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专辑》之九十六

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2003年9月21日下午3点，我在北京金沟河路1号院找到了老红军谢华。

谢华于1918年12月11日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桥头乡。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军后在红三军团第五师任卫生员。

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苏区二至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红三军团卫生部司药、在延安八路军卫校学习后任120师卫生部医士、医院院长、卫生处长、第七纵队二十一师卫生部长、南下在第四十四军第一三二师卫生部任卫生处长、中南军区直属卫生处长、参加了抗美援朝、在铁道兵任团卫生处长、铁道兵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处长、铁道兵西南指挥部后勤部部长、铁道兵后勤部顾问等职。

谢老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望现在的干部工作踏踏实实，少搞些形式上的东西，多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减少老百姓负担，现在干部工作难度大，要发扬过去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神”。

谢华说：“我原来名字是谢芳源，1918年12月出生在江西省于都县桥头乡。我父母共生有五个子女，我是排行老三，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有一弟弟，一个妹妹。哥哥谢芳谨也参加了革命，曾是于北县地方游击队的营长。

我小时候喜欢玩木头手枪，有时会把鞭炮绑在木头枪上放。1930年5月，红军到桥头扩红招兵，我看见招兵的人背的枪好奇，就拿着玩，一不注意枪走了火，我家房子楼板被打了个洞。这个洞在我前几年回家时还在，我叫家里人保存好，作个纪念。

招兵的人走时开玩笑说：“你胆大参军去吧？”我就跟着招兵的后面，他见我跟着他，就说：“你真想参军呀！”我12岁这年就参加了工农红军，分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司令部当勤务员。

当时去参军家里还不知道，一个多月后，我大哥碰到我，家里才知道的。当兵生活比较艰苦，但打完土豪劣绅、地主后，生活比家里好一些。

参加红军后，我先后参加了苏区的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中在过一条河时，由于河水湍急，我人小，在过河时差点 被漩涡卷走，我记得是军团卫生部长饶正锡叫我抓住骡子尾巴，才没被水冲走，安全地渡过了河。

我还有一次差点被埋掉了。1935年10月，我们长征到达了陕北，在攻打吴起镇前，我患了严重感冒，发高烧到四十多度，人都休克了，心脏都停止了跳动，战友们晚上在山沟里都挖好了坑，天下起了大雨，大家打算明天雨停了再埋，我被雨水一淋，醒了过来，不是这场大雨，我也就埋掉了。”

谢老接着说：“我1952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时在铁道兵团卫生处任处长，回国后，跟随铁道兵部队参加了湘滇铁路、包兰铁路、成昆铁路、贵昆铁路、鹰厦铁路、青藏铁路第一期、北京地铁第一期等全国重要铁路建设。

1982年军队裁军100万，铁道兵编制撤销，我才离休退了下来。”

我见时间不早了，也谈得差不多了，我告诉谢老今晚乘车前去沈阳采访。谢老得知我要走时，他问我“老红军钟光殿你去采访了吗？”我说：“没有，我还不知道他的信息”。谢老说：“他住在太平路总后勤部大院，也是我们江西老俵”。

他告诉了钟光殿的家庭电话，我也不管时间紧,立即往太平路总后勤部大院赶去。

2003年9月21日采访老红军谢华后，他问我“老红军钟光殿你去采访了吗？”我说：“没有，我还不知道他的信息”。谢老说：“他住在太平路总后勤部大院，也是我们江西老俵”。他告诉了钟光殿的家庭电话，我也管不得时间紧，立即往太平路总后勤部大院赶去。

当找到老红军钟光殿家时，房门紧闭，向边上人打听，得知钟老散步去了，这下急得我团团转。不知他什么时候回来，又没有其他联系方法，我只好在他家门口院中石头上坐下来耐心等待。

17点20分左右，钟老散步归来，他个子不高，身体很好，看上去根本不像八十八岁的老人，最多像七十来岁。

由于傍晚光线较差，我就请钟老在院中先拍照片。尔后，我们进到钟老客厅，坐下听他谈家乡的建设情况。钟老对家乡建设特别关心，他拿出一本县志介绍于都、瑞金的地理，与我谈起了他对家乡建设的想法。

他说：“于都县的县志里这张图，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沙心乡与万田紧邻，这是瑞金的地方”。他指着地图给我看，这里是瑞金万田的，现在三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电源，瑞金管不了，要看个电视看不到，第二个公路，从公馆下去，要通过万田才能到沙心乡，公馆要到万田要通过瑞金，要两县联合起来,修桥、修路呀！现在路可不好走了，尽是沙土路，下雨就不能走，第三是河流，沙心水出来后要通过瑞金，瑞金修了水闸，为了碾米，水闸一多，两岸水位就高，一下雨，一发洪水，河两傍就受淹。

