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周武帝掌权后曾7次举办佛道辩论，道教一次都没赢。“一怒之下”下诏令，焚毁经文溶解神像，迫使100多万僧道还俗，寺庙土地及财产收归国有。
佛教无疑是在中国最为兴盛的外来宗教。伴随着其本土化的进程，国内佛教衍生出了不同的宗派，且与印度本土佛教之间已经存在较大差异。
且不同于东南亚、西亚许多国家的是，中国并没有出现宗教治国的情况，即便是鼎盛之时，佛教也无法左右皇权。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南北朝时期的多次灭佛运动是脱离不开的，佛教称之为“三武一宗法难”。其中，北周武帝算是最狠的一个，因为他不仅灭佛，就连道教都遭了殃。
一、佛教极盛，僧众数百万
东晋以后，佛教在中原大地上大盛，佛寺和僧尼数量激增，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不仅打压了本土的道教，还隐隐有与儒学分庭抗礼之势。
佛教的兴盛与社会环境是紧密相连的。西晋开国没多久便陷入“八王之乱”中，东晋更是始终孱弱，几乎是被周边游牧民族压着打。
游牧民族对中原的侵扰愈加频繁，部分北方的土地为游牧民族所占，中原王朝同游牧民族之间的战火数百年未曾熄灭。
由此，中国进入了持续三百余年的南北战争，短短时间内游牧民族建立十六国。
各民族之间的倾轧，野心家们的权力争夺，让底层百姓困苦不堪。
他们无力改变社会大环境，只得寻求心灵上的寄托。佛教的教义在这种时候契合了人们生活的苦难，让人们短暂地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另一方面，连年战乱的背后意味着统治者对境内人民的大力盘剥。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赋税徭役成为压倒人民的大山。
为逃离过于苛刻的税、役，许多人选择遁入不用纳税，不会被征调为士兵的空门。
北魏末年，即便在当年太武帝已经以血腥手段灭过一次佛门的背景下，全国佛寺竟达到了3万之多，僧、尼人数达到了两百万之巨，占总人口十六分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其实有两种选择。
其一，佞佛。
南北朝时期出了许多佞佛的君主，他们大多本身倒不是那么信奉和尊崇佛教，但需要借助已经十分庞大的佛教势力巩固自己的政权，同时不断“愚民”，让民众活在虚无的信仰之中，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奉献。
佞佛的典型代表就是北齐和南梁。
在这两朝，佛教的兴盛与皇权既相辅相成，又互为犄角。二者既合力盘剥中层、底层百姓，不断为自身创造利益；又十分注重相互之间的权力倾轧。
总的来看，因为佞佛的时间不算太长，皇权的威严还在佛教神权之上。
第二种选择，灭佛。
灭佛倒不一定是要杀死全部的僧众，但一定要用皇权狠狠削弱佛教的影响力。
在民众信佛者甚众的情况下，灭佛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控制得好是为皇权添砖加瓦，控制得不好就会大大动摇政权的稳定性。
北周武帝显然是一个对自己的执政能力和影响力很有信心的皇帝，所以他选择了第二条路。
当然，这也与彼时的社会环境分不开——北周灭北齐后，境内人口在三千万左右，佛教徒则有三百万，占据了其中的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的人不纳税，由剩余十分之九的人养着，十分之九的人还要养军队和皇族，那非佛门之人的生活会有多困苦？
思量再三，宇文邕还是觉得：灭佛更加经济实惠。
二、佛道论辩，慧远咒武帝
武帝之所以要灭佛，除了当时佛教人数已然太多，从国家机器的角度必须予以控制之外，或许还有一点私人恩怨在。
北周建立初期，掌控大权的并非皇帝宇文觉，而是其堂兄、西魏权臣宇文泰的侄儿宇文护。
为找到一个方便控制的皇帝，宇文护接连毒死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两任皇帝，改立宇文邕为帝。
毒死两任皇帝的权臣当道，即便是宇文邕也要避其锋芒。而宇文护是一个非常推崇佛道的人，武帝在表面上也表现出对佛教的极力尊崇。
从后来他对佛教的态度来看，这或许只是明哲保身之举。
武帝天和二年（公元567年），一名叫做卫元嵩的人上书，建议武帝灭佛。
有意思的是，卫元嵩本人幼年曾经出家为僧，但他对佛教并非绝对拥护，而是在不断了解的过程中产生了改革佛教的想法。
正所谓“不破不立”，他上书称“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倡导将佛道融于世俗之中，而不是设立寺院专为供奉。
或许武帝灭佛的决心在此时就下定了，因为从次年开始，他便热衷于举办儒释道辩论。
但这才是他登基的第二年，他还没有办法对付自己那个专横跋扈的哥哥宇文护。五年之后，武帝诛杀宇文护，将大全收归己有，便立刻开始着手灭佛。
在屡次辩论中，武帝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对儒家的尊重，和对佛教的打压。零六在下旨时就会将儒家放到前面，将佛教放到后面。
公元573年十二月，亲政的武帝再次召集三门辩论，明确提出“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
此次论辩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武帝的目的，但为了更加师出有名，武帝于公元574年五月十六再次召集佛、道两家于太极殿辩论二教优劣。
这次论辩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因为佛教中出了一个辩论高手——慧远（也作智炫）。
