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 年时，中国军队规模号称 100 万人，实际只有约 60 万战斗人员。
其中有17.5万装备现代化的新军，17.5万由各省建立的半现代化的地方新军。
地方新军成立于1907年，兵员来自于原绿营军、勇军和其他杂牌军。
还未遣散的5万绿营军和八旗兵混合军队中有7.5万受过西式军事训练。
此时中国军官总数约7万人，高级将领占10％，其中有约800人在日本学习过①。
军官素质和受教育程度比老式军队都有大幅度提高，也较“以文领兵”时代军官的战斗素养大为提高。
总之，经过50年的西式化军事建设，中国有了一支丢掉冷兵器的37.5万人的军队了，完成这一改造军队的成就，比那些早期实现欧洲化的国家所用的时间都要长，付出的代价也大得多。
新军按照清政府的军队改造计划被分成36个镇（师），实际1911年时只部署了26个镇。
其中由李鸿章－袁世凯掌控的北洋军集团（6个镇）和张之洞创建的湖北－江南新军系列，是战斗力和素养较高的两个军事系列。
由于袁世凯善于结党营私，用小恩小惠扶植党羽，始终保持着对北洋军的控制。
袁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动物，加上在1898年曾经出卖过推行维新变法的光绪，使北洋军的军官在接受新思想方面弱一些,也有一些政治小组存在于北洋军中，如冯玉祥（1882－1948年）曾参加过一个小组的活动，武昌起义后，曾以管带之职（营长）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递解保定。
或许北洋军受《辛丑条约》规定不得驻扎在天津，而只能驻扎在保定等较封闭的二级城市和小城镇，也是影响北洋军军官接受新思想较少的一个因素。
湖北－江南新军系列分散在南方各省，张之洞1909年去世后，彼此拥兵自立。
得益于张之洞重视军事教育，相较于北洋军技术教育素质要好，军官都是武备学堂的学生，士兵也大多有一定的文化。
重要的是，一批曾经派遣留学日本的士官大多出身书香门第，彼此之间的联系较紧密，也在留学期间接受过新思想，不少人与同盟会成员有着一定的接触，甚至本身就曾经是同盟会成员。
武昌起义的成功与这些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周锡瑞考证，1905年在湖北黄陂应募入伍的96人中，有36人是廪生或秀才；另外还有一份40名参加新军的秀才名单，他们后来都成了革命党人②。
在叙述武昌起义过程中，我们将革命党人与革命者做了语义上的区分，那些同盟会成员且仍奉孙文为领袖的人以“革命党人”称之，具有反满意识并不再听从于同盟会的人被称为“革命者”。可以发现，武昌起义的主要成员此时应被称为革命者。而在当时的社会上普遍将从事反满秘密活动的人，均统称为“革命党”。
整体来说，此时中国军队的军官之间，基本上缺少凝聚力。
北洋军、八旗军和重要城市巡防营的一些旧军官，仍然保持着对清政府的忠诚，北洋军还保持着对袁世凯的忠诚。
而其他各省的新军中反满情绪也各不相同，即使反满情绪较浓重的广东、湖南、湖北等新军，也大多没有形成军官之间的普遍团结③，只是到了清政府晚期，由于张之洞吝惜人才之故，少数具有革命情绪的士官，在控制较宽松的湖北新军中得以留存，他们通过各类活跃的政治思想团体，渐渐的走上了联合之路，其中共进社和文学社于1911年9月的联合，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此次联合会议上，蒋翎武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在政治方面，刘公被推为总理。④
1911 年春时，湖北新军中革命者已有 20－30％，起义前增加到约 50％。
这意味着在武汉7000名新军中，有3000多名准备参加起义⑤。
而另一估计认为，武汉当时有7000名新军，1500名警察和1000名寻防营,革命党人大约为3595 人⑥；也有估计有5000名革命者。
周锡瑞提出，在湖北新军中大约有介于3000－5000人的革命者，是基本可靠的⑦。
这里说的革命者，指认同通过起义推翻满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且后来参加了武昌起义的湖北新军中的士兵或士官，与同盟会成员那些职业革命者有一定的区别，是一种特指。
【本文完】
注释
①[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 625 页。
②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第 186 页。
③[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 627 页。
④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第 501 页。
⑤参见：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第 217 页。
⑥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第 228－229 页。
⑦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第 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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