文物修复厂没有年轻人，钟表室就剩两个人，岁数也比较大，我就被师父挑上了。”王津说。
师父要求严格，做学徒头一年不能接触文物，王津便拿出家里的闹钟，大着胆子拆了再装上，研究控制闹钟走时的零件如何运作。第二年，王津独立修复了第一件文物，是一座小型的座钟。王津回忆，“之前都看过师父修，自己上手找到问题，实在琢磨不透才去问，慢慢就熟练了。”
1981年，入门四年后，王津才修复了第一件比较重要的文物，一座清代三角木楼钟，有七八十公分高，一个机芯带着三面表盘走针，修复完组装好就拿给师父看，“得了他一句，搁那儿吧，再拿一个新的活儿，就开心得不行”。
故宫修钟表的行当虽然一直没断过人，但王津师爷那辈最终就剩一人，师父那辈最后只剩两个人，到了王津这代有3人，2006年后的十多年，只剩他和徒弟亓昊楠。“从1977年到2017年的40年中，我只招到一个学生。前后也招过两批，面试都过了，孩子都没来报到。”
《我在故宫修文物》火“出圈”后，很多人慕名而来，想拜王津为师，甚至一个在芬兰博士毕业的，放弃了国外的工作来故宫。这让王津很欣慰，感觉后继有人。这些钟表大多来自西方，新来的年轻人外语很好，可以找到更多的国外资料。
对于自己受到的关注，王津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通过自己的故事，能够让社会看到“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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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一线“缝补”历史
在故宫西侧院墙内的文物医院内，有一个全部由女性成员组成的修复组——织绣修复组。织绣修复组共有5人，“绣娘”不仅要掌握文物修复知识，还要熟悉各类织绣工艺技法，宫里的织绣文物经由这些专业修复师修复后，焕发出新的生命。
清代缂丝花鸟图槅扇心、刺绣花卉山石图炕罩槅扇心、清道光黄色缂丝勾莲庆纹方凳垫、清康熙蓝色缎绣打籽绣金边孔雀纹葫芦式荷包……这些听起来就很“高大上”的文物，经过几位姑娘的手重获新生。
称她们为“绣娘”再合适不过。在修复过程中，她们会使用藏针、跑针、铺针等修复针法，这就要用到各种型号的修复针，有的修复针十分纤细，正常丝线得劈开八份才能穿进针鼻。她们在缝补的时候都是遵循文物修复中的可逆原则，对织绣文物，她们并不会在文物本体上直接缝制，例如在丝线脱落部分罩丝网，再用生丝钉牢脱落丝线，最后缝合包覆层进行加固和衬护，同时避免缝到文物。
这个组成立时，就没有男生报名，所以轻活儿重活儿都由这些姑娘承担。她们不能做美甲，时不时就要涂护手霜。这是因为织绣文物大部分都是娇贵的绫罗绸缎，如果手部粗糙很容易剐线，美甲的指甲太长容易剐蹭，化学成分也对文物保护不利。
陈杨是修复组第一批“绣娘”，她2004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故宫开始织绣文物的修复工作，并专门去南京学习织机的使用方法，“只能做一些小的，要是太大了，我们几年都不用干别的了。”
王旭2007年到织绣修复组，“这些织绣文物太美了，能尽自己的一份力修复它们，真的很自豪。”王旭坦言，由于织绣品脆弱、不易保存的特性，文物修复过程中的每一次触摸都要无比小心。一点一点清理灰尘、一块一块抚平褶皱。她觉得，做好这份工作要有耐心，有敬畏心，还要有“医者仁心”。
▲2022年3月，织绣修复师王旭在给一件清道光的黄色缂丝勾莲庆纹方凳垫除尘。资料图片/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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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失传烫样制作技艺
烫样，是清代工匠用来表达建筑、内檐装修、家具等设计方案的纸质模型。在宫殿建造之初，古代工匠们会制作“烫样”呈给皇帝审阅，皇帝依据“烫样”提出修改意见。著名的宫廷建筑设计世家“样式雷”，为各类营造工程制作过许多烫样，遗憾的是绝大部分都未能保留下来，烫样制作技艺也近乎失传。
“乾隆花园”今天故宫“珍宝馆”所在的区域，是乾隆皇帝为自己修建的养老之所。乾隆花园共有四进院落、27座主要建筑，萃赏楼、符望阁、倦勤斋、碧螺亭等著名建筑都在其中。根据档案记载，当时内廷造办处的工匠在乾隆花园的设计阶段，曾制作过不止一套的完整烫样。
2019年，工作人员在乾隆花园进行现场修复作业时，在第三进院落“萃赏楼”的墙体裱糊层中，意外发现了几片珍贵的烫样残片。研究人员判断，这些残片正是来自乾隆时期制作的萃赏楼烫样。门窗位置、大小、吊顶高度，种种细节与实体建筑上的实测数据一一对应。
“它是在木板墙和地仗之间发现的，地仗我们能够判断是早期的，再加上上面裱糊的纸张，它的样式是明显的乾隆时期风格，那么我们可以判断，这些残片是乾隆时期的东西。”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赵鹏说。
“萃赏楼”烫样残片提供了可与档案印证的宝贵实物证据，让大家燃起了复原整个“乾隆花园”烫样的希望。根据残片，工作人员发现了烫样比例、“合背”、假山制作工艺等关键信息。经过多次尝试之后，故宫工作人员终于掌握了失传已久的烫样制作技艺，成功复原乾隆花园烫样。
方寸之间，故宫建筑的细节随着烫样的复原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时间的长河中，众多故宫文物保护修复者正是如此通过一物一瓦、一针一线的修复，延续着故宫的历史。
《我在故宫修文物》火了之后，曾有人问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文物修复师的工资涨了吗？答案是，他们的工资没涨，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报名到故宫修复文物的人数有所增长。单霁翔说，人们看不到修复工作的复杂过程，但是我们问心无愧，因为我们秉持了一个理念，就是为未来保护今天。
值班编辑 李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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