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27 09:24·白马茶馆抗战胜利后，我军如何布局，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围绕新四军是留江南还是回江北，新四军军部饶漱石、张云逸与毛泽东等进行了多次讨论。这段历史，在《张云逸传》上得到了展现。由于传记是张云逸的，所以饶漱石就在张云逸等中了。《张云逸传》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未雨绸缪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5年8月12日决定:新四军的战略重点是发展巩固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基本阵地;放弃夺取江南的大城市，但夺取津浦铁路徐州至浦口段及沿线大城市。既然如此，那么为了确保战略重点，当江北需要时可不可以从江南抽兵至江北?另外，在国民党军的包围进攻下，基本阵地以外的其他新四军各部在难以坚持时要不要实行局部的战略转移?这些都是张云逸接下来考虑的问题。也就在8月12日，新四军军部获悉: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准备以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淦指挥第七军等部共四个师以上的兵力，从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等地出发，与新四军争夺津浦铁路蚌埠至浦口段。据此，张云逸等认为，从河南开始东渡新黄河的国民党军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部，必然同时向徐州及淮北津浦线进犯，以策应张淦部的行动，新四军要占领津浦铁路徐州至浦口段，就必须先将李、何两部击退。为此，张云逸等于8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决定集中新四军第二、第三、第四师主力与李、何两部在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决战”。次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集中新四军的三个师与李品仙、何柱国两部作战，事关重大。然而，兵力够不够用?各师能否担负起各自的作战任务?整个作战胜算如何?如万一作战失利，后果如何?这些问题使张云逸等彻夜未眠，反复讨论研究。当时，新四军在江北的情况是:首先，解放区内的伪军还没有解决。在苏中、苏北、淮北等地共有孙良诚、郝鹏举、吴化文及颜秀五、潘干臣、刘相图、李明扬、陈泰运等伪军共计20个师。这些伪军都与国民党保持联络，并准备接受蒋介石的改编。如果不将其消灭，江北阵地就难以巩固。而以苏中军区的力it I很难单独解决其辖区内的孙良诚、李明扬、陈泰运和颜秀五等部。其次，由于形势变化太快，各师执行任务确有实际困难。第四师由于其第十一旅补充、第十二旅编组三个团需要时间，张爱萍等提出非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或其他地方增加三个团，则难以完成夺取徐州、控制淮北津浦线的任务。黄克诚等也要求山东八路军南下作战，首先协助第三师消灭孙良诚部，以除后患。再次，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此次与桂系李品仙部作战尚感兵力不足。桂系部队在国民党军中是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1945年春，新四军以第二师全部加上第三师的第七旅，尚不能解决桂系五个主力团，这次以第二师全部加上第三师的三个旅，也很难击退桂系四个师以上的兵力。另外，1945年江北地区灾荒严重，如万一津浦路作战不能奏效，又不能彻底消灭解放区内的伪军，且一旦在军事上难以保持淮南解放区，新四军在经济和粮食上将遇到无法支持的困难。根据以上情况，张云逸与饶漱石、曾山、赖传珠联名于8月13日上午致电中共中央：“我们经过整晚反复考虑，一致认为如果八路军不能南下增援，江南部队又决不退回江北，仅金江北现有力童，完成占领津浦路东及长江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并击退李品仙、柯柱国来犯，是颇感困难的”“为确保江北与有把握击退国顽来犯的任务起见，只有从江南调回两个旅M江北，而江南则留下两个旅担任之(七师江南部队除外)，并于必要时开往阂浙粉，创造新局面”。当时，苏浙军区共辖四个纵队，其实也就是四个多旅。从江南调两个旅回江北，就等于抽走了江南的一半主力。应当说，张云逸等人的这一建议是十分大胆的。因为中共中央虽然于8月12日放弃了夺取江南大城市的打算，但仍然明确指示江南新四军“决不退回江北”。这说明中共中央仍然把粟裕部作为江南一翼，在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时起战略牵制作用。以新四军主力在江北，一部在江南，夹江配合，这是毛泽东为新四军谋划的新的战略格局。而张云逸等建议从江南抽兵至江北，则与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不尽一致。对于这一点，张云逸等人是清楚的。然而，他们的考虑是，既然新四军的战略重点是巩固江北。津浦路西作战又事关江北能否巩固，那么只要江北需要，江南就要服从江北。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战略重点。应当说，张云逸等人的这种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中共中央接到张云逸等的电报后，认真考虑从江南调兵至江北的利弊得失，几天时间没有回电。