我意见向省长提出，把万田乡划给于都，于都现在的条件比瑞金要好一些，两个县过去历史上万田是国民党靖卫团，沙心乡是红色警卫营，坚持战争了几年，我提出能不能这样做，能这样做，孩子上学，这一块没有中学，要上学需要到宽田，又没有公路，是大山，万田划过来，万田、沙心成立一个中学校，高中不说，中学可能解决。

现在电要修到河心去，要通过瑞金，你要给他用，不接就卡你，不让你过去，这样电源就不足了”。最后钟老给我提写了：“盼望江西人民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在交谈中得知，钟老于1915年12月出生在江西于都县沙心乡沙塘村，1930年12月参加乡苏维埃政府工作，193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5月转党，同月参加工农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土地革命时期,任乡工会主任、区工会委员长、少共区委书记、少共西江县委书记、1934年在红五月突击动员工作出色被中央军委授予奖章一枚,入伍后任红八军团政治部民运干事、总卫生部干休连民运干事、红五军团第三十九团政治处民运干事、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三团供给处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山先遣支队军需股长、太行山边总供给部军实科科长、第一二九师被服厂厂长、太行第六军分区供给处长、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员、支部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松江省第一军分区供给部部长、独立二师供给部部长、第四野战军十二纵队第一四五师供给部部长。

建国后任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处长，副部长等职。

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二级独立自由、二级解放勋章。1956年毕业于后勤学院高级班，1959年晋升为大校军衔，1980年4月定为正军职，1980年10月离休。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采访结束后，我速往石景山赶，朱晓琳在家等我吃晚饭，我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催促司机赶往北京站，在22点前赶到火车站，我匆忙办理验票后上车不到两分钟，22点15分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沈阳。

2003年9月21日中午我赶往老红军刘九洲家，老红军刘九洲住在北京市安定门外兴化西里5栋，我们来回找了几趟才找到，中午11点30分，当我敲开刘老家门时，刘老爱人问：“你们找谁。”我回答说：“我是从江西来的，采访一下老红军刘九洲”。她在请我们进屋的同时，边开门边对里屋说：“老刘，你们家乡来人了”。

刘老步履艰难地边从里屋往外走边说：“你们好，谢谢！谢谢！看见你们就像见到了江西一样，我生了病，患脑血栓，刚出院，不能回家乡去了，请代向家乡人民问好”。此时，两行泪水已从老人脸上流淌了下来。

我忙说：“刘老，刘老，你身体不好，别太激动，我一定把你的祝福录下来，带回家乡去”。“好、好，谢谢你！”刘老说。

在刘老的书房坐下，映入眼帘的是书柜里摆放着的周恩来总理的书，书架上立着周恩来总理的塑像，墙上挂着周恩来的照片...... 处处可见周恩来总理的影子 。他说：“我一生最难以忘怀的是红军长征，还有就是在周恩来总理身边担任警卫工作的那段经历。

刘老说到周总理时，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说：“1935年10月我们长征到达延安后，中央决定东征，到山西去扩大根据地，扩大红军。我们部队参加了东征。我东征回到延安后，组织上派我到周恩来身边担任保卫工作，也就是警卫员。

周恩来第一次见到我时，亲切地问：“你是哪里人？”

我回答说：“我是江西于都人”。

周恩来听了，很高兴地说：“噢，你是从于都和我们一块长征来到延安的？”

我说：“是”。

“真不简单！”周恩来点点头说。

这一年延安的的冬天十分寒冷。战士们都出外砍柴，背回来作烤火取暖用。有一次砍柴，我背的柴禾多了点，走得慢，回来时已经天晚了，其他战友们都已经回来了，周恩来看见我回来晚，对我说：“九洲，以后别背那么多了，早点回来。野外狼多，你要是回来得太晚了，遇到狼很危险，会被狼吃掉的。”

周恩来又对邓颖超说：“你把我那件灰棉袄拿出来给九洲穿，给他包一包，早晚出去砍柴背柴暖和一点。”

这件破棉袄是周恩来在长征时穿过的，它不仅帮助我度过了严寒的延安的冬天，还一直温暖着我的心。由于后来工作变化不定，这件破棉袄也不知什么时候被弄丢了。

1937年4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后，周恩来要到南京去工作。我也跟他到南京去。

