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强调一点，就这个案子而言，不管男方女方，都是孤立的人，虽然案件本身已经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应成为男女对立的理由。
昨天，8月25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一审开庭，由于牵扯双方隐私，所以是不公开开庭，目前一审程序已经结束，但没有当庭宣判，法院要求双方刑事和解。
由这儿来看，可以肯定检方掌握了男方的犯罪证据，能够证明男方强奸犯罪罪名成立。
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要求双方和解，最大可能是本案法官从情感角度帮助男方获得从轻处罚的可能。
从之前的公开信息看，男方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安局，检察院也固定了相关证据，这也是男方从5月案发到现在一直被羁押的原因。
在审理过程中，男方应该已经认罪认罚。那么就是说，基于男方这种态度，可以在法定刑期之下从轻处理，强奸罪的起刑点是三年，认罪认罚之后且得到受害人谅解，可以在法定刑以下进行处理。
只是目前一审的这个处理结果，法与情的冲突可能就更理不清了，这个案子会带来什么社会影响，舆论将起到什么作用，就很难说了。
在这儿简单说说案件经过，男方和女方经婚介牵线相识，谈了三个月，5月1日这天订婚，订婚宴之后，男方女方到了婚房。第二天，女方报警被男方强奸。
这是警方第一次接到女方报案，到现场经过了解，得知是准夫妻关系，也就是我们说的已经订婚，所以建议和解，这时候女方提出：一是立即在房产证上加名字；二是立即给完剩下的10万彩礼。
为什么女方提这个要求，因为按之前双方约定，男方要给女方20万彩礼，另外就是在房产证上加上女方的名字，订婚这天男方这边只拿出来了10万彩礼。不过男方这边找了几个中间人，签了字据，剩下的10万彩礼结婚时补上，结婚一年后将女方名字加到房产证上。
所以当女方报警，男方父母听到女方的要求后，应该是觉得前一天晚上在婚房发生的事儿是一场有预谋的敲诈。男方母亲在接受采访时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基于这种心态，男方这边肯定不能答应女方的条件，于是隔了一天，5月3日女方再次报警。
这次警方很快对男方进行了批捕，现在从公开信息看，是男方在准丈母娘与其电话通话时承认了与女方发生关系。按媒体的报道来看，准确的说是准丈母娘在打电话录音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了发生关系后，要承担责任这件事上，男主以为就是要花点钱或者怀孕了要为孩子负责任，所以回答了“是的”这一关键词。但从公安局能移交检察院，然后再到法院，这个过程没有发回重审的这个情况看，男方认罪是一方面，警方和检方的证据链应该是完整的。
由这儿再看法院昨天的态度，个人感觉，在法的层面应该是有充分证据，该定罪定罪。但在情的层面，是希望给男方留下点儿机会的。也就是说，如果男方能拿到女方的谅解书，判缓刑的概率就比较大。
前面说了这案子牵扯到个人隐私未公开开庭，所以有太多的细节没有披露，按正常思路，正常的社会价值观看，男方强奸罪名成立更符合常理。如果按男方母亲的说法，就因为没有给女方彩礼和将女方名字加到房产证上，就被女方设套控告强奸，公安局，检察院也没调查出来，这事儿就未免太过荒唐了。
假设，只是假设啊，如果真是女方这么干了，还干得天衣无缝，那么这个社会就未免太过荒唐了。
最后还得再说说婚姻制度与法律的冲突，从传统和婚姻制度上，婚姻给男人产生了性同意的错觉，但是按照法律规定结婚与发生性关系其实是两码事，因为按法律规定，婚内都可以强奸何况订婚，别说订婚不算结婚。但是你要按传统来说，不结婚订婚干嘛，至少在民间传统观念看来是一样的。
从这个案子来说，婚姻制度为强奸性犯罪提供了错误引导。因为如果婚后男人没有性权利，不说欲望上的诉求，就说传播基因的这种天然需求达不到，那么男方岂不是只有出钱的责任没有任何权利，女方也不需要承担任何义务。这权责就明显不公平。
当然法律的初衷是保护相对弱势的女性，但是也为敲诈勒索男方钱财的女性提供的天然的犯罪温床。这其实是
法与情最矛盾的地方。法律层面，法律对婚内强奸判定不清，从法理上来说是违背妇女意志，但是如何判定呢？以妇女的说辞为依据，证据不够充分，客观证据事实上又很难提取。如果是男方特别强势使用了暴力手段，那就存在其他暴力犯罪，强奸成了既遂犯罪之一。
再说可能会引来太多的口水仗，只是想强调一点，法律在私域层面可能不应干涉太多，像婚内强奸这种取证难度非常大的事儿，不仅增加了执法难度，也违背了责权公平原则。法与情在这种事儿上是有严重冲突的。如果是以保护女性权益为初衷的话，更应该从整个社会层面去做，而且可做的事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