张云逸等一面请示，一面把从江南调两个旅到江北的计划付诸实施。14日，张云逸等致电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叶飞:“你一个纵队可以渡江返苏中担任肃清伪顽任务，另一个纵队可由淮南渡江到路东地区参战，在安全有保障条件下越快越好”“由谁带队北返、谁留江南指挥及江南部署如何，盼速告。”然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经过几天考虑，16日以个人名义致电张云逸等:津浦路作战“以打胜战为目的，不以占地为目的。津浦能全占则全占之，不能则占一部，又不能则让顽伪全部代替了日寇位置。亦胜于过去局面。只要日寇投降，大局于我有利。”“江南兵力不调动，有坚持现地，扩展胜利，创造苏浙皖边纵横百里广大根据地，威震江南(江北军亦如此)之极大可能。”‘与其调两个旅至江北，不如留在江南夹江配合为有利。”既然毛泽东明确表态，从江南调两个旅至江北的行动只好停止。张云逸等于16日电告粟裕等:“一切组织照原，所有最近军部决定江南部队北上后一切有关组织人事变动的命令均取消”。是否从江南调兵至江北，不是一般的兵力调动问题。它反映了毛泽东与张云逸等在如何创造对新四军更加有利的战略格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对此，毛泽东认为应当“夹江配合”，张云逸等则主张集中主力于江北。按照毛泽东“夹江配合”的战略构想，张云逸等一面指示江南部队夺取广大乡村和县城，准备迎击国民党军来犯，一面利用江北的现有主力筹划对桂系李品仙部的作战，同时以地方部队和主力一部收复失地。在“夹江配合”的战略构想下，令张云逸等最担忧的是浙东部队和第七师的处境。位于浙东地区的苏浙军区第二纵队主力，地位孤悬，东面是大海，西面是富春江，北面是杭州湾，与苏浙军区主力和上海的浦东、浦西部队无法直接联系，一且国民党军发动进攻，该部只能向浙南转移。从最困难的情况考虑出发，张云逸等以华中局的名义于8月22日致电中共浙东区委书记兼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谭启龙:“如将来情况困难，主力可转浙南龙跃③地区创造新地区。此点仅告少数高级干部作思想准备。目前应派少数干部及短小武装去该地了解情况，沿路建立隐蔽的游击基点，以应付将来可能到来的严重局面。”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但蒋介石毫无诚意，以拖延手段争取时间，来控制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同时分割包围解放区，以达各个击破之目的。到9月中旬，国民党军第七十、第八十八军主力分别向奉化、诸暨及枫桥推进，对苏浙军区第二纵队主力实施战略包围。在此情况下，张云逸等于9月14日致电粟裕、叶飞和中共苏浙区委副书记金明:“我们认为浙东部队应作挺进浙南、就地坚持、转移浙西等三种准备。”新四军第七师部队横跨长江南北，其皖南支队、沿江支队均活动于长江南岸地区。在江南部队不能移兵江北的前提下，形势逆转时这两支部队只能向皖南转移。为此，张云逸等要求皖南支队和沿江支队“将来情况严重，主力无法就地坚持时，可经胡明地区挺入黄山山脉去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并事先作一些必要的准备”。第七师主力虽然位于江北的皖中地区，但脱离新四军的基本阵地，处境不利。特别在桂系国民党军第七军副军长李本一部于1945年7月攻占了和(县)含(山)地区后，第七师与淮南第二师的联系被切断，第七师师部、随营学校、第十九旅和含支队和南下支援第七师的第三师独立旅，都集中在巢湖以南、长江以北的巢(湖)无(为)地区。在国民党军开始抢占安庆、蚌埠，李本一部又不断由东向西压迫的形势下，第七师主力处境孤危。正是基于对第七师前途的考虑，张云逸等把对桂系李品仙部的作战与解决第七师的处境问题联系起来考虑。194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萧劲光统一指挥新四军第四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和山东军区一部，准备对抢占徐州的国民党军何柱国部作战，并要新四军军部独立担负对李品仙部的作战。为此，张云逸等研究决定:在淮南津浦路西地区集中新四军第二、第三师，由第二师政治委员谭震林和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统一指挥，与李品仙部作战。同时抽调第七师主力北上参战。这是在抽调苏浙军区两个旅不成的情况下，张云逸等为解决对桂顽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而采取的又一措施。点击输入图片描述（最多30字）应当说，抽调第七师主力北上淮南，是张云逸等经过深思熟虑、富有远见的一招棋。在张云逸等看来，调第七师主力北上参战，不仅有利于打破桂系国民党军李品仙部的进攻，而且对第七师主力的去留都有好处。如果在津浦路西能打大胜仗，第七师主力返回巢湖以南是不成问题的，但若整个战役打得不好，将来巢南形势必然严重，而第七师主力趁与桂系作战的时机向二师靠拢也是有利的。据此，张云逸等于1945年8月28日致电第七师兼皖江军区师长兼司令员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你们应作主力转移参战及地方以主力一部就地坚持的两种打算。”由于重庆谈判已经开始，新四军只能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对国民党军实施反击，而李品仙部在向蚌埠推进时力避经过解放区，使新四军第二、第三师无法与其在津浦路西“决战”。然而.在国民党军向津浦线推进的情况下。第七师逐渐陷入其战略包围。