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汤八迁”。
这是说，商族自契创立至成汤灭夏已经八迁。
正所谓殷人屢迁，前八后五。商王朝的中商时期，又有了“九世五迁”。
难不成殷商这一族裔“搬家”上瘾？
《殷本纪》记述了自契开始的商族先公和后王。甲骨卜辞证明，司马迁排列出的商王世系绝大部分是确凿的史实。
但也有一个问题。
司马迁说，“契”是商族的始祖。可他又说，帝喾的次妃有娀氏之女，吞食了玄鸟所生之卵生下了“契”。从辈分上讲，帝喾就应该是“契”的父亲，不管是不是亲生的。
甲骨卜辞中，后世商王确实祭祀一个叫“夒”的高祖。王国维等甲骨大家考证，“夒”，即“喾”即“舜”亦即“帝俊”。而“契”，另有甲骨文与之对应。
这件事，咱们另文再说。这里暂就从“契”说起。
（祭祀高祖夒的甲骨卜辞）
《殷本纪》云：“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
从文献记载以及通过甲骨卜辞验证的先商十四世先公来计算，由契为代表的商族，兴起于公元前2300年前后的“尧舜禹”时代是可信的。河北龙山文化遗址，为此说提供了历史年代学证据。
《殷本纪》载：“（契）封于商”。《世本》说：“契居蕃”。
关于商族发祥地，历来众说纷纭，有影响的说法归为七种。近些年来，学者们的认知逐渐统一，更多人赞同商族最初起源于冀南古漳水一带。考古发现的河北磁县番吾左近的涧沟类型遗迹，为这一判断提供了历史地理学依据。
史籍中的“商”，即由“滳水”或“漳水”而来。“蕃”，即“番”，也即“亳”之音伪。而史载的“番吾”，实为“番”之缓读。
学者们称，《诗·商颂》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所指，就在磁县和漳水流域。
对《殷本纪》所云：“自契至汤八迁”，唐初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进行过考证。但只考出四地——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和汤居亳。
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列出了八地——契居商、昭明居砥石再迁于商、相土居商丘、商侯迁于殷、殷侯复归商丘、上甲居邺、汤迁于亳。
王国维在《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中也列出了八地——契居蕃、昭明迁于砥石再迁于商、相土居商丘、相土迁于泰山脚下的东都、商侯迁于殷、殷侯复归商丘、汤居亳。
当代，更多学者赞同八迁之地为——契居蕃、昭明迁于砥石再迁于商、相土居商丘、商侯迁于殷、上甲微居邺、殷侯复归商丘、汤居亳。
尽管对于“自契至汤八迁”的具体地望有不同见解，但学者们在一个观点上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殷人屢迁之立国前的“八迁”，绝不同于中商的“九世五迁”——这“八迁”，恰恰是商族崛起过程中的因时而谋、因势而动的主动之为。
择其要者而言之。
昭明居砥及迁商。
商族的首领，契之后便是昭明。
《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世本》：“昭明居砥石。”
丁山先生考证说，“砥”为“泜”之传写之误。古泜水，于今河北隆平县北入宁晋泊，宁晋泊再于冀县北入滹沱河。而古石济水出常山房子赞皇山，东流入泜，故泜水与石济水合称“砥石水”。
昭明成为商族首领后，从契所居的磁县至漳水一带，将全族迁到了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一带的泜水、石济水流域。后来，他又带领全族，回到了商族最早的聚居地“商”。
从《尚书·尧典》开始，到《国语》《史记》，都说商契在帝尧朝里做司徒一类的大官。进一步，从黄帝开始，尧舜禹、商契、周文又被说成是一家。这大约与周代逐渐强化的“大一统”观念有关。不过，也旁证商族与前述各个族群部落早有联系。
昭明对应夏代的太康。
史籍载，夏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然而这位新夏王声色犬马、十年不理政事，结果被后羿放逐，史称“太康失国”。
夏王朝内部不稳，恰好是商族发展的大好时机。昭明就是在这样的外部有利条件下，带领全族实现了两次迁徙并抓住了族裔快速发展的机会。
相土居商丘。
昭明之后的商族第三代首领是相土，对应夏代的帝相。
《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世本》：“契居蕃，相土徙商丘。”
“商丘”，自古有三个——一为宋国之商丘，在今河南商丘；一为卫国属地，在今河南濮阳；一为《史记·集解》引贾逵说“商丘在漳南”。
现在学者们认为，三个“商丘”中，濮阳“商丘”当得名最早，应是相土所迁之地。
在甲骨卜辞中，“商丘”被称为“丘商”。后世商王，多次占卜贞问要在这里举行大祭；武丁的妻子妇妌还曾在这里发展农业生产。这些确凿发生的史实 ，大约与相土带领商族迁于此地，并数代开发有关。
《竹书纪年》载“（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作乘马”，就是使用马匹拉车。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件事，有伟人说：不在于人们生产生什么，而在于人们用什么工具生产。以马拉车，不仅是生产工具的一个巨大发明，也是作战力量的急剧增强。
