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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拐卖是与人类的发展史并存的，一直是一个历代统治者想解决却没能解决的问题，对拐卖人口犯罪的处罚，从秦汉有记录开始，一直至清朝，刑罚总体上在细化，严厉程度在减轻，但买卖同罪一直是明确存在的。
在古代，人口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因此统治者对保护这一资源也是十分的重视，因此在稳定的大一统王朝中，对于人口拐卖一直有着严厉的打击。
对于拐卖人口的打击，早在秦汉时期就有记载，据张家山出土的汉简《二年律令·盗律》记载：只要是拐卖人口，即使是拐卖到手还没有卖出去，也处以车裂之刑；买家明知是拐卖来的人口还进行交易的，买家与卖家同罪。
这里可以看出秦汉时期打击拐卖人口行为的力度，只要有拐卖行为，就会被处以车裂的重罪，就是咱们常说的五马分尸，可见力度之大。
重典因时代而生，也因时代的局限而被限制，即便秦汉时期，对人口拐卖的行为严厉打击，但依旧不能阻止人口拐卖行为的发生。
而且可以说是非常混乱，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有被拐卖的危险，比如汉文帝窦皇后的弟弟，就在年幼时期被拐卖，被转手了十几次一直在做苦力，直到跟主人进京，才根据幼年时的记忆找到自己的姐姐，摆脱了苦海。
而随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家长时间处于动乱，各个割据政权攻伐不断，所以人口拐卖的行为也十分嚣张，政府也无力治理，一些地方官员甚至亲自参与到拐卖人口的犯罪活动当中。
这一混乱的现象，直到下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出现，也就是隋唐时期才被终结。唐朝对人口拐卖的行为，有了进一步的区分，所施以的惩处也不同。
拐卖者以胁迫、强迫、诱骗等手段，被拐卖者不知情或不情愿的，被称为略卖。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犯罪，如果被拐者被卖为奴仆，则拐卖者会被处以绞刑；如果被卖为妻妾或子孙，则拐卖者罪减一等。
被拐卖者知情，情愿被卖的，被称为和卖，但这种情况依旧是不合法的，只是在判刑时，拐卖者会罪减一等；同样拐卖到手还未转卖的，不论是略卖还是和卖，也是罪减一等。
除了刑罚依旧十分严苛，且进行细化外，唐朝在执行上也是非常有力度的。每当地方发生旱灾洪灾蝗灾等天灾后，拐卖人口行为开始出现之时，中央就会派御史大夫到地方巡查，打击拐卖者的同时，用官银将被拐卖者赎回。
宋朝时期人口拐卖行为十分猖獗，拐骗的手段也开始变得多样，惩处手段基本研习唐律，同时也进行了补充，比如团伙作案的头目处于死刑，从犯罪减一等；为拐卖团伙提供场地的房主，按盗窃罪论处。
元朝在继承前朝律法的同时，对其中规定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大元律》对整个拐卖中参与的拐卖者，收买者，中介等罪行都进行了划分。比如拐良人为奴仆者，拐一人杖170并流放，拐两人以上者死刑，从犯罪减一等，中介罪减二等。
到了明朝时期，《大明律》对拐卖人口罪行的规定也基本延续了前朝，但处罚方式死刑减少，基本上是杖刑＋充军的结合。只要是参与拐卖人口，就会被判处充军，只不过视情节轻重，充军的地点会有所变化。
清朝对拐卖人口罪的规定，同样延续了《大明律》，当然也做出了进一步的改进，注重解救被拐者，让被拐者与家人相聚，加重了买主和知情不报者的处罚。
其实整个古代对拐卖人口罪行的处罚，处在一个继承前朝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时间越靠前刑罚越重，这与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能力有关，也可以说是乱世用重典。不论什么时候打击人口贩卖都是执政者的重中之重，这是从古至今的一个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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