从军事角度看，到这时第七师完全可以实行战略转移，向第二师靠拢。但在国民党军未发动大规模进攻前就主动放弃皖中解放区，又事关全局，势必对国共和谈及稳定解放区的军心民心产生不利影响。正是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张云逸等于9月2日致电谭希林、曾希圣:我们反复考虑第七师处境，有三种打算:第一，大部主力向第二师靠拢，留下主力一部配合地方坚持，即准备组织若干游击队向大别山挺进，开展游击战争。第二，全部主力原地坚持观变，万分不利时可向大别山、皖南及其他可能生存和发展的地区打开新局面。第三，大部主力向皖南，但从整个局势打算不如向第二师靠拢为有利。如同意向二师靠拢，时间愈早愈好。“但向二师转移，须进行如下准备:1.立即准备船只，侦察路线情况。2.部队必须精干，免受牵累。对不便随军行动人员，可化装或以小部队经江(苏)浙军区到江北。3.此事绝对秘密，主要以主力参战口号和姿态进行动员，否则可能影响群众与干部坚持信心。”同日，张云逸等又把第七师大部主力北上参战、一部主力原地坚持的打算上报了中共中央。在此情况下，谭希林、曾希圣、谭震林和黄克诚纷纷致电新四军军部，都主张第七师大部主力立即向二师转移。由于情况紧急，9月3日张云逸等又致电中共中央:“如果在桂顽进占坪埠之前我无机会给以打击，则今后战场可能转到津浦路西侧成津浦路东。似此，列七师经莱湖转移二师困难极大(但目前七师只有经合肥以西地区始可转到二师)。因此，我们主张七师除留部分坚孩主力配合地方坚待魄中地区与组织几个扮干游击队挺进天别山活动外，大部主力列于桂顽进占件埠时转到二师路西。”“但七师大部主力转移后，魄中阵地仍可能很快变成游击区城或甚互丧失。中央对七师大部主力转移有何指示?盼速复”。中共中央代理主席刘少奇4日复电张云逸等:“七师主力在目前立即向二、三师主力集中，以便形成强大的突击力量是好的.如无特别困难应即刻执行。但这不是放弃皖中地区，应留一部主力坚持皖中，以待将来决战胜利后主力仍回到皖中，扩开皖中局面。在目前除开派小的武工队去侦察大别山内地情况外.暂时不要派大部队向大别山活动，以便桂顽放心倾巢木进，造将来向大别山进攻的有利条件。”5日，刘少奇又致电张云逸等:‘.可考虑留曾希圣在皖中坚持”。中央批准第七师主力转移后，谭屁林、黄克诚表示:第二师可派出四旅到合肥东北之白龙厂及其以南地区接应，同时第二师巢北支队已派出数十名便衣与七师联系。然而，第七师有作战经验的老部队本来就少，这次又要把主力调走，留下坚持的困难可想而知。为此，张云逸等于6日致电曾希圣:“为了稳定人心军心起见，中央及华中局均主张你和李步新仍暂留皖中坚持”，“盼你们多方鼓励坚持干部，镇静渡过此困难转变关头，华中局对你们全部坚持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由于第七师按照张云逸等的指示，事先做好了船只等各方面的准备。主力转移相当顺利。9月8日，师长谭希林率独立旅、第十九旅(欠第五十六团)及师直一部北渡巢湖，接着从合肥、梁园之间北上，10日24时在白龙厂以南、众兴集以北地区与第二师第四旅会合，之后转移到津浦路东地区。由于情况变化，打何柱国部的作战计划被迫取消。李品仙部也未打到。尽管如此，第七师主力的成功转移，为后来第七师全部顺利转移减轻了压力，创造了条件。正当张云逸等为浙东和第七师的安危而寝食不安之际，中共中央对全国战略部署调整的酝酿趋于成熟。根据冀热辽军区和胶东军区关于东北地区情况的汇报，1945年9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并告山东分局:“目前开展东北工作十分重要，延安及华北各地已派大批干部及部队到东北去工作。望从华中东北干部中抽调一批派到东北工作，并立即分别集中，指定负责人率领，经山东分局送往东北。但到东北干部须改换便衣，并以非共产党员面目去工作，其方法另告。"9月14日，中共中央根据朱德会见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的情况，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争取控制东北的方针，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15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决定从华北、华中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到东北工作，其中华中为20个团。同日，刘少奇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去东北干部已从各地抽调约二三千人。并已组织东北局，但干部尚未到达。华中能去东北者应速去。目前东北情况很好发展。要华中配齐廿个团的干部送东北，能否作到，望告。”由于华中地区东北籍和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很少，为了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张云逸等决定“将延安送华中干部全部改送东北”。在此基础上，张云逸等还以华中局的名义于9月18日致电各区党委:“中央决定华北、华中立即派一百个团的干部(从副班长、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须配齐)去东北，并分配华中调派廿个团的干部均不带武器穿便衣，伪装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再发展和装备。”据此，华中各地迅速行动起来，挑选了2500名干部随邓克明的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团北上，进入东北后被分配到松江、嫩江等北满地区。