出发时准备了三辆大卡车。由于毛泽东主席找周恩来谈话还没结束，前二辆卡车先行去西安，周恩来等谈完话后，才和警卫班战士一起乘坐第三辆车出发去西安。

当我们卡车开出离延安没多远的崂山时，突然遭到土匪的袭击。我们警卫班的战士奋起还击。周恩来身遇险境却镇定自若，指挥着战士们与敌人战斗。但这伙土匪人很多，有一两百人，还在公路前面修了工事，战斗十分激烈。

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警卫班的战士们不怕牺牲，成功地先掩护了周恩来等四人脱离险境。在这次战斗中，我身负重伤，腰上被敌人的子弹打了一个大洞。周恩来以为我在战斗中也牺牲了，沉痛地说：“崂山遇险，仅存四人。

我大难不死，伤愈回来后，又随周恩来到了南京，后来又到了重庆。尽心尽职地履行着保卫周恩来同志的神圣使命。由于周恩来是个重要的“大人物”，每次到抗日前线视察，都会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日本特务也跟踪他、企图暗杀他。

日本人的飞机也老盯着他扔炸弹。我和其他的警卫战士一起，每天不管周恩来到哪里、住哪里，日日夜夜跟着保卫他。

1940年5月，重庆遭到了日寇一百多架飞机重磅炸弹的轰炸。周公馆也难逃被炸厄运。在敌机轰炸警报响起时，我掩护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到防空洞避险，房子被炸起火，我又冲入起火燃烧的房子里抢救文件，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刘九洲1918年出生在江西于都县，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在赣南苏区当过儿童团员、少先队员。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三军团任司号员、通讯员。参加过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任收容队小队长。长征到达延安后，调任周恩来同志身边任警卫员。

抗日战争时期，跟随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任副官。

解放战争时期，调到第四野战军任团特派员、师保卫科长。

解放后在公安部任处长、北京西苑饭店经理、前门饭店书记等职。

最后，我请刘老对江西人民讲几句话时，刘老哽咽着说：“祝江西老区人民为国家多作贡献，这是我的希望”。

由于刘老家来了很多客人，我们告辞离开了。

2003年9月21日乘22点15分火车离开北京前往沈阳，2003年9月22日五点来钟，光线就照进了车窗，这是我第一次出差进东北，列车到达沈阳市郊区时，速度明显缓慢了下来，铁道两傍的田地里还留着高低、大小不同的碉堡，告诉来者，这里曾发生了战争。

下了火车，为下一步行动方便，我就近在火车站对面招待所住了下来，整洗一番后，打电话与摄影好友崔起的朋友小吕，小吕与我约好见面点，我即前往车站广场一侧等辽A2428本田车。

过了一会车来了，开车小伙子姓巴，蒙古族，像老朋友似的帮我把东西放上车，按我的要求，车往辽宁省军区驶去。

在辽宁省军区老干处同志指点下，我所联系采访的几位江西老红军，分别居住在辽宁省军区五干所和辽宁省军区一干所，辽宁省军区五干所就在辽宁省军区大院里。我们先到辽宁省军区五干所,在所领导带领下，先来到刘芝禄家，得知刘老已在沈阳军区总医院住院，辽宁省军区干休所政委马上派一位协理员陪我去沈阳军区总医院。

当我们一行人来到沈阳军区总医院住院部四楼二号病房的门口时，协理员敲了几下门说：“报告”。里面传出来“请进”的声音。协理员推门进去，我随后紧跟着进去，协理员侧身说：“首长，你们老家江西有个记者来采访你。”

我只见躺在床上的刘芝禄在坐了起来的同时，右手将两根输氧管从鼻子上抽出,“哦、哦，谢谢！谢谢！”边说，边掀开被子下床，刘老女儿赶紧过去扶他坐在橙子上，此时，涮涮的眼泪不由自主地从激动的刘老眼中流了出来。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我年纪大了，回不了老家了，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江西一样，请回去代向江西人民问好。”

刘老女儿赶紧送餐巾纸给他抹眼泪，并不停地说“爸爸别哭，笑一笑”。我将照相机和摄影机架好后说：“刘老，不要哭，笑一笑，我把你的笑容带回家乡去。”刘老强忍着激动的泪，边擦眼泪，边说“好、好，我不哭”。脸上强露出勉强的笑。

刘老的情绪，深深地刺激着我，他们身在远方，儿时为国，为民族解放志在四方，但对家乡的情却一刻也没有忘。

刘芝禄1912年12月出生在江西瑞金县，1933年5月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参加了苏区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参加革命后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股长、秦阳县公安局长，秦阳县医管局长，营口军分区政委等职。

荣获三级八一、二级独立自由、二级解放勋章。参加了抗美援朝，荣获朝鲜三级国旗勋章。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1年6月任辽宁省军区顾问离休。

作者戴廷耀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