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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壁垒破除,资源双向流动,单向度的虹吸效应就会大大削弱。即便上海虹吸苏州,上海的一些资源,苏州人也能够通过便利的流动去共享,这可以做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避免单向度的汲取。

撰稿丨熊志

最强地级市苏州,正式升级,晋级超大城市。

日前,苏州官方对“苏州工业园区并入姑苏区”一事辟谣,表示调整并非是区划调整,只是统计口径的调整。

按照此次调整的统计口径,以七普人口数据来算,苏州城区常住人口为512.51万人。按照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为特大城市,这标志着苏州从大城市升级为特大城市。

▲苏州中心广场(图/图虫创意)

到2022年,苏州的GDP达到23958.34亿元,位列全国第六,常住人口1291.1万人,城市规模指标位居全国前列。此次口径调整,规模升级,苏州的城市能级再向前跃升一步。

地级市的“平民”身份,成长为如今的经济重镇,苏州凭什么?在毗邻上海的区位下,苏州又为什么没有像其他一些城市那样,被上海虹吸,而是取得了快速发展?

01

人口规模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但全域人口和城区人口,并非一个概念。

在千万人口城市中,像临沂、石家庄等城市,不同于一二线城市,大量人口分布在县城。相对来说,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占比更高,城镇化率更高,千万人口的含金量也更足。

苏州虽然是千万人口城市,但事实上它的城区常住人口数一直偏低,在七普统计时,只有400万人左右,城市规模等级和经济体量不匹配的情况比较突出。

当然,苏州的情况和临沂并不相同。苏州能够胜任最牛地级市的称号,离不开发达的县域经济,下辖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和太仓,是县级市的身份,却有着富可敌省会的实力,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县城。

以昆山为例,2022年GDP达到5006.7亿元,常住人口超过200万人,几乎是一个中等城市的体量了,在赛迪顾问发布的县域经济百强榜中位居榜首。

此外张家港、常熟和太仓同样位居前十,而4个县级市的人口数超过600万人,占到整个苏州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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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图/图虫创意)

发达的县域经济,撑起了苏州的城市规模。不过,这也导致苏州显得比较“散”,400万左右常住人口的中心城区,驱动着一个2.4万亿GDP规模的城市前行,小马拉大车,资源统筹能力受到一定影响。

当然这次调整不是区划调整,统计口径变更也只涉及苏州工业园,但从官方数据看,至少给城区人口带来了120万左右的增量。调整其实不是数字游戏,2022年苏州工业园的GDP超过3000亿规模,发展水平已经媲美主城区了,按照城区分类并无不妥。

城市规模等级升级,对苏州参与长三角甚至全国的资源竞争,会有较大的帮助。在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层面,配置规格也可以随之升级。

总之,城市综合竞争力得到提升,中心城区牵引力不够的问题,也能得到一定的破解。

02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历史上的苏州,曾是富庶的江南宝地,在很长一段时间,位居城市体系的金字塔顶端。

但在近代发展历程中,却因为种种因素错过了行政升级的机会,无缘计划单列市扩容,也无缘副省级城市名单,只能作为地级市参与竞争,也是十强城市中唯一的一个地级市,还是连机场都没有的地级市。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城市等级体系中,资源的分配和城市的级别,以及城市主官的级别,是紧密相关的。

那么,苏州一个普通的地级市,为何能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体量一路向上跃升,从二十强升到十强,再到坐稳全国第六的位置,并吸引大量人口成长为特大城市?

其实苏州的崛起,没有什么秘诀。它可以简单概括为,“苏南模式”打下基础,港口优势为境外投资引入创造条件,帮助苏州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毗邻上海又能承接制造业转移的红利。

▲苏州(图/图虫创意)

不管是费孝通笔下的“苏南模式”,也即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集体资源发展乡镇企业,还是大力引入境外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上海作产业配套,不难发现,苏州是一座非常善于抓取机遇的城市,它有着沿海地区那种开阔的视野。

浓缩一下,就四个字:开放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以外资为例,给大家提供几个数据,苏州现在有外资企业1.7万家,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60家在苏州投资。苏州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量,仅次于上海和北京。

而且,苏州还是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有台资企业超1.3万家。正所谓“苏州堵车,全球缺货”,县级市昆山,还有着“小台北”的称号。

近年来,全球博弈愈发激烈化,贸易摩擦加剧,脱钩断链的思维在舆论场很有市场,一些网友动辄鼓吹对抗,歧视境外资本,甚至仇视非本土品牌。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一旦闭关锁国起来,除了一线城市外,苏州可能是最受伤的那一个了。

当然在境外资本的投资布局下,苏州虽然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但外资台企的到来,除了市场主要就是成本驱动,在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境外资本撤离导致的产业链外迁,也成为苏州的阵痛。

据媒体报道,富士康、和硕、仁宝等台企,已经纷纷开始在东南亚扩建工厂。随着境外投资因为成本敏感而外迁,摆脱代工模式,向产业链、价值链上游进发,苏州产业升级的紧迫性愈发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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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用境外投资外,苏州的快速崛起,离不开上海的产业外溢红利。

《大国大城》的作者陆铭在调研时发现,“一个现代大城市对外围制造业的辐射带动作用范围集中在100公里左右的半径以内”。上海和苏州的距离,恰恰在这个半径之内。上海轨道交通11号线,连接昆山和上海,还是全国首条跨省市的地铁。

在上海的制造业转移浪潮中,苏州近水楼台先得月,还出现了从上海引进“星期日工程师”这样有趣的现象,上海和苏州也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资源虹吸,是区域经济的一个普遍现象,由此很容易形成中心城市发达,环中心城市带落后的局面。但苏州毗邻上海,却还成长为GDP超两万亿、常住人口过千万的特大城市,到底是为什么呢?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参考成都,环绕成都的城市,经济总量最高的只有3000亿出头,成都高首位度的同时,省域内部经济落差明显。

事实上,虹吸效应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阶段。


上海发展至今,资源集聚效应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已经处在疏解功能、瘦身健体的阶段了,在落户门槛上也有较高的限制。

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像抽水机一样抽取周边的资源,还会转移一些中低端的产业,而且出于物流成本和协同便利考虑,这种转移不会转移到中西部,而是就近转移到周边。

比如特斯拉生产基地在上海,很多零部件供应商,就分布在苏州、宁波等城市。

这个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前提是城市之间错位分工。在这方面,苏州在产业定位上很早就明确了一点——“上海做的,苏州一般不去做,而苏州要做的,是上海不想做、不便做,或者做起来成本太高的产业”。

▲苏州金鸡湖(图/图虫创意)

影响虹吸效应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体化程度,长三角恰恰是走在了全国前列。三省一市融合程度高,地铁很早就贯通了,“一网通办”“一卡通行”也提升了便利程度。

行政壁垒破除,资源双向流动,单向度的虹吸效应就会大大削弱。即便上海虹吸苏州,上海的一些资源,苏州人也能够通过便利的流动去共享,这可以做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避免单向度的汲取。

这解释了很多中西部强省会,有一个高首位度的中心城市,周边地区却始终无法摆脱落后的状态。发展阶段、工业化水平不如上海,一体化程度不如长三角,无疑是重要的因素。

不过,作为“大树底下的碧螺春”,既然是错位分工,一些高端的产业资源,特别是高端的服务业资源要素,苏州可能很难从上海手中承接过来。

但话说回来,一个地级市,能靠开放搞活收获今天的成就,还要什么自行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