由于争取控制东北成为全党的紧急任务，在此基础上如何创造更加有利的战略格局，成为全党高级干部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此形势下，黄克诚于9月14日致电华中局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在蒋介石毫无和平诚意的情况下，中共应主动放弃一些地区，集中力童创造有铁路有城市的大片战略根据地。为此，他提出应把东北创造成总根据地，把晋察绥创造成第一战略根据地，把山东创造成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地区则为第二战略根据地的卫星。为执行上述方针，山东应调三万人到五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三万到六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个师主力中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顽作战，毫无希望，估计将来被截断之后，会被迫打游击，以坚强之主力去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应当说，黄克诚时江南新四军的处理意见与张云逸等先前调两个旅渡江北上的意见不谋而合。在全国战略格局面临调整的情况下，16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谈判正进行中，全国内战危险虽仍较大，但和平局面仍有可能。你们在苏南、浙东、皖南三地部队，如果和平实现，有转移江北之可能。望你们立即注意控制北上通路，保证北上安全，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望即拟具休意见电告。”17日，张云逸等以华中局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九月十六日电悉。(一)此次国顽进占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一般进免经我地区，且藉敌作掩护，故求打胜仗转移局势、便利谈利已不可能。依据目前各方情况列断，国顽拟对我采取拉制交通、分钊地区、求得各个击破的方针。(二)如果在过去情况与我战略要求下，苏南、浙东、魄南部队决留原地有重大惫义，且已收到很大效果(如收复许多县城地区，提高我政治地位)。但在今天新的情况下(如对顽已打不到，扩大地区已达一定限度，山东急须派大批主力前往东北，为应付内战危险须集中主力等)，如果江南主力分散各地，似将害多利少。故我们提议将江南一师大部主力调回江北集中，江南各地则仍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三)如果中央同愈一师大部主力可速返江北，我们提议浙东、皖南除各留一部坚强主力配合地武鱿地坚持外，浙东可抽两个团约三千人转移到苏南，魄南部分主力则可转向果南地区。苏南除留下一师一个主力旅(三个团)约七千人及浙东两个团，配合苏南全部地方兵团坚持苏南斗争外，可抽调两个主力旅(共六个团计一万四千人)即返苏北，并于策、叶中留下一人主持苏南工作。(四)按照目前情况与顽军进展速度，浙东主力转移应在丰月左右完成，苏南主力向江北转移亦不宜延至一个月以上，否则安全无保证，且可影响留下坚持之部队与干部的情堵。因此，我们主张浙东、苏南主力转移，时间越快越好。(五)我们贾怡计在全国谈利中，江南主力过早转移，可能发生不良影响。但苏南留下主力与地方兵团.除县区武装外，有一万二千人。如知国顽以较小部队向我进攻，则仍有歼其一二个团的把握;如顽大举向我进攻，在万不得已时，主力可组成若干坚强挺进队，分向阂浙精、浙南与黄山地区打开新局面。（六)上述各点.是否可行.盼速示复。我们已注意北上交通安全准备。在这封电报中，张云逸等仍主张将江南新四军主力调往江北。特别是：“如果江南主力分散各地，似将害多利少”、“将江南一师大部主力调回江北集中”的建议，迅速融入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9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胜重庆的中共谈判代表团，在通报了华中局上述意见后指出:“我们觉得浙东与皖南部队及党政应全部转移(只留秘密工作者），留一部坚持有被消灭危险。苏南部队如要转移。第一步转移主力，第二步亦全部转移。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此作为一个对国党让步姿态出现。”同日，中共谈判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同意你们及张、饶计划，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9月19日最终形成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即一面调兵进入东北，一面将江南新四军等部撤至江北。从1945年8月10日到9月19日这一个多月，是张云逸一生中最紧张的时期之一。如果说从8月12日开始，中共中央把新四军的战略重点从同时夺取津浦铁路徐州至浦口段和沪宁杭地区，转变为只发展巩固江北的基本阵地，是一项英明和正确的战略决策，那么张云逸等此后提出从江南调两个旅至江北，组织第七师主力的转移，则是对这一战略决策的进一步完善。如果说从“夹江配合”到“向南防御”，是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特别是国共和谈情况所进行的艰苦探索的结果，那么这一结果也包含了张云逸等对浙东、皖南、苏南和皖中新四军前途的担优。张云逸等根据全国形势变化所提出的“江南主力分散各地，似将害多利少”，“将江南一师大部主力调回江北集中”的建议，对中共中央最后定下“向南防御”决心，进而将江南新四军和第七师主力全部撤至江北的基本阵地，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应该夹江配合