此人口舌颇为伶俐，在武帝明确批判佛教铺张浪费之后，大多数僧人已经明白皇上的意思，只是默默不语或俯首哭泣，唯有慧远出列。
他先是巧言辩败道士张宾，又开始直接与武帝论辩。
据《广弘明集》记载，此人颇擅诡辩之道。
面对武帝提出的“心中有佛，不必跪拜佛像”的观点，他反驳道“俗人需要借助佛像作为媒介感悟真佛”，并类比到三皇之前，没有文字的人不知道仁义礼智信。
当武帝又提出“佛教乃外国之法”的时候，慧远上溯西周，说孔子的儒学源自鲁国，对于秦晋之地来说也是外国之法。
武帝驳斥道，鲁地和秦晋都归于王化，不同于佛教外邦。谁知慧远竟说，“中华在印度轮王的王化之下”。
慧远的口舌的确了得，但他敢在一国皇帝之前说出这样大不敬，甚至将中华之地归于印度轮王“王化”之下，足以见当时佛教势力已经扩张到何种程度。
武帝本不是擅口舌之争的人，或许也觉得此人谬论之深不足与为辩，便经常不答慧远的话。
这被慧远当作自己占上风的表现，他开始出言威胁武帝，称若武帝要没佛，就会进入阿鼻地狱！
武帝再好的涵养也被耗尽了，他怒斥道：“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
皇帝的话都说到这个程度，慧远却还在继续诅咒。他诅咒臣民会和武帝一起下地狱，还诅咒武帝会全身溃烂而死，在地狱受刑等等。
武帝很快解散了这次佛道辩论大会。与其说是“帝理屈”，不如说是武帝本就是个做大于说的人，而且再开下去，慧远未必能够保住自己的小命。
《论语》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武帝接下来用实际行动，破除了所谓的“诅咒”。
三、灭而不杀，佛教从此颓
宇文邕之所以被尊为“武”，就是因为他在军事上有相当不小的成就。
军事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考量，武帝对外扩张需要足够的士兵，也需要足够的挑夫和足够的粮食。这是武帝之所以灭佛的根本。
不知是为彰显自己的公正，还是因为道教在此前论辩中输给了佛教，让武帝很不爽，他下令灭佛的时候，连道教一起捎带上了。
公元574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论辩的第二天，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武帝也践行了他自己的诺言，即灭佛并非为一己私利：
- 他将查抄的钱财都散给了臣下，将原本的寺庙道观赐给王公，原属于寺庙的大片土地归还于民。
三年后他灭掉北齐后，又亲临北齐邺宫，召集僧众宣布废佛。
两次灭佛总共减掉了三百万僧众，这些人中强壮者成为军士，普通人则回归种地。税赋来源大大增加，国家经济有了较大的提升。
之所以称武帝这次行动为“灭佛”，而非“灭佛道”，是因为道教真的是被顺上的。
武帝对佛教的打压，对儒家的尊崇，实际上有一点宣扬“文化自信”的意思。他主要针对的不是本土的文化和宗教，而是外来的。下诏灭佛、道十天之后，他就特赦了道教。
相比于北魏太武帝和后世的唐武宗，北周武帝的灭佛是比较温和的，太武帝灭佛时对沙门大开杀戒，其中其实是有对笃信佛教的太子拓跋晃的警告之意在的。
但是由于过于激烈的灭佛，事后他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悔恨，从而诛杀了当初建议灭佛的辅政大臣崔浩九族。
唐武宗灭佛始于流言。
当时有传言说藩镇有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当即在长安城中打死僧人三百余。此后不久便开始拆除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
至会昌五年，全国上下仅东西二都可留两座寺院，各节度使治所可留一座，每座寺院中可留30人，其余全部拆除。
相比于其他两个以“武”为号的皇帝，周武帝没有屠杀的灭佛运动不可谓不平静。
更何况，他在此前已经做了足够的舆论宣传准备——经常找三家辩论，并明显表现出偏袒之意便是为此。也只有慧远那样的愣头青，会在关键的节骨眼上不要命地冲撞皇帝。
温和不意味着效果不好。太武帝灭佛后佛门再次兴盛，甚至达到了比他灭佛之前势力更大的程度。
但是，周武帝灭佛之后，此后中原大地上佛教人数再未曾达到百万之数。北周的三百万僧尼，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僧众人数之最。
从政治上来讲，周武帝灭佛也是相当成功的。当时便有人称赞其为：“帝独运远略罢之，强国富民之上策”。
僧众还俗带来的大量人口使得北周国富兵强，为其灭北齐，乃至后来一统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周武帝在灭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很具有独特性。他不是因个人好恶灭佛，也不是因权力斗争灭佛，而纯粹是为国家需要而灭佛。
单从这一点上来讲，宇文邕就是一个好皇帝。
更何况，他在灭佛期间只毁典籍、佛像而不杀人，没有彻底否定佛教的教义而只是宣称“心中有佛，无需拜佛”，这些都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非有无与伦比的信心和雄才大略，不足以做到如此。
武帝在位期间，百姓生活安定，北周政治清明，国势强盛。
这样的一个皇帝，又怎会因为一介僧人的诅咒而下地狱呢？当然，北周武帝本身不信佛，他本就不在意所谓“地狱”之说。
百姓生活安定，不受战乱之苦的情况下，原本就不需要通过信仰宗教逃避正常的税赋，和为自己的困苦找到心灵寄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慧远论辩时武帝所说的“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他也真实做到了。
参考文献
《广弘明集》
《南齐书》
《周书》