《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田昌五先生考证，“海外”，指“雷泽”和“巨野则”以东。就是说，相土时期，已经将商族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现在的山东一带。
当时商族军力大增的另一个佐证，是《吕氏春秋·古乐》所载的“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
相土不仅“作乘马”，而且驯养大象参与作战。甲骨卜辞中，多有“省象”的记载，即商王视察大象驯养场。很可能，商族驯养象的传统，便始于相土时期。
《史记·索引》对相土评价极高，说“相土佐夏，功著于商。”
商族，在“商丘”居住了数代。相土之后，商族首领是昌若，昌若之后是曹圉，再之后是对应夏代少康的商侯冥。
《竹书纪年》：“（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河”，指黄河。据说，商侯冥被委任为治理黄河的官员后，“勤其官”，恪尽职守，不辞劳苦，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夏帝柕十三年“死于水”，死在治水现场。
《展禽论祀爰居》云：“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
殷商的郊祀，是重大祭祀活动。这个“郊祀”，大概最早就是在商侯冥曾经治河的“工地”，以纪念冥之重大功绩。
（后世商王祭祀先王亥的甲骨卜辞，亥作鸟形）
商侯迁于殷。
后来，很可能因为爆发大洪水，“商丘”被淹，商族被迫再迁，到了殷地，也就是现在的安阳附近。
此时的商侯，应是司马迁有意隐去的第七任王亥，或曰“振”。
商族，早已进入农耕时代。王亥的功绩，在于率领族众在继续发展农耕的同时，还大力发展畜牧业。
（清华楚简《保训》）
《竹书纪年》《山海经》，特别是清华楚简《保训》记载，王亥大量驯养牛羊等家畜，然后留下继续繁殖和本族食用的部分，将其他多余的，和弟弟王恒一起贩卖到北方易水一带的“有易”“河伯”等族处，还用牛车（服牛）拉着其他“剩余产品”一并进行交易。
夏帝泄十二年，王亥在“有易”族处，据说因为跳一种“热辣”的“干舞”和一个女孩好上了。“有易”族的首领绵臣杀掉了王亥，扣下了牛羊和货物，赶走了其他人。
被赶回来的王恒做了商族首领，但他一直拖了四年，对哥哥被害一事三缄其口，无动于衷。
这是商族一次重大的受挫。
（后世商王合祭先王上甲微至祖丁的甲骨卜辞）
上甲微迁于邺。
对于王亥之死，虽然同行的弟弟王恒做了商族首领后毫无表示，王亥之子上甲微却心有不甘。他沿着父亲的行迹调查了四年，终于搞清楚了王亥被“有易”族绵臣杀害的真像，叔叔王恒亦很可疑。于是他向“河伯”族借兵，一举杀了绵臣，灭了“有易”族。回来后，又罢黜了王恒，自己做了商族首领。《天问》，记载了上甲微剪灭绵臣和“有易”的惨烈之战。
《世本》说：“上甲微居邺。”
鉴于上述的巨大变故，大概上甲微认为必须“重打鼓，另开张”，于是迁商族至邺地。
一般认为，“邺”在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之东。
曹操曾定都于“邺”，曹丕迁都洛阳后，“邺”仍然为五都之一。现在学者们指出，此“邺”非彼“邺”，上甲微所迁之“邺”在临漳西南，而魏郡之“邺”在洹水北岸，虽相距不远，但毕竟不是一个地方。
上甲微灭“有易”，使商族深仇大恨得报，商族真正走上了军事强悍之路。从他开始，确立了延续数百年的商王奉天敬祖祭祀传统。他也被后世商王看作是“开国之君”，祭祀中称为“高祖”，后世王对先公先王的“合祭”中，上甲微排在首位。
上甲微，是商公商王中，第一位有“庙号”的先公。
上甲微之后，相继是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担任商族首领，居地史无记载，大约还在“邺”，亦或“殷”。
在以后，就是示癸之子商汤。他曾居于临近濮阳的“郼亳”，后在商丘附近建军事指挥中心，并在与夏桀决战前迁往“郑亳”，打败夏桀后，营建了新都“郑州商城”。
商灭夏，是另一段故事，这里不再细说。
（先商迁徙与商朝迁都示意图）
综上可知——
第一，史籍所载先商“八迁”并非虚构，商族在崛起过程中，或许有更多次迁徙，“八迁”是其中重要的几次。
第二，殷人屢迁，前八后五。“前八”和“后五”的性质截然不同。如前所述，前“八迁”，正是商族因时而谋、因势而动的主动之为，与后“五迁”的不得不迁，是商族兴起和衰落两个阶段的集中体现。
第三，自契至汤，先商十四位先公尽管“八迁”，但其范围不出冀南和豫北一带，基本在黄河流域左近。考古发现的“下七垣文化”遗存，大致涵盖了先商族群活动的范围，特别是先商中后期的活动范围。“下七垣文化”虽可能主要以先商文化为内涵，但也包含其他族裔的文化在内。而先商早期，亦在河北“龙山文化”之内。
结论是——夏商，并非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夏商同时，也有文化相同的不同族裔生活在周边，这也证实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延续性发展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