抗战胜利后，我军如何布局，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围绕新四军是留江南还是回江北，新四军军部饶漱石、张云逸与毛泽东等进行了多次讨论。这段历史，在《张云逸传》上得到了展现。由于传记是张云逸的，所以饶漱石就在张云逸等中了。
《张云逸传》
未雨绸缪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5年8月12日决定:新四军的战略重点是发展巩固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基本阵地;放弃夺取江南的大城市，但夺取津浦铁路徐州至浦口段及沿线大城市。
既然如此，那么为了确保战略重点，当江北需要时可不可以从江南抽兵至江北?另外，在国民党军的包围进攻下，基本阵地以外的其他新四军各部在难以坚持时要不要实行局部的战略转移?这些都是张云逸接下来考虑的问题。
也就在8月12日，新四军军部获悉: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准备以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淦指挥第七军等部共四个师以上的兵力，从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等地出发，与新四军争夺津浦铁路蚌埠至浦口段。
据此，张云逸等认为，从河南开始东渡新黄河的国民党军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部，必然同时向徐州及淮北津浦线进犯，以策应张淦部的行动，新四军要占领津浦铁路徐州至浦口段，就必须先将李、何两部击退。为此，张云逸等于8月12日致电中共中央，决定集中新四军第二、第三、第四师主力与李、何两部在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决战”。次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集中新四军的三个师与李品仙、何柱国两部作战，事关重大。然而，兵力够不够用?各师能否担负起各自的作战任务?整个作战胜算如何?如万一作战失利，后果如何?这些问题使张云逸等彻夜未眠，反复讨论研究。
当时，新四军在江北的情况是:
首先，解放区内的伪军还没有解决。在苏中、苏北、淮北等地共有孙良诚、郝鹏举、吴化文及颜秀五、潘干臣、刘相图、李明扬、陈泰运等伪军共计20个师。这些伪军都与国民党保持联络，并准备接受蒋介石的改编。如果不将其消灭，江北阵地就难以巩固。而以苏中军区的力it I很难单独解决其辖区内的孙良诚、李明扬、陈泰运和颜秀五等部。
其次，由于形势变化太快，各师执行任务确有实际困难。第四师由于其第十一旅补充、第十二旅编组三个团需要时间，张爱萍等提出非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或其他地方增加三个团，则难以完成夺取徐州、控制淮北津浦线的任务。黄克诚等也要求山东八路军南下作战，首先协助第三师消灭孙良诚部，以除后患。
再次，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此次与桂系李品仙部作战尚感兵力不足。桂系部队在国民党军中是比较有战斗力的部队。1945年春，新四军以第二师全部加上第三师的第七旅，尚不能解决桂系五个主力团，这次以第二师全部加上第三师的三个旅，也很难击退桂系四个师以上的兵力。
另外，1945年江北地区灾荒严重，如万一津浦路作战不能奏效，又不能彻底消灭解放区内的伪军，且一旦在军事上难以保持淮南解放区，新四军在经济和粮食上将遇到无法支持的困难。
根据以上情况，张云逸与饶漱石、曾山、赖传珠联名于8月13日上午致电中共中央：
“我们经过整晚反复考虑，一致认为如果八路军不能南下增援，江南部队又决不退回江北，仅金江北现有力童，完成占领津浦路东及长江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并击退李品仙、柯柱国来犯，是颇感困难的”“为确保江北与有把握击退国顽来犯的任务起见，只有从江南调回两个旅M江北，而江南则留下两个旅担任之(七师江南部队除外)，并于必要时开往阂浙粉，创造新局面”。
当时，苏浙军区共辖四个纵队，其实也就是四个多旅。从江南调两个旅回江北，就等于抽走了江南的一半主力。
应当说，张云逸等人的这一建议是十分大胆的。因为中共中央虽然于8月12日放弃了夺取江南大城市的打算，但仍然明确指示江南新四军“决不退回江北”。
这说明中共中央仍然把粟裕部作为江南一翼，在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时起战略牵制作用。以新四军主力在江北，一部在江南，夹江配合，这是毛泽东为新四军谋划的新的战略格局。而张云逸等建议从江南抽兵至江北，则与毛泽东的战略构想不尽一致。
对于这一点，张云逸等人是清楚的。然而，他们的考虑是，既然新四军的战略重点是巩固江北。津浦路西作战又事关江北能否巩固，那么只要江北需要，江南就要服从江北。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战略重点。应当说，张云逸等人的这种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中共中央接到张云逸等的电报后，认真考虑从江南调兵至江北的利弊得失，几天时间没有回电。
张云逸等一面请示，一面把从江南调两个旅到江北的计划付诸实施。14日，张云逸等致电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叶飞:“你一个纵队可以渡江返苏中担任肃清伪顽任务，另一个纵队可由淮南渡江到路东地区参战，在安全有保障条件下越快越好”“由谁带队北返、谁留江南指挥及江南部署如何，盼速告。”
然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经过几天考虑，16日以个人名义致电张云逸等:津浦路作战“以打胜战为目的，不以占地为目的。津浦能全占则全占之，不能则占一部，又不能则让顽伪全部代替了日寇位置。亦胜于过去局面。只要日寇投降，大局于我有利。”“江南兵力不调动，有坚持现地，扩展胜利，创造苏浙皖边纵横百里广大根据地，威震江南(江北军亦如此)之极大可能。”‘与其调两个旅至江北，不如留在江南夹江配合为有利。”
既然毛泽东明确表态，从江南调两个旅至江北的行动只好停止。张云逸等于16日电告粟裕等:“一切组织照原，所有最近军部决定江南部队北上后一切有关组织人事变动的命令均取消”。
是否从江南调兵至江北，不是一般的兵力调动问题。它反映了毛泽东与张云逸等在如何创造对新四军更加有利的战略格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对此，毛泽东认为应当“夹江配合”，张云逸等则主张集中主力于江北。
按照毛泽东“夹江配合”的战略构想，张云逸等一面指示江南部队夺取广大乡村和县城，准备迎击国民党军来犯，一面利用江北的现有主力筹划对桂系李品仙部的作战，同时以地方部队和主力一部收复失地。
在“夹江配合”的战略构想下，令张云逸等最担忧的是浙东部队和第七师的处境。
位于浙东地区的苏浙军区第二纵队主力，地位孤悬，东面是大海，西面是富春江，北面是杭州湾，与苏浙军区主力和上海的浦东、浦西部队无法直接联系，一且国民党军发动进攻，该部只能向浙南转移。从最困难的情况考虑出发，张云逸等以华中局的名义于8月22日致电中共浙东区委书记兼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谭启龙:“如将来情况困难，主力可转浙南龙跃③地区创造新地区。此点仅告少数高级干部作思想准备。目前应派少数干部及短小武装去该地了解情况，沿路建立隐蔽的游击基点，以应付将来可能到来的严重局面。”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但蒋介石毫无诚意，以拖延手段争取时间，来控制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同时分割包围解放区，以达各个击破之目的。
到9月中旬，国民党军第七十、第八十八军主力分别向奉化、诸暨及枫桥推进，对苏浙军区第二纵队主力实施战略包围。在此情况下，张云逸等于9月14日致电粟裕、叶飞和中共苏浙区委副书记金明:“我们认为浙东部队应作挺进浙南、就地坚持、转移浙西等三种准备。”
新四军第七师部队横跨长江南北，其皖南支队、沿江支队均活动于长江南岸地区。在江南部队不能移兵江北的前提下，形势逆转时这两支部队只能向皖南转移。为此，张云逸等要求皖南支队和沿江支队“将来情况严重，主力无法就地坚持时，可经胡明地区挺入黄山山脉去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并事先作一些必要的准备”。
第七师主力虽然位于江北的皖中地区，但脱离新四军的基本阵地，处境不利。
特别在桂系国民党军第七军副军长李本一部于1945年7月攻占了和(县)含(山)地区后，第七师与淮南第二师的联系被切断，第七师师部、随营学校、第十九旅和含支队和南下支援第七师的第三师独立旅，都集中在巢湖以南、长江以北的巢(湖)无(为)地区。在国民党军开始抢占安庆、蚌埠，李本一部又不断由东向西压迫的形势下，第七师主力处境孤危。
正是基于对第七师前途的考虑，张云逸等把对桂系李品仙部的作战与解决第七师的处境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1945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林彪、萧劲光统一指挥新四军第四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和山东军区一部，准备对抢占徐州的国民党军何柱国部作战，并要新四军军部独立担负对李品仙部的作战。为此，张云逸等研究决定:在淮南津浦路西地区集中新四军第二、第三师，由第二师政治委员谭震林和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统一指挥，与李品仙部作战。同时抽调第七师主力北上参战。这是在抽调苏浙军区两个旅不成的情况下，张云逸等为解决对桂顽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而采取的又一措施。
应当说，抽调第七师主力北上淮南，是张云逸等经过深思熟虑、富有远见的一招棋。
在张云逸等看来，调第七师主力北上参战，不仅有利于打破桂系国民党军李品仙部的进攻，而且对第七师主力的去留都有好处。如果在津浦路西能打大胜仗，第七师主力返回巢湖以南是不成问题的，但若整个战役打得不好，将来巢南形势必然严重，而第七师主力趁与桂系作战的时机向二师靠拢也是有利的。据此，张云逸等于1945年8月28日致电第七师兼皖江军区师长兼司令员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你们应作主力转移参战及地方以主力一部就地坚持的两种打算。”
由于重庆谈判已经开始，新四军只能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对国民党军实施反击，而李品仙部在向蚌埠推进时力避经过解放区，使新四军第二、第三师无法与其在津浦路西“决战”。
然而.在国民党军向津浦线推进的情况下。第七师逐渐陷入其战略包围。从军事角度看，到这时第七师完全可以实行战略转移，向第二师靠拢。但在国民党军未发动大规模进攻前就主动放弃皖中解放区，又事关全局，势必对国共和谈及稳定解放区的军心民心产生不利影响。
正是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张云逸等于9月2日致电谭希林、曾希圣:我们反复考虑第七师处境，有三种打算:第一，大部主力向第二师靠拢，留下主力一部配合地方坚持，即准备组织若干游击队向大别山挺进，开展游击战争。第二，全部主力原地坚持观变，万分不利时可向大别山、皖南及其他可能生存和发展的地区打开新局面。第三，大部主力向皖南，但从整个局势打算不如向第二师靠拢为有利。如同意向二师靠拢，时间愈早愈好。“但向二师转移，须进行如下准备:
1.立即准备船只，侦察路线情况。2.部队必须精干，免受牵累。对不便随军行动人员，可化装或以小部队经江(苏)浙军区到江北。3.此事绝对秘密，主要以主力参战口号和姿态进行动员，否则可能影响群众与干部坚持信心。”
同日，张云逸等又把第七师大部主力北上参战、一部主力原地坚持的打算上报了中共中央。在此情况下，谭希林、曾希圣、谭震林和黄克诚纷纷致电新四军军部，都主张第七师大部主力立即向二师转移。
由于情况紧急，9月3日张云逸等又致电中共中央:
“如果在桂顽进占坪埠之前我无机会给以打击，则今后战场可能转到津浦路西侧成津浦路东。似此，列七师经莱湖转移二师困难极大(但目前七师只有经合肥以西地区始可转到二师)。因此，我们主张七师除留部分坚孩主力配合地方坚待魄中地区与组织几个扮干游击队挺进天别山活动外，大部主力列于桂顽进占件埠时转到二师路西。”“但七师大部主力转移后，魄中阵地仍可能很快变成游击区城或甚互丧失。中央对七师大部主力转移有何指示?盼速复”。
中共中央代理主席刘少奇4日复电张云逸等:“七师主力在目前立即向二、三师主力集中，以便形成强大的突击力量是好的.如无特别困难应即刻执行。但这不是放弃皖中地区，应留一部主力坚持皖中，以待将来决战胜利后主力仍回到皖中，扩开皖中局面。在目前除开派小的武工队去侦察大别山内地情况外.暂时不要派大部队向大别山活动，以便桂顽放心倾巢木进，造将来向大别山进攻的有利条件。”5日，刘少奇又致电张云逸等:‘.可考虑留曾希圣在皖中坚持”。
中央批准第七师主力转移后，谭屁林、黄克诚表示:第二师可派出四旅到合肥东北之白龙厂及其以南地区接应，同时第二师巢北支队已派出数十名便衣与七师联系。
然而，第七师有作战经验的老部队本来就少，这次又要把主力调走，留下坚持的困难可想而知。为此，张云逸等于6日致电曾希圣:“为了稳定人心军心起见，中央及华中局均主张你和李步新仍暂留皖中坚持”，“盼你们多方鼓励坚持干部，镇静渡过此困难转变关头，华中局对你们全部坚持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
由于第七师按照张云逸等的指示，事先做好了船只等各方面的准备。主力转移相当顺利。9月8日，师长谭希林率独立旅、第十九旅(欠第五十六团)及师直一部北渡巢湖，接着从合肥、梁园之间北上，10日24时在白龙厂以南、众兴集以北地区与第二师第四旅会合，之后转移到津浦路东地区。
由于情况变化，打何柱国部的作战计划被迫取消。李品仙部也未打到。尽管如此，第七师主力的成功转移，为后来第七师全部顺利转移减轻了压力，创造了条件。
正当张云逸等为浙东和第七师的安危而寝食不安之际，中共中央对全国战略部署调整的酝酿趋于成熟。
根据冀热辽军区和胶东军区关于东北地区情况的汇报，1945年9月7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并告山东分局:“目前开展东北工作十分重要，延安及华北各地已派大批干部及部队到东北去工作。望从华中东北干部中抽调一批派到东北工作，并立即分别集中，指定负责人率领，经山东分局送往东北。但到东北干部须改换便衣，并以非共产党员面目去工作，其方法另告。"9月14日，中共中央根据朱德会见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的情况，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争取控制东北的方针，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15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决定从华北、华中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到东北工作，其中华中为20个团。
同日，刘少奇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去东北干部已从各地抽调约二三千人。并已组织东北局，但干部尚未到达。华中能去东北者应速去。目前东北情况很好发展。要华中配齐廿个团的干部送东北，能否作到，望告。”
由于华中地区东北籍和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很少，为了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张云逸等决定“将延安送华中干部全部改送东北”。在此基础上，张云逸等还以华中局的名义于9月18日致电各区党委:“中央决定华北、华中立即派一百个团的干部(从副班长、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须配齐)去东北，并分配华中调派廿个团的干部均不带武器穿便衣，伪装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再发展和装备。”据此，华中各地迅速行动起来，挑选了2500名干部随邓克明的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团北上，进入东北后被分配到松江、嫩江等北满地区。
由于争取控制东北成为全党的紧急任务，在此基础上如何创造更加有利的战略格局，成为全党高级干部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此形势下，黄克诚于9月14日致电华中局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在蒋介石毫无和平诚意的情况下，中共应主动放弃一些地区，集中力童创造有铁路有城市的大片战略根据地。为此，他提出应把东北创造成总根据地，把晋察绥创造成第一战略根据地，把山东创造成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地区则为第二战略根据地的卫星。为执行上述方针，山东应调三万人到五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三万到六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个师主力中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顽作战，毫无希望，估计将来被截断之后，会被迫打游击，以坚强之主力去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
应当说，黄克诚时江南新四军的处理意见与张云逸等先前调两个旅渡江北上的意见不谋而合。
在全国战略格局面临调整的情况下，16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谈判正进行中，全国内战危险虽仍较大，但和平局面仍有可能。你们在苏南、浙东、皖南三地部队，如果和平实现，有转移江北之可能。望你们立即注意控制北上通路，保证北上安全，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望即拟具休意见电告。”17日，张云逸等以华中局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
九月十六日电悉。
(一)此次国顽进占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一般进免经我地区，且藉敌作掩护，故求打胜仗转移局势、便利谈利已不可能。依据目前各方情况列断，国顽拟对我采取拉制交通、分钊地区、求得各个击破的方针。
(二)如果在过去情况与我战略要求下，苏南、浙东、魄南部队决留原地有重大惫义，且已收到很大效果(如收复许多县城地区，提高我政治地位)。但在今天新的情况下(如对顽已打不到，扩大地区已达一定限度，山东急须派大批主力前往东北，为应付内战危险须集中主力等)，如果江南主力分散各地，似将害多利少。故我们提议将江南一师大部主力调回江北集中，江南各地则仍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
(三)如果中央同愈一师大部主力可速返江北，我们提议浙东、皖南除各留一部坚强主力配合地武鱿地坚持外，浙东可抽两个团约三千人转移到苏南，魄南部分主力则可转向果南地区。苏南除留下一师一个主力旅(三个团)约七千人及浙东两个团，配合苏南全部地方兵团坚持苏南斗争外，可抽调两个主力旅(共六个团计一万四千人)即返苏北，并于策、叶中留下一人主持苏南工作。
(四)按照目前情况与顽军进展速度，浙东主力转移应在丰月左右完成，苏南主力向江北转移亦不宜延至一个月以上，否则安全无保证，且可影响留下坚持之部队与干部的情堵。因此，我们主张浙东、苏南主力转移，时间越快越好。
(五)我们贾怡计在全国谈利中，江南主力过早转移，可能发生不良影响。
但苏南留下主力与地方兵团.除县区武装外，有一万二千人。如知国顽以较小部队向我进攻，则仍有歼其一二个团的把握;如顽大举向我进攻，在万不得已时，主力可组成若干坚强挺进队，分向阂浙精、浙南与黄山地区打开新局面。
（六)上述各点.是否可行.盼速示复。我们已注意北上交通安全准备。
在这封电报中，张云逸等仍主张将江南新四军主力调往江北。特别是：“如果江南主力分散各地，似将害多利少”、“将江南一师大部主力调回江北集中”的建议，迅速融入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
9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胜重庆的中共谈判代表团，在通报了华中局上述意见后指出:“我们觉得浙东与皖南部队及党政应全部转移(只留秘密工作者），留一部坚持有被消灭危险。苏南部队如要转移。第一步转移主力，第二步亦全部转移。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此作为一个对国党让步姿态出现。”同日，中共谈判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同意你们及张、饶计划，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9月19日最终形成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即一面调兵进入东北，一面将江南新四军等部撤至江北。从1945年8月10日到9月19日这一个多月，是张云逸一生中最紧张的时期之一。如果说从8月12日开始，中共中央把新四军的战略重点从同时夺取津浦铁路徐州至浦口段和沪宁杭地区，转变为只发展巩固江北的基本阵地，是一项英明和正确的战略决策，那么张云逸等此后提出从江南调两个旅至江北，组织第七师主力的转移，则是对这一战略决策的进一步完善。如果说从“夹江配合”到“向南防御”，是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特别是国共和谈情况所进行的艰苦探索的结果，那么这一结果也包含了张云逸等对浙东、皖南、苏南和皖中新四军前途的担优。
张云逸等根据全国形势变化所提出的“江南主力分散各地，似将害多利少”，“将江南一师大部主力调回江北集中”的建议，对中共中央最后定下“向南防御”决心，进而将江南新四军和第七师主力全部撤至江北的